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之战：吴三桂的立场，改变了3个王朝的历史和2个民族的命运

这一年，大明朝是崇祯十七年，满清是顺治元年，大顺政权是永昌元年，三个互相敌对的政权，从此开始了逐鹿中原的战争。其中，决定三方命运的战役，非“山海关之战”莫属。

摄政王多尔衮率满清八旗与原明朝总兵吴三桂合兵一处，在山海关附近击败刚刚称帝建国的李自成大顺军。此战的胜利，开启了满清入主中原的序幕，间接改变了三个王朝的历史和两个民族的命运。

在诸多描写吴三桂的书籍和影视剧中，如：《鹿鼎记》、《康熙王朝》、《明末风云》等，都把吴三桂塑造成一个反复无常、罔顾民族大义的败类形象。在这里是非曲折不做过多评价，只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真实的历史进程。

明帝国的分崩离析和大顺政权的建立

顾炎武《日知录》：“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谓之亡天下”。

在汉族官绅看来，靠农民起义夺权成功的大顺政权取代腐朽的明王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宗室皇亲、世袭勋贵等残余势力的挣扎图存，同一般官绅百姓的关系不大；而满洲外族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袵”的亡天下了。

事实上，自1643年陕边总督孙传庭部明军主力被李自成大顺军全歼以后，大多数明朝官绅的政治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们的主流意识认为明亡顺兴是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为了搏个从龙之功他们纷纷归顺大顺政权，也可以说是形势所迫的随大流。

总之，在大顺军被满清和吴三桂联军击败以前，前明官员士绅都以投靠大顺政权为唯一出路，而绝不会想到去投靠远在辽东且敌视汉民族的所谓“蛮夷”为主体的清政权。

正因如此，大顺军短短3个月内势如破竹，占领了整个黄河流域，并且直接威胁到了大明京师的安危。如史料所载，大顺军所到之处，一派望风归附的景象。

刘尚友《定思小纪》记载：京师百姓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

就这样，在“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城时，不仅老百姓夹道欢迎，大明在京的两三千官员除二十余人自尽殉国外，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南明督师史可法曾痛心疾首地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

公元1644年1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3月19日，大顺军占领北京，明崇祯帝朱由检自缢身亡。

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大顺政权凭借兵威之盛和深得民心，迅速地占领了黄河以北和长江流域部分地域，实际统治地区包括陕西、山西、甘肃、宁夏、青海、河北、河南、北京、天津、山东全部以及湖北、江苏、安徽部分地区。

此时，山海关外的明军在平西伯吴三桂的带领下已经撤回关内，原打算进京勤王，可是还没出发，北京已经陷落，崇祯帝自挂煤山，眼见明朝大厦将倾，在走投无路之下，他联合辽东巡抚黎玉田、山海关总兵高第一起投降了李自成。

在辽东军队走后，满清摄政王多尔衮趁机派遣郑亲王济尔哈朗领军兵不血刃轻松收取了整个关外之地，暂时形成了大顺政权与满清隔关对峙的局面。然而此时，明朝残余势力依然占据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他们以正统自居，延续立君继统，后来史籍就把弘光朝廷的建立作为南明史的开端。

综合来看，1644年开初的全国形势，是南明、大顺（也包括大西）、满清三方势力逐鹿天下，都有机会问鼎天下，大顺政权在当时的机会最大。但为何最终演变成一场彻底的溃败，迅速退出了角力的舞台呢？这就不得不归根于大顺在建国后领导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重大失误。

缺乏政治上的远见使得大顺政权陷于孤立

自辽东明军精锐在吴三桂的带领下投降了大顺后，历史曾经真的给予李自成统一全国改变历史走向的机会。摆在李自成面前的任务是怎样才能站稳脚跟，迅速整合内部资源，实现一统天下的目标。这一宏伟目标能否成功的关键取决于两点：

1、以李自成为首的核心层应当认识到辽东正在兴起的满清政权是与其争夺天下的生死大敌，重视和加强山海关附近的防务将是新生的大顺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2、大顺建国后，在前明大量的文官武将归顺的情况下，必须在政策上做出调整，尽量缩小打击面，由原先的无情镇压改为吸收进来，为己所用才是正途。不是把他们彻底逼上对立面，适当保护他们的利益，才能快速稳定局面，做好争霸前的准备。有人会说，明朝末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这些所谓的贪官污吏、士绅阶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自成能在起义期间收获民心，维持军费开支，主要靠的就是惩治藩王（各地的王爷）和贪官，追赃助饷的政策成效甚佳。

但是要知道，崇祯朝廷的覆亡，除了它内部的腐败以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军事上两线作战顾此失彼，陷于左支右绌的窘境，使得自身越来越疲敝，反而对手的力量却在不断壮大。

李自成攻占北京，名义上继承了大明王朝的“遗产”，却面临北方满清、南方残明势力的威胁，就要想办法避免重蹈崇祯朝廷的覆辙，就应该在最大程度上争取汉族整体，也包括官绅阶层的支持才行。实际上，到了明朝末期，官绅势力已经成了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能不能迅速把他们融入进来，直接关系到大顺政权的稳定以及能否成功遏制辽东满清的崛起速度。

从当时所处的形势看，李自成如果拥有高瞻远瞩的格局，就必须放弃对普通官绅地主的高压政策，代之以轻徭薄赋，整顿吏治，安定内部刻不容缓。只要采取这一策略，就足以赢得整个汉族阶层（皇室、勋贵除外）的支持，结成共同对付满清的阵线。而一个新兴的充满活力，以汉族为主的政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顺政权日益稳固，双方的力量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满清在人口（兵员数量）、经济财力方面的劣势肯定会愈加明显。

然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并没有根据情势的变化，在政策上做出必要的调整。他们仍然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域内无差别的对官绅阶层继续实施残酷的高压政策。

《年纪新志》：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永年县志》：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恣为横暴，惨不可言。

这种追赃的行为，逐渐演变成一种运动，官绅富户的家财难以保住，而且往往要遭到酷刑的折磨，使得他们颜面扫地，这对于已经归顺李自成大顺朝的官绅地主阶级来说是始料未及的。他们政治上的变节，把过去痛骂的“闯贼”当做明主投靠，就是为了保住自身的利益。然而，在饱受“铁拳”之后，他们清醒地认识到“闯残杀太甚，万难成事。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

就这样，业已倒向李自成大顺朝的官绅地主成了仇视新朝的急先锋，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开始不断作乱，甚至有了勾结满清入关剿匪的思想。

军事部署缺乏战略眼光成为大顺迅速败亡的直接原因

在政治策略上的失误还不是最致命的，军事部署上的短视，成为大顺政权迅速败亡的直接原因。

从万历末年，女真崛起，明廷多次抽调全国精兵抵御其不断地骚扰、侵犯，但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而明末农民起义的全过程与明清之战是交织进行的。

按理说，李自成在西安称帝，以天下为目标大举东征之时，就应当考虑到在推翻明王朝后，怎样迎接满清的威胁。历史事实却告诉我们，他几乎没有意识到满清将是自己争夺天下的对手。有以下几点可以作为明证：

1、在攻占北京后，留守的军队不足以抵御清军的大规模进攻。

此时，大顺军的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四府、河南等地；在进占山西、山东之后，兵力并没有集中，反而进一步分散。这种部署虽然可以暂时稳定统治区的秩序，但分兵驻防的结果势必造成京师附近缺乏应对北面大敌的威胁。

当时，在荆州襄阳附近留守的是大将白旺在内的7万部队，遭到了左良玉部和河南刘洪起地主武装的联合攻击，李自成当即决定派遣五大主力之一的袁宗第部支援，使得在山海关大战之时，袁宗第和白旺部二十余万精锐滞留河南，本应等到稳定辽东局势（参加与满清决战）以后，再回头收拾左良玉等手下败将易如翻掌，但李自成错估了形势，也说明了他用兵缺乏战略头脑。

2、麻痹轻敌，对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清置之度外。

李自成对吴三桂为首的辽东明军的招降很顺利，似乎认为北面的威胁已经解除，对满清入主中原的危险毫无防范。

李自成在山海关地区的部署，只是派遣了刚刚在居庸关投降的前明总兵唐通部八千战力低下的收编士卒，而没有安排大顺军嫡系大将领精兵镇守。

李自成小瞧了满清的“分羹之心”，在他看来，大顺政权从未与清军交锋，彼此无怨无仇，可以相安无事。这种天真的想法，充分说明他对清军即将“入关争鼎”的严峻形势考虑不足。即使不发生吴三桂叛变，仅凭唐通的八千老弱残兵也绝对挡不住清军的进攻。史实证明，吴三桂率军回京路上叛变，返回头就轻松收拾了唐通部，可见唐通部战力之差，根本起不到阻击比吴三桂部战力还强的满清八旗军。

吴三桂改变初衷选择敌视大顺政权的原因

吴三桂出身辽东军阀世家，其父亲吴襄、舅父祖大寿都曾任明朝总兵。1644年3月，他被崇祯帝加封平西伯，率部进关勤王。但还未出师，明朝就亡了。

摆在吴三桂面前的形势是辽东5万兵马局促于关内永平府一隅，处于清、顺两大新兴的强大势力之间。当时，崇祯帝上吊自杀，明廷已不存在，南明弘光朝廷还没有建立，同淮河以南残明势力相距太远、音讯不通。因此，继续效忠明王朝只有死路一条，想要生存就只有在降顺和降清之间作出抉择。

最终，吴三桂在获悉大批明朝官员都选择了归附大顺，并得到了李自成“许以吴氏父子封侯”的保证下，率领辽东精锐投降了大顺朝廷。当然，也有其它三个方面的原因：

1、大顺是汉族为主的政权，吴三桂等辽东官绅军民思想意识上更容易接受。2、辽东官兵常年与满清征战，仇恨已深，而同大顺军没有多大恩怨。3、吴三桂的父母亲族都被控制在北京，归降或敌视大顺必将影响到他们的生命安危。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吴三桂再三思量，决定接受李自成的条件，率兵入京投诚，山海关的防务由李自成新任命的定西伯唐通（前明降将）接管。

《吴三桂纪略》：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

1644年3月22日临出发之际，吴三桂在永平府发布安民告示，证明他已经打算率所部兵马入京，接受大顺朝廷的封赏以及新的任命。可是在3月26日，吴军行至河北玉田县时，吴三桂突然改变主意，开始敌视大顺，并不在执行原有的命令。产生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让后世匪夷所思，大致推断出3种说法：

1、吴三桂接到家族传信，他的父亲吴襄被拘捕追赃。

张怡《謏闻续笔》记载：闻其父大将军襄为所系，索饷银二十万，乃惊曰：此诱我，剪所忌耳，乃率兵还。

常人思量，如果新朝要重用一个拥兵数万的降将，会怎样做呢？绝对会对其家眷亲族百般笼络、安抚才是。可是，大顺朝廷在吴三桂还没有被真正掌控之前，就开始迫害其父，抢掠其财，难怪吴三桂有诱骗我来京，交出兵权后，杀掉我以除后患的想法。前文所说的大顺对于归附的大明官绅的残酷政策并不是仅仅针对吴三桂一家，可是吴三桂并不知道，即使知道他也接受不了啊，这就直接导致了吴三桂的反叛。

2、误信京中私逃奴仆的谎报，吴襄遇害，家产被大顺军抄没。

谈仟《国榷》记载：吴三桂讹闻父襄遇害，即日自玉田还山海关。

此事，《流寇志》中记载的更加详细，说的是吴襄的姬妾与奴仆私通，逃出了京师，正好被吴军遇到，为了逃脱罪责，二人谎称，吴襄被拘，家产被抄，就跑出他俩，前来寻吴三桂报信。惹得吴三桂大怒，“拥兵自守，使人乞师（向清借兵），共击贼也”。

3、吴三桂爱妾陈圆圆被大顺将领所掠，于是就有了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

虽然这种说法被后世津津乐道，此事也不断编成戏剧、影视被人传颂，但根据史书记载，还有对吴三桂枭雄性格的分析，此种论点最不可靠，可怜陈圆圆被当做“红颜祸水”被后人唾骂了数百年。

真实原因已难考证，这一违反吴三桂初衷的决定，必然是其维护自身利益的考量。但吴三桂立场的转变对于大顺与南明来说，无疑于滔天巨祸；对中原汉族百姓来说，是几十、上百年的痛苦煎熬。

吴三桂的反叛左右了山海关之战的胜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吴三桂叛变之后，迅速回师打败了唐通，夺回了山海关的控制权。他很清楚，凭借这么一点军事实力根本无法同大顺军抗衡，更谈不上在顺、清夹缝中独立生存。当他决定夺取山海关之际，就是打算在投靠清廷时，为自己增添一些本钱，想以京东要塞山海关城为见面礼，在摄政王多尔衮那里博得更多的利益。

多尔衮洞察其心，答应事成之后，加封吴三桂为清朝藩王，并独领本部作战。为了明了山海关之役吴三桂辽东军团对胜负所起到的作用，有必要先分析一下参战各方的兵力情况：

1、大顺军

除留下一万老弱兵卒守北京，随李自成、刘宗敏参战的大顺兵力近十万。这一数据各史书记载的数字相差甚大，比如：《清实录》说是二十万人，还有的记载正规军只有六万余人。参考《山海关志》记载，清廷所记二十万人有夸大之嫌，有可能是把大顺军所征民夫一起算在内。

2、辽东军

吴三桂、高第所率关、辽总兵力大概五万余人。

3、清军

清廷当时总兵力不到十万，郑亲王济尔哈朗领兵两万留守沈阳，随多尔衮南下的满、蒙、汉八旗军队大约为七、八万人。

在以上三支军队中，清军的战斗力毋庸置疑是最强的；吴三桂部原是明朝边疆最强部队，与清军周旋十余年，虽然败多胜少，但战斗力还是不错的；大顺军是几年内发展起来的农民武装，除五大主力精锐外整体素质比不上辽东军，更无法与清八旗相比。但他们刚刚覆灭了统治中原270多年的大明朝，纪律严明且富于朝气。

由此可见，凭借数量和士气上的优势大顺军一战击破吴三桂辽东军团是绰绰有余的。而介于顺、清之间的吴三桂部无法独善其身，但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如果，重新归降大顺则李自成部兵力合起来约为来犯清军的一倍，而且山海关要塞在手，即使野战不利，大顺军仍可征调源源不断的援军助战，最不济可以稳定关内局面，与满清在山海关形成长久对峙的结局。

可惜没有如果，吴三桂最终还是降了满清，在山海关辽东军团与大顺军苦战多时，满清八旗投入了战斗，清吴联军不论是在兵力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有很大优势，大顺军的失败已成定局。

大顺政权之所以站不住脚，在经历短暂的辉煌后戛然而止，追根问底原因还是出在大顺政治上的失策和军事上部署的失误。

山海关战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大顺朝由盛转衰、因而最终覆灭的关键一战，也是满清能够渔翁得利问鼎中原的序幕。

对于吴三桂来说，无论是出于对滞留京城亲族的保护，还是与清军血战十几年的仇恨来看，他归降大顺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是一代枭雄在斩杀了李自成的使节，并喊出“李贼自送头来”的豪言壮语后，就自断了这条本应该走的人生路。吴三桂立场的转变影响深远，它间接改变了三个王朝的历史和两个民族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