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仇鹿鸣在课堂上 本文图片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大学 “曹操究竟是英雄还是奸雄？讲三国，好像难免讨论这个问题，”讲台之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仇鹿鸣说：“我想提醒大家，我们这堂课不做人物评价，而是要通过分析史料，理解曹操不同的
郭女王
三国中迷住曹式两兄弟的美人，竟也未能善终，难道真是红颜薄命？
三国乱世里，蜀汉五虎上将之一，勇猛非凡且刚毅果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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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灭亡之后 东吴是怎么坚持十七年之久的
李广墓前一副对联34字，却道尽一生荣辱，专家感叹：只有他配得上
诸葛亮未能兴复汉室，是否愧对刘备父子？
司马懿为什么在曹操死了30年才敢造反呢？
楚王韩信，可信还是不可信？
三国赤壁一战，是什么原因让曹魏在很长时间不能组织大规模南征？
三国演义里眼泪最多的刘备，到底是真仁义还是假道德？句句诛心啊
公平对决，赵云在张飞手下能撑几个回合？你看刘备诸葛亮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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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文武双全，在北方地区打败那么多乱世枭雄，靠的究竟是什么？
三国中有4大“汉贼”，都是谁，他们最终下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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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东汉战争：刘秀脱离更始帝，扫平河北流寇，争夺天下
汉武帝“巫蛊事件”死了多少人？
官渡之战，袁绍输得憋屈，全拜这二人所赐
蜀汉仅刘备刘禅两位皇帝就灭亡，而东吴却延续好几代，他们都是谁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仇鹿鸣在课堂上 本文图片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大学
“曹操究竟是英雄还是奸雄？讲三国，好像难免讨论这个问题，”讲台之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仇鹿鸣说：“我想提醒大家，我们这堂课不做人物评价，而是要通过分析史料，理解曹操不同的形象从何而来”。
“我不太想做‘演讲式’的课堂。”课上，他既不讲故事，也不抖“包袱”，还会果断劝退期待在课上听到三国轶事的同学，因为三国的故事经过《三国演义》的演绎早已家喻户晓，但文学与史实迥然有别，所以这门课上要做的就是“真正进入文本、精读史料”。
对当代年轻人而言，阅读史书绝非轻松事。“教学的本质不是愉悦学生，让大家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一点压力和‘痛苦’，这也是我和脱口秀演员的根本区别。谈到现在网上流传很多二手、三手、甚至N手的快餐式阅读材料，仇鹿鸣有些哭笑不得，“类似《极简中国史》这类通俗读物，已经不太适合大学生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阅读，更何况时下‘几分钟读完一本书’帖子、分享、视频等。”
课程设计上，他以陈寿的《三国志》为基础，辅以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的注释，通过比较不同记载的源流与可信度，带领学生打开三国史的大门。课堂上他既对文言文本身进行解释与疏通，还会信手拈来各种史料例证，分析当时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听者一不留神就会错失不少“干货”。
比如讲到“吕伯奢之死”时，仇鹿鸣根据裴注引录王沈《魏书》《魏晋世语》和孙盛《杂记》中的不同记载，还原了一个“罗生门”式的故事，并介绍几种史料的作者及撰述立场。
“不同史书的编纂者是谁？他们各自有怎样的立场？为何对曹操有如此不同的刻画？”提问掷地有声，全场陷入沉思之时，他又悠悠开口，“我们要从不同层面分析史料的信度，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中，寻找接近历史真实道路……”或许这门课不够“有趣”，但无疑足够“专注”——专注的老师、专注的阅读、专注于文本。
仇鹿鸣把每堂课的教学内容都排得紧锣密鼓。多年来，他始终要求自己讲满整整十五周，周周为学生奉上一场学术盛宴。而每堂课毕，仿佛约定好一般，课堂总会响起真挚的掌声。
重视阅读是复旦文科教育的传统。“课堂之外，我们的学生们应该做什么？理科要做习题，工科要做实验，文科就要阅读。这是最最基础的一件事。”仇鹿鸣说。
2008年，仇鹿鸣毕业后留校任教，专注于中古史的研究，也是那时起，他在任重书院组织以原典为中心的阅读兴趣小组。阅读小组是纯自发的，同学们自愿参加，仇鹿鸣领着大家读书，“当时读的就是《三国志》”。这个小组，一开便是10年。
2017年，在学校通识教育中心的邀请和支持下，仇鹿鸣正式开设“《三国志》导读”课程。2021年，他将课程名调整为“《三国志》与三国史”，学分由2学分升至3学分，一来更为突出了史学特质，二来提高了对学生阅读原典的要求。
要求学生读原典，仇鹿鸣认为不能停留于一句简单而空泛的要求，而要通过各种方法带领学生学会“专业地阅读”，为此，他“把阅读的要求做细了”，分解到各个教学环节之中。
如此种种，都源于仇鹿鸣的教学理念——“不能让文科学习止步于课堂听讲，不能使讨论成为口才的评比和纯粹的表演，而要让讨论课成为阅读的延伸。”
在他看来，真正有意义的讨论课，就要展示大家“求知、笨拙甚至不甚理解的那种状态”。
实际上，面对每年七八十位史学基础参差不齐的学生，仇鹿鸣在这门通识核心课上所投入的精力，远超他为历史学系同学们开设的专业课。“通识课的本质还是专业课，不意味着降低要求，应该在大一大二的阶段就帮助学生建立起良好的学术习惯。”
他认为，恰恰面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这门课更能展现人文学科的价值，这无关理想主义、人生智慧之类的“大词”，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思维方式。
比如讲曹操的这堂课上，仇鹿鸣把课程的主题定为“曹操的三张面孔”。“之所以说‘三张面孔’，是因为现存史料里中的曹操，根据撰述者的不同背景，起码可以剥离出三个不同的曹操形象：吴国人写的《曹瞒传》、曹操的自述（《让县自明本志令》）、曹魏本国的国史王沈《魏书》。由于史源的不同，这些记载的可信度各有多少？”
分析史料、提出疑问、尝试批判——这是学生雷明昊印象较深的学习方法。“仇老师说，史学研究的起点是一件事情要至少要有两个分歧的记载，这样才能在质疑其中一种记载时有依据，否则只能停留在怀疑，无法进一步分析真伪。”
“平时我读史书时，更多是按刻板印象读故事。”学生王学臻之前以为袁绍是因眼光短浅才不采纳谋士“挟天子”的建议，但课上仇老师引《三国志》裴注中《献帝春秋》等史料，指出袁绍其实另有所图，欲另立幽州牧刘虞为帝，这给了他很大启发。
在资讯爆炸的当下，面对纷繁复杂甚至相互抵牾的信息，到底如何辨别判断？这考验着每一个个体。仇鹿鸣希望这种分析材料的能力，不仅局限于课堂，也能延伸到同学们的日常生活中去。
正如他去年结课时为同学们的赠言：史学研究本身不提供“正确”的答案，但追求在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相对“准确”的历史事实，这种运用理性的自觉与辨析材料的方法，或许是修读一门史学通识核心课程对非史学专业同学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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