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明：关于曹操同志的评价问题

毛宗岗批点本《三国演义》

相对于嘉靖壬午本，毛宗岗父子删除较为明显的部分共有四处：一、荀彧写给曹操告知袁绍袭取许昌的来信，二、荀彧对曹操和袁绍优弱的分析，三、吕布与刘备在小沛城前的对谈及吕布与袁术的勾连，四、对夏侯惇颂赞的诗句。

其中删去往来信件是毛氏父子的一贯作风，目的在于减免公文式的匠气，使读者能够更为畅快地了解情节和人物。荀彧对曹操的分析与前文郭嘉对曹操的分析类同，删除是避免事件的重复。

吕布与刘备的一番对谈中，刘备将责任推诿于天子，不但毫无说服力而且显得毫无担当，吕布重新勾连袁术虽然却是史实，但《三国志演义》中的这段描绘却令袁术极度傲慢、吕布极为屈服，削弱了前文中我行我素的英雄形象，删除这一段情节是为了保证人物形象的一惯性。删掉对夏侯惇的颂赞则是为了减免本书中的平话气，使之更接近于文人小说。

按：夏侯惇在从征吕布时为流矢所中，伤及左目，此为《三国志》的明文记载。《魏略》则说：彼时其与夏侯渊共同领军，军中为了区分二人，称夏侯惇为“盲夏侯”，所以每至照镜之时，夏侯惇都异常忿懑，甚至几次将镜子推到地上。这个形象确乎缺乏了一些慷慨豪侠的气度，却十分符合人情。

何况，从历史记载来看，夏侯惇知书重礼，又喜欢音乐和倡优，大概是一名儒将形象。尽管史书中也写及他年少时因为有人侮辱自己的老师而杀掉对方，最多只说明他年少时的轻狂和戾气，并不能证明他的勇敢。

从现有资料来看，他的“拔矢啖睛”一事是出自《三国志平话》的——

吕布发箭，正中夏侯惇左眼。夏侯惇落马拔箭。夏侯：“父精母血，不可弃之。”其目睛，一口啖之，上马再战。

京剧夏侯惇脸谱

（按：文中所引《三国志平话》皆按元至治间新安虞氏刊本，此处引文不通，“夏侯”二字后、“其目睛”三次前疑有脱文）

这是当时平话讲说英雄之辈的路数，《说文解字》释“英”字为“艹荣而不实者”，即花之美而盛者，“雄”为“鸟父也”，即雄鸟，故“英雄”即不同凡品者，亦即超出凡人极限的人物，能为人之不能为、忍人之不能忍。

为君中箭是其忠，自拔其箭是其忍，重视父精母血是其孝，啖其睛是其狠，上马再战是其勇。短短二十八字，而令忠孝忍勇的名将气节全出。

《三国志演义》沿用了这种刻画，但将射箭者由吕布改为曹性，目的是让夏侯惇即刻报仇，“不赶高顺，只取曹性，一枪搠透面门，死于马下”，更见其血气。如此一气呵成，在文章结尾处塑造出一位孤胆英雄，因而付之以一篇颂赞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然则这种逻辑自始至终是只针对平话作品而言的，对于文人小说来说，书中塑造的夏侯惇形象与其说是勇敢，不如说是狠戾。故李卓吾批评道：“此勇者之常事，亦武夫之小节，史官津津道之，陋矣。”

年画夏侯惇、夏侯渊

毛宗岗父子亦不免揶揄道：“惇此时面上一眼，腹中一眼；一眼外观，一眼内视。己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矣。”又作定评说：“若夏侯惇拔矢啖晴，不过一武夫之能，未足多也。”故而删去文末的颂赞，也便不难理解了。

比较令人意外的是毛氏父子保留了郭嘉对曹操与袁绍“十胜十败”的分析，按道理来说，此节与前文中的战张绣和后文中的战吕布是毫无关系的，根本没有保留的必要。

但我们不能将毛氏父子的全篇收录理解为出于篇幅上的考虑，毕竟在此段文章中毛宗岗父子近乎逐句批评，并在回前定下按语：“郭嘉论袁、曹优劣，破曹之疑，不减淮阴侯登坛数语”、“‘十胜十败’其言皆确，吾独于‘仁胜’、‘德胜’则有辩焉。”

算得上是对这一番评价高度重视且高度赞誉的，其在文中对“十胜十败”的夹批则可以理解为氏父子对曹操的一种定见。按：“十胜十败”之说本诸《傅子》，《三国志演义》据以抄录，毛宗岗父子亦只是做了个别字句上的调整，使之更适合于当时的读者阅读。

所谓“十胜”，其一是：“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

这里体现的自然是曹操和袁绍在人物作风上的差别。《曹瞒传》说曹操这个人没什么架子，平时穿着普通人所穿的短袖单衫，就算接见宾客的时候也偶尔会戴着非常简单的帽子，跟人谈论时也多说笑话，欢悦大笑时甚至把头低到饭桌，经常被饭菜弄脏自己的餐巾。

袁绍则特别在乎礼法和虚名，所以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后，袁绍的反应竟然是计较自己的官位不如曹操：“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所以曹操听说后便自居丞相，而将更高地位的大将军赋予袁绍。

官渡之战后，曾经劝阻发动官渡之战而入狱的田丰对人说：“如果大军得胜，我一定会无罪释放，但现在大军失败，我必死无疑。”果然袁绍以“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的理由杀掉了田丰。

连环画《曹孟德官渡破袁绍》

不过，务须注意到的是，曹操与袁绍的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不只是两人个性上的差别，也是两人对门阀态度的不同。

按：西汉时期的官员选拔制度主要有四种：任子制、征召制、察举制和赀选制，东汉则集中于征召制和察举制二者之中。

其中征召制重视的是人才在社会上的名誉，于是人物品评应运而生；察举制亦在东汉已经发生异变，凡应察举之科者须试章句或章奏，也就是对经学素养有其要求，于是就出现了经书传家的读书做官的世家，如当时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杨彪的家族就是所谓的弘农杨氏，他的曾祖父是以“四知”闻名的杨震，杨震与杨彪的祖父杨秉、父亲杨赐均担任过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这便是典型的“门阀”。

袁绍、袁术所在的汝南袁氏亦属于门阀一流，二者终于在杨彪、袁术一代联姻，杨彪的妻子就是袁术的姐妹，因而在袁术成立仲家帝国后，曹操即试图以“欲图废立”的罪名将杨彪问成“大逆”之罪，屠灭三族，但旋即被孔子的二十世孙孔融劝阻。

连环画《北海救孔融》

对此，曹操曾一度将责任推到皇帝刘协身上，说“此国家之意”，孔融则辩驳说：“假使成王杀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

话中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其一是周公摄政时，大政并不出于周成王姬诵，影射的是所谓“国家之意”其实就是曹操之意；其二是杨彪与曹操便如同周公姬旦与召公姬奭，分别是士族和庶族的领袖，曹操不得以威权打破朝政的平衡。

曹操理解当中的含义后，即行派宫廷秘书长（长史）满宠审查，确定杨彪无罪后释放。然而此事发生的十一年后，曹操即杀害孔融；又过十一年，即杀害杨彪之子杨修，足见终曹操一生都没有走出对门阀抗争的泥淖。

今人将门阀理解为地方豪强，其实是一种偏见，盖豪强亦有士族与庶族之别，只有基于士族的、有政治作为支撑的豪强才够成为门阀的资格。像袁绍一样过分强调礼法的，自然看重门阀，曹操却是将一切豪强都网罗进自身集团内部的。

除了前文中提及的许褚携全家投靠曹操外，“夏侯惇拔矢啖睛”一节提到帮助曹操击退张绣的李通亦是庶族豪强的代表人物，《三国志》记载说他本是通过自身努力在长江、汝河一带闯出名堂的豪侠。

像这样的人物势必是不入袁绍的法眼的，而曹操不但将之欣然收纳，而且提出“唯才是举”的口号，收纳了诸如郭淮、王凌、王旭等毫无背景的普通士人，尽管这些人在曹操生前并没有获得高位，但却使普通的庶族地主看到了出将入相的希望。

故此，对礼法及门阀的重视与否是曹操与袁绍是否得人的关键因素，郭嘉将之列为“十胜”之首，自然是眼光毒辣的。

《曹操·袁绍·黄巾》

其二是：“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毛宗岗父子解释说：“挟天子令诸侯，其名固顺。”

但这只是问题一方面，毕竟在曹操之前，董卓、王允、李傕、郭汜乃至张杨、杨奉无一不想挟天子以令诸侯，最终却都没有成功。

曹操的优胜之处还在于他控制天子的时机正是在刘协返回洛阳的途中，在名义上并非对皇帝的劫持而是救助，此后经由荀彧“首唱义兵”、董昭“兴义兵以诛暴乱”的宣传下，曹操成了迎奉天子、挽救汉朝的正义之士，这便足以获得当时士人的认同，由此曹操才得以代表中央威慑地方诸侯。

其三是：“汉末失政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

其中“汉末”二字照抄《傅子》原文，并不符合当时的情境，盖“末”为衍字。所谓“宽”便是人浮于事、法律及规章不严、一些必要的工作完全找不到人来做，针对这些问题，曹操做出了必要的改革。

《魏武帝集》

仅从现在收录于《魏武帝集》中的令文来看，曹操至少在抑制豪强兼并、禁止结党、追责败军等方面做出过改革，而在给刘协的《陈损益表》中则至少提出过十四项改革措施，只是后文完全佚失，已经不知道详细的内容了，但其严于制度却是不争的事实。

其四是：“绍外宽而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惟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惟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

这是在改革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否是以改革之名行政治斗争之实，其关键就在于其改革的目的是在于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还是在满足自己家族和党徒的需求。

毛宗岗父子举例说：“如袁绍为盟主时，不责袁术之羁粮；而曹操用兵，能奖于禁而责夏侯也。”实则此二事皆为《三国志演义》作者的杜撰，但历史上的曹操执法时确实不避亲眷，故其利用循吏满宠作为首都许县的县长。

曹洪手下的幕僚在许县多次犯法，曹洪写信向满宠求助遭到后者拒绝，等到曹洪向曹操求情后，满宠听到曹操召见的要求时，当即将该幕僚诛杀，曹操因此对其大加赞誉。

其五是：“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得策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

毛宗岗父子说：“此袁、曹第一优劣处”，却没有看到袁绍的多谋少决正是他四世三公的身份带给他的，正因为他的资源多、背景复杂，做事之前势必要考虑到各方面利益的平衡。曹操的资源本身就是通过自身实现的，所以将趋利而动视为惟一的目标。

等到曹操称魏公、建魏国之后，考虑的事情自然增多，因而击溃张鲁后没有趁刘备立足未稳之际攻打蜀郡，故后来的曹操亦与此时的袁绍相同。因此可以认为，曹操此时得以“得策辄行”的重要原因仍然是他的庶族豪强的身份使然，此才是袁、曹第一优劣处。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

其六是：“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之士，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

毛宗岗父子带着拥刘反曹的偏见于此说“未必”，并解释道，“操外虽诚而内实诈，算不得德”。这其实是误读了郭嘉的意思，对于政治家而言，不可能具有内无诡诈的坦荡之心。

非但袁绍逼杀韩馥、猜忌沮授、田丰等，即便如《三国志演义》作者所一贯颂扬的刘备也有暗接纳地方土著夺取州郡、用阴谋之术诛杀杨奉等阴鸷之行，故此种私德实不在郭嘉的讨论之列。其所谓“不为虚美”、“与有功者无吝”云云乃是指赏罚得其平，这是以法治国的必然结果。

其七是：“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

袁绍只解决自己眼前看到的具象问题，曹操却考虑社会的普遍需求，这也是其改革的原因与立场。

《袁绍：庶出的盟主》

其八是：“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

毛宗岗父子说：“绍每疑田丰、沮授，而操深信郭嘉、荀彧是也。”无疑是误读了郭嘉此句，其所表达的乃是袁绍的幕僚陷入党争。

袁绍手下幕僚共可划分成三种利益集团：一是随袁绍离开洛阳的功勋旧部，如许攸、逢纪、淳于琼等；二是颍川士人集体，如辛评、辛毗、郭图等；三是冀州土著，如沮授、田丰、崔琰等。

特别是冀州土著与颍川士人之争是导致袁绍势力分崩离析的关键，但这也同时也是一切地方政权难以避免的，如蜀汉有荆襄士人集团与巴蜀土著之争，东吴有淮泗将领集团与江南土著之争，而曹操则以中央丞相的身份淡化了其政府的地方性，对于曹操而言，更主要的是服务于中央的官僚与服务于曹操的幕僚之间的斗争，这可以简化为非此即彼的权力之争，前文提及的杨彪入狱与后文中即将提到的董承之死都是如此。

但这种斗争是为了捍卫曹操的权力，而非袁绍的幕僚们一样借制定政策满足各自利益集团的需求。

其九则说：“绍是非不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

此是指曹操整顿风俗，前已言之东汉门阀本质是读书做官世家，特别是东汉时已经形成了专门讲说经学的风气。桓谭《新论》说：“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经学的复杂化，使得国家和社会思想的阐述权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学者手中，这于集权统治是不利的。

《袁绍新传》

何况由于佛、道两家在汉末的发展，社会风气也变得随意与轻佻。故曹操力行文治，就是要将对社会道德和社会价值的阐释权重新抓在自己的手里，此时尚在肇始阶段。建安十年（205年）九月曹操下《整齐风俗令》，并以建安十三年（208年）杀害孔融为其夺取社会话语的完成。

其十是：“绍好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

有领兵作战的能力对于统帅人物来说自然是天然上的优势，在战争时代尤为重要，这自是不待多言的了。

毛宗岗父子总结说：“上文只说操之十胜，而绍之十败已举于中。” 总结来看，郭嘉所谓“十胜十败”其实只有五点：

叶雄绘中埋伏袁绍惨败

（一）曹操的庶族豪强身份使其政策具有灵活性，对士人和庶族豪强加入其集团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其在政治上名正言顺；（三）曹操致力于社会改革，并通过建立法治、保障公平重塑社会风气；（四）消除了地方豪强对于政策的主导和对政治的威胁；（五）曹操个人质素要高于袁绍。

但这五点只是相较于与之能争天下的袁绍而言，相对于其他人物诸如张绣、贾诩一流，张绣固然信任贾诩，贾诩也能够做出正确的决断、懂得如何用兵，但在其他的方向如身后的资源、政治的手腕、对人才的掌控等诸多领域与曹操的差距仍然不可以道里计。故曹操实在是当时社会中最优人物，其能率先建立魏国，并最终使子孙代汉自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