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北伐：一场复仇之战，毁掉30年盛世

刘宋第三任皇帝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继承并拓展其父刘裕制定的一系列富民兴国政策，创造了长达近30年的盛世——“元嘉之治”。史载“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国内一派欣欣向荣、太平盛世景象。

但这样一幅国泰民安的盛世之治，却因为一场由宋文帝刘义隆发起的“复仇之战”而终结，一场战争将刘宋王朝推进了民不聊生的泥潭，刘宋自此由盛转衰，国力大损，内讧不断，皇位更迭频繁，内忧外患中被权臣萧道成抓住机会，篡宋建齐，刘宋王朝灭亡。

这场影响刘宋王朝命运转折的复仇之战，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第二次元嘉北伐。

一次主动发起的北伐战争，为何反将自身推向了衰亡之路？让我们拔开历史的迷雾，探寻究竟。

1．起因：一个纸上谈兵的错误决策

南北朝对峙局面形成后，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励精图治，国力快速恢复。但天不假年，一代雄主刘裕在位不到三年，就于422年病逝。其子宋少帝刘义符即位后，嬉戏无度，昏庸怠政。一直对南朝虎视眈眈的北魏，趁机发兵，于423年攻占了刘宋的洛阳、虎牢、滑台等河南之地，致使刘宋北部防线南移。

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等顾命大臣废掉刘义符后，拥立刘裕第三子刘义隆即位，是为宋文帝。

宋文帝是位治世能君，在位期间，革弊政，劝农桑，减赋税，政治清明，国泰民安，创造了刘宋王朝30年盛世——元嘉之治。

虽然国内形势一片大好，但好大喜功的刘义隆始终有一块心病：少帝时期被北魏趁火打劫抢占的河南之地，一直没有收复。

收复河南之地对刘义隆来说具有多重意义：一是能保持老爹刘裕打下的江山完整无缺；二是刘宋的北部防线能向北拓展，增强边境缓冲地带；三是借机报第一次北伐失败之仇，建功扬名，进一步树立自己的威望——毕竟，他的皇位来路不正，能把先帝丢掉的土地夺回来，无疑是对自己代兄执政合理化的有力证明。

为此，即位不久，宋文帝在清除了擅杀其兄、前少帝刘义符的徐羡之、傅亮、谢晦等权臣后，就于公元430年发动了对北魏的第一次北伐。

由于宋文帝用人不善，主将到彦之指挥不当，北魏军采取雨季主动撤离、冬季大举反功的策略，大败刘宋10万大军，第一次北伐无果而终。

虽然首次北伐完全落败，但宋文帝并不甘心。此后20年间，他励精图治，恢复国力，图谋再举。

公元450年四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率10万大军，以狩猎为名，南侵刘宋汝南郡，刘宋将士奋力迎战，死守重镇悬瓠，北魏围城42天无法攻破，无奈撤兵。

击退魏兵后，宋文帝雄心再发，很快就召集群臣，商议借机反攻，北伐收取河南失地。

此时的北魏，在太武帝拓跋焘的治理下，对外开疆拓土，已经征服了柔然、北燕、北凉、胡夏等国，统一了北方，国力强盛，兵强马壮。

因此，对宋文帝的北伐建议，沈庆之、刘康祖、萧思话等大将以及太子刘劭大多数朝臣都都极力劝阻。只有王玄谟、徐湛之、江湛、袁淑等少数文臣，为迎合宋文帝取得宠信，支持北伐。

特别是彭城太守王玄谟，虽无带兵经验，却喜欢纸上谈兵，揣知文帝心思，屡次鼓动宋文帝北伐。“帝欲经略中原，群臣争献策以迎合取宠。彭城太守王玄谟尤好进言，帝谓侍臣曰：‘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须意。’”（《资治通鉴》）——听听王玄谟所说的话，让人有一种像霍去病征伐匈奴、封狼居胥山的感觉！

御史中丞袁淑也极力迎合文帝：“皇上收复故土，应当前往泰山封禅。我等臣子遇到这千载难逢的机遇，愿意呈上封禅书！”文帝听了大为高兴。

沈庆之等继续劝阻说：“我们是步兵，他们是骑兵，形势上对我们不利。目前我们的军队也不如从前，强行出兵恐怕只会自取其辱！”北伐心切的宋文帝根本听不进去，就让徐湛之、江湛等人与沈庆之辩论。沈庆之说：“耕种要向农夫请教，织布要向织女请教。出征作战和一群纸上谈兵的白面书生谋划，有什么用呢！”

最后，宋文帝力排众议，决定北伐。

2．胜负：一场宋魏综合势力的较量

450年七月，宋文帝正式下诏北伐，调集大兵约20万，兵分三路北伐出击。

但不久，由于东路主力先锋王玄谟刚愎自用，错过攻取滑台良机，滑台三个月没有攻下，十月份黄河结冰后，北魏援军开始渡河反攻，拓跋焘亲率大军40万，号称百万，分兵多路，逼近宋军。

王玄谟惊惶失措，弃军逃跑。主将败逃，宋军大乱，魏军乘势进攻，大败宋军。

魏军继续乘胜南下，一直进逼至建康对岸的瓜步山，与刘宋都城隔长江相望。京城一片恐慌，将王公以下的贵族子弟全部征集入伍，沿江防守。宋文帝登上城墙，忧心忡忡地说：“很少有人同意北伐计划，如今士兵厌战，百姓劳苦，满城怨恨，都是我的错！”

魏军虽然攻至长江，但意识到此时攻灭刘宋并不现实，实现了饮马长江的目标后，将宋文帝羞辱一番，撤兵北归。

刘宋发起的第二次北伐至此失败，而且结束了自元嘉以来的30年盛世，“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资治通鉴》）

刘义隆励精图治30年，一手打造的元嘉之治因为一场北伐走向衰落，未免令人叹息。

但战争是两国综合势力的较量，从当时宋魏两国的形势看，这次北伐失败并不意外，从综合国力、作战能力、指挥水平等多方面分析比较，北魏皆强于刘宋——

综合国力。刘宋承接东晋，建国时间短，家底薄，东晋末年频频平定叛乱，朝廷开支巨大。刘裕、刘义隆父子三十余年精心治理，表面上看百姓生活富足安定，不过是与晋末乱世相比，其国库并不宽裕。

本次北伐前，为了筹措资金，朝廷不得不下令从宗室王公、政府官员甚至普通百姓借钱来用。“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献金帛、杂物以助国用。”“有司又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民家赀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并四分借一，事息即还。”（《资治通鉴》）——连僧尼都得借钱供朝廷北伐军需。

而北魏此时已经建国70余年，统一北方后，由游牧民族转向自耕农经济，农牧业生产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他们在对外作战中，主要以抢掠当地粮食、牲畜为口粮。连年征战，胜多败少，掠夺了大量人口、财物。充足的粮食、资金为北魏作战提供了物质基础。

另外，冷兵器时代，人口和兵源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据相关资料记载，拓跋焘时期，北魏人口约3000万，而刘宋第二次北伐前，全国人口约2000万，不足北魏人口的七成。北伐前，刘宋朝廷因为兵力不足，临时发动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百姓每户按三个壮丁出一人、五个壮丁出两人的比例征召兵源。

作战能力。本次北伐前，刘宋只在20年前进行过一次北伐。其后再没有进行过大规模战争，朝廷治理内政，百姓安居乐业，几十年不动兵戈，将士缺乏作战经验，普遍厌战，导致战斗力差。同时，刘宋兵力以步兵为主，与骑兵作战，劣势更大。北伐前，大将沈庆之就曾上谏：“我步彼骑，其势不敌。”（《资治通鉴》）

反观北魏，主要以骑兵为主，几十年来征柔然、平胡夏，伐北燕、攻北凉，连年征战，将士战斗经验丰富，作战能力较强。北魏还善于在战争中大量掳掠外族人口，充实兵源，并在战场上令外族士兵充当先锋，鲜卑骑兵押后督阵，如前锋战士畏战，鲜卑骑兵即以座骑踩踏，逼其猛攻。

指挥能力。宋文帝是守成之君，虽然开辟元嘉之治，但军事能力较差，每次作战前，都是严格按照提前定好的作战计划，由他本人在后方下达指令，将领没有随机应变的权利。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往往贻误战机。“上每命将出师，常授以成律，交战日时，亦待中诏，是以将帅趑趄，莫敢自决。”（《资治通鉴》）

相比之下，北魏拓跋焘不仅身经百战，是个杰出的军事家，而且亲上战场，随时根据战情调整作战策略，掌控作战主动权。本次对战中，拓跋焘先是大兵围攻刘宋彭城、盱眙等城镇，见宋军防守严密，一时难以攻取，立即改变战术，分兵围而不攻，然后率兵直接南下，直抵长江口岸，威胁刘宋都城，给刘宋带来极大恐慌。

另外，宋文帝无人可用、用人不善也直接导致了北伐的失败。北伐前，刘宋第一战将檀道济遭杀害，到彦之、王促德等老将去世，导致大将匮乏。沈庆之、刘康祖等大将因反对北伐而不受重用，反而重用没有统兵经验的王玄谟为主将。本次北伐，正是王玄谟的自以为是，贻误了攻城战机，被北魏打了反击战。

3．影响：刘宋由盛而衰走向衰亡之路

一场志在收复失土的复仇战，不但没有收复寸土，反而被北魏大举反击，给刘宋朝廷带来了深远影响。

民不聊生，由盛转衰。魏军北归途中，为报复刘宋军队的抵抗，大肆抢夺人口财物、焚毁房屋，所到之处，劫掠一空，给刘宋百姓几乎带来了灭顶之灾。

史载：“焘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略不可称计，而其士马死伤过半，国人并尤之”。（《宋书》）“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槃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馀，春燕归，巢于林木。”（《资治通鉴》）——魏军经过之地，青壮年遭屠杀，魏军甚至用长枪挑着婴儿跳舞作乐。烧杀抢掠，焚毁房屋，连春天燕子归来都没有房子筑巢了。萧条之象，可见一斑。持续30年的“元嘉之治”至此转衰。

骨肉相残，走向衰亡。这次北伐，还给刘宋朝廷埋下矛盾隐患，开启了刘宋王朝皇室互相残杀、滥杀朝臣的恶劣先例。

拓跋焘兵临长江后，宋文帝、江夏王刘义恭、武陵王刘骏和太子刘劭等人，担心曾因谋反被贬职的彭城王刘义康借机叛乱，就上表文帝，将刘义康杀害。

战争结束后，太子刘劭等人又上表请求追究王玄谟、徐湛之、江湛等人的责任，但宋文帝却说：“北伐是我的意思，他们只是没有反对而已。最后只是将王玄谟、萧斌等临阵逃跑的大将免职，其他人并未追究。

刘劭从此与徐湛之、江湛等结下怨恨，并对文帝心怀不满。后来，刘劭伙同其弟刘濬等人巫蛊宋文帝，事泄后，宋文帝欲废掉太子，刘劭就召集亲信，乘其不备，将宋文帝以及徐湛之、江湛等杀死，并嫁祸徐湛之、江湛，然后即位称帝。

武陵王刘骏随即起兵讨伐刘劭，并获得各方军镇的支持，两个月后刘骏攻进京城，诛杀刘劭及刘濬，自己即皇帝位，是为刘宋孝武帝。孝武帝末年，担心太子刘子业皇位受到威胁，又大杀宗室。此后，刘宋皇室宗亲就在互相残杀、内斗中不但更替，直至479年末帝刘准被迫禅位于权臣萧道成。

（参考史料：《资治通鉴》《宋书》《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