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登基之初面临指导思想、文化复兴等多重挑战

汉武帝登上皇帝宝座，就标志着他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

掌握这个权力的汉武帝要做什么呢?

在即帝位9个月后，即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十月，他召开了举贤良对策会议，会上，汉武帝连下三道制书，讲明自己治国所追求的理想社会蓝图，并要求参加会议的贤士大夫指出现在存在的问题，提出治国应采取的措施、办法等。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再一次召开举贤良对策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与前次完全相同。要了解汉武帝，那么了解他在这两次会议上提出的治国的理想蓝图无疑是很重要的。

治国的理想蓝图

武帝是汉朝继高帝、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之后的第六位最高统治者。他没有选择做一位守成的君主，而选择了大展宏图、开拓进取，创建理想社会的道路。

建元元年（前140年）十月，武帝在举贤良对策会议的制书中，开宗明义指出：“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刘彻

这就是说武帝要听的是治国的大道理中最精要、最高的理论问题。接着，武帝谈了他治理国家所想达到的理想目标：“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从汉武帝开头说的“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并广招贤良之士讨论，说明他对治国是非常重视和认真的。而他所提出的上述治国的理想蓝图，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以历史上五帝三王“改制作乐”大治天下实行王道作为自己治国的楷模。

其二，实现天人合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高度和谐统一。在社会方面，要做到通过教化而使政令措施得到执行，刑罚轻而奸邪的事情都得到改正，百姓和乐而政事宣明。自然界方面要作到“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

其三，要做到百谷丰登，而使皇帝“德润四海，泽臻草木”，进而“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这是何等的胸襟，何等的气概，何等的理想，何等的宏图远略与雄心壮志。

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汉武帝又一次召开举贤良对策会议，会上再一次下诏申明自己治国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内云：“朕闻昔在唐、虞，画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尧舜

诏书下发的历史背景虽与上次所下制书有所不同，但诏书依然强调：其一，以历史上尧舜治国作为自己的榜样，效法周代成康的刑错不用；要把国家治理得“德及鸟兽，教通四海”。其二，要实现天人合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提出要使“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还要让祥瑞并出，如麟凤在郊鼓，河洛出图书等。其三，由于当时外事四夷的活动正在展开，所以强调了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氏羌来服等。

上述武帝的两段话，是治国理想蓝图的袒露。

对此应怎样评价呢？恐怕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这个理想蓝图中的一部分通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如“百谷丰登”，虽然要求各种谷物都年年丰收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兴修水利等措施使一部分土地上谷物丰收、多打粮食则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再如，通过招徕可以使周边一些少数民族臣服，通过反击匈奴的战争可以打败匈奴，大大阻止其对中原地区的侵扰等等。

这个理想蓝图一部分在一定条件下可变为现实，就成了后来汉武帝成就事业的一个思想基础。

其二，这个理想蓝图中的一部分根本无法实现，如要求“星辰不孛，日月不蚀”等等是根本办不到的。有的事情一代人是完不成的，如汉武帝生前要匈奴臣服汉朝，到他死时匈奴也没有臣服。有些事情根本无法实现，有的事情一代人无法实现，武帝也力求去实现，这就成了后来武帝失误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

刘彻

其三，这个理想蓝图对了解武帝是很重要的。如武帝想“德润四海，泽臻草木”，“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德及鸟兽，教通四海”等，这反映了当时中国新兴封建制度、封建阶级的总代表对自己的事业、对国家前途充满着自信和美好的憧憬。虽然汉武帝未能完全实现他的理想，但他在为此而奋斗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却是永世长存的，是留给后世的一座丰碑。

面临的问题

汉武帝所要达到的治国理想蓝图，说明他想使国家、社会的治理达到一个理想的境界。为达此目的，就必须解决汉初六十余年发展所面临的紧要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一些：

1、国家的指导思想问题。

汉初以黄老“无为而治”思想为指导。这明显是当时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的选择。如果历史条件与背景变了，国家的指导思想也需要发生变化。汉初人们对“无为而治”的理解，有的仅仅认为是“柔身以寺之时”，就是说是当做术，当作统治方法来理解的。

汉初对诸侯王、对匈奴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是因为朝廷没力量不能不如此。如果有力量，条件变了当然也就会发生变化。文帝时贾谊就提出应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而治国。他认为：秦之所以二世而亡，是因为不施仁义，不行德治，而专任刑罚造成的。贾谊在《治安策》中指出：“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因此，贾谊认为：以德教治国者，“德教洽而民气乐”；以刑罚治国者，“法令极而民风衰”，“衰乐之感，祸福之应也”。

贾谊认为儒家治国的特征是德治，法家治国的特点是刑罚，其结果是行德治者国运长久，任刑罚者短命而亡。

贾谊以秦二世而亡为诫，讲专用刑罚治国之害和以仁义治国的优越性，就是希望朝廷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而治理国家。如把贾谊的上述言论与董仲舒《天人三策》一些言论加以比较，二者简直如出一辙。然而，汉文帝时由于条件的限制，不能不以无为而治的思想为指导。

贾谊

汉文帝需要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崇节俭、少兴作，以便让民众集中力量，从事生产、恢复经济。他也需要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在一定条件下，对吴王刘濞那样的诸侯王和匈奴单于进行妥协，以免把全国拖进战乱中去。因此，汉文帝没有采纳贾谊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建议。

总之，秦统一中国后以法家为统治思想，西汉初期以黄老无为而治思想为指导。究竟应否以儒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究竟在什么条件下以儒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这是汉武帝即位后首当其冲的一个重要问题。

2、汉初的文化复兴与国家的文化、学术思想政策问题。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下达焚书令、挟（藏）书律。此后，项羽又火烧秦宫，使秦宫中的藏书也付之一炬。所以，汉初社会处于文化沙漠的境地，迫切需要恢复文化，开放书禁。惠帝四年（前191年）“除挟书律”。此后口授的书可写在竹、帛上传阅，藏于夹壁墙中的书不断被发现。所谓“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文帝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

汉初以黄老“无为而治”为指导思想，在学术讨论中，即使在皇帝面前，各学派的不同意见都可以进行辩论，并不因尊黄老，就对其他各学派实行专制。如景帝时，齐诗博士辕固与道家黄生辩论汤武革命。辕认为：“汤、武非受命，乃杀也。”黄生则认为：“‘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

双方上纲都很高。汉景帝作结论时，只是说：“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刘启

汉初的学术思想政策，应当说是相当宽松和自由的，最高统治者问什么，学者似乎都可以直言相告，景帝时窦太后好老子书，召齐诗博士辕固问老子书。辕回答说：“此是家人言耳。”窦太后认为他贬低老子，于是令他入猪圈刺猪，景帝认为辕无罪，给了他一把刀子，一刀正中猪心，猪应手而倒，太后默不作声，再没给他加罪。

景帝认为辕廉直，拜其为清河王太傅。

在汉初开明的学术政策下，实际上形成了尊黄老而兼用各家的局面。文帝就是一位以黄老“无为而治”为指导，又推行儒家“德治”，同时又是一位“好刑名之言”重法的君主。受文帝信任的晁错，则是既学“申商刑名”、又从伏生“治尚书”的兼学儒、法两家的学者。汉武帝即位之后，面临着能否继承汉初开明的学术思想政策的问题，是尊儒术而兼用百家呢?还是尊儒术而对百家实行专制呢?

3、汉初恢复、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问题。

由于秦的暴政和其后战乱，汉初社会残破、经济凋敝。陆贾在《新语·无为》中说“道莫大于无为”。所谓“无为”在当时条件下，就是要“因民之疾秦法，顺流而与更始（除旧布新）”，就是要“扫除苛烦，与民休息”。这也就是《汉书·刑法志》所说的“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而去“便民”、“利民”、“便万民之利”。这也就是说汉初的“无为而治”是以民众的愿望、利益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的。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汉初废除了秦代一系列的苛法，并采取了轻徭、薄赋、省刑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发展。同时又采取措施发展工商业，如文帝前五年（前175年）“除盗铸令”，“听民放铸”。文帝前十二年（前168年）“除关无用传”。文帝后六年（前158年）又“弛山泽”。师古曰：“弛，解也，解而不禁，与众庶同其利。”

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蓬勃发展。《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吕雉

汉初在“无为”思想指导下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孝惠、高后时，“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闺阁，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精，衣食滋殖。”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孝景遵业”。

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在人口方面，正如《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说：“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候自倍，富厚如之。”从这个情况看，列候封邑在西汉前期的几十年间，人口大增，为原来人口的二倍至四倍。从物价方面来看，汉初“物踊腾柴，米至石万钱”，后随着生产发展，粮食增加，谷价一般在30至80钱之间，低时仅十余钱或更少，高时百余钱。

从劳动生产率看，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两千斤。每个农业人口年口粮486斤。汉初，马匹缺乏，天子找不到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拉车，将相或乘牛车，马一匹值百金（百万钱）。

到武帝即位初年，“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马的价格也降至一匹数千。社会上呈显出一派繁荣景象。司马迁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虞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守间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然而，“物盛而衰，固其变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景象的出现，又出现了新的社会问题：

（1）“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索隐》曰：“谓乡曲豪富无官位，而以威势主断曲直，故曰武断也。”《汉书·食货志》师古注认为“武断乡曲”是“持其饶富，则擅行威罚也”。这就是说，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了贫富分化，出现了兼并土地对劳动者“擅行威罚”的豪强地主。

贾谊

（2）商人太富。文帝时，贾谊就痛切陈言：庶民买卖的奴婢穿着丝织品做的衣服、鞋的边缘上绣着美丽的花纹，这是古代皇后的服装；而现在下贱的庶人却用这样的衣服给奴婢穿。用“白缎”这种高级的丝织品为表，以“薄纨”为里，织成特定的斧形，绣着美丽的花纹，这是古代天子穿的衣服；而现在“富人大贾”召会宾客时却把它装饰在墙壁上。

皇帝身上穿着厚缯，富民的墙屋上披着文绣；天子皇后的衣领上绣着花纹，而庶民婢妾的鞋子缘边也绣着花纹，这不是很荒谬的事情吗？富商大贾及其婢妾服饰竟然超过皇帝、皇后，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啊！贾谊这些话无疑会激起封建统治者对商贾的歧视和愤慨。

（3）“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谮上亡限。”尤其是诸侯王骄奢淫逸想造反值得注意。早在文帝时，贾谊就说，诸侯王强者先反，他们太强大了，好似人的身体，一条小腿几乎比腰还粗，一个手指几乎比小腿还大。患了这种病，如果不快治，后虽有扁鹊再世，也无办法了。

这种病正是天下可痛哭的事情啊！吴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的势力虽已削弱，但他们在国内草菅人命，劫掠财物、土地，杀死朝廷派去的官吏。“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这仍然是威胁中央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

（4）随着经济发展和土地兼并、贫富分化，一部分穷困的个体小农生活更困难了。文帝时晁错在《贵粟疏》中说，当时五口之家，耕田百亩的小农，亩收一石，百亩之收不过百石。这比战国初期李悝所说魏国五口之家耕田百亩的小农，亩收一石半的亩产量还要低。而当时自然灾害频频发生。

刘恒

如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河决酸枣。文帝三年（前161年）秋，关中“大雨，昼夜不绝三十五日，蓝田山水出，冲没九百余家。汉水出，淹坏民室八千余所，杀三百余人”。三年后的春天，又发生“天下大旱”。景帝中五年（前145年），又发生大水灾，“天下大潦”。在上述情况下，部分农民在自然灾害打击下和地主、商人的兼并下，生活困苦，日益陷入破产。这是摆在汉武帝面前的又一重大社会问题。

总之，随着汉初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社会又出现“武断乡曲”的豪强地主、商人太富、王侯官僚生活奢侈不遵法度、部分农民贫困化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汉武帝将怎么来处理呢?

4、汉与匈奴的关系怎么办？

从汉初以来汉朝一直对匈奴单于奉行着屈辱妥协的和亲政策。白登之围后，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主为单于阔氏，岁奉匈奴絮销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吕后时，冒顿单于遗书高后侮辱戏弄，极为无理。吕后却卑辞求和，赠送大量金絮和亲，以换取暂时的边境安宁。虽然如此，匈奴还是不断地对汉朝进行侵扰劫掠。

如：文帝前三年（前177年），匈奴右贤王人河南地，丞相灌婴率车骑八万五千，逐匈奴出塞。文帝极重视，亲到北方劳军，先到上郡高奴，又至太原，留十余日，举功行赏，又赐民牛酒，免晋阳等地民三岁租。此时，济北王刘兴居听说文帝“欲自击匈奴，乃反，发兵欲袭荥阳”。文帝罢丞相军，急令柴武为大将军将四将军，率十万大军击济北王，自己也回长安，发诏讨逆，这次叛乱才平定了下去。

文帝前十四年（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发14万骑入塞至雍（今陕西凤翔南）、甘泉（今陕西淳化县），后被汉军击退。

周亚夫

文帝后六年（前158年）匈奴军臣单于率部大举向汉攻掠，从上郡、云中分两路向南袭来，每路三万大军，首都长安报警，朝廷部署长安防守，紧急调动军队，令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率军驻长安西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驻渭北霸上；祝兹侯徐历为将军驻渭北棘北。文帝曾亲赴军营视察，了解防卫情况。

在贾谊看来，汉与匈奴的关系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关头。文帝并非不知，只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他无法解决这样重大的问题。

然而，斗转星移，武帝即位后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经济上出现了大好形势，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威胁汉中央政权诸侯王的势力遭到了重大打击，反击匈奴的条件日益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应怎样去处理汉匈关系呢？此外，又怎样处理与南越、闽越这类分裂割据势力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呢？这也是摆在汉武帝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5、关于使用、提拔有实际才能的人才和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官吏治国的问题。

汉初高帝从实践中提拔了大量有才能的人才。另外，高帝礼遇儒生，不轻易杀害，如楚怀王曾封项羽为鲁公，后刘邦灭楚后围鲁（今山东曲阜），鲁不降。诸儒犹自讲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表示忠于鲁公项羽。刘邦并未因此屠戮，而是引兵北去，让人持项羽头令鲁人视之，鲁父兄乃降。为表示尊重，又以鲁公礼葬项羽，并为之发哀。

高帝十二年（前195年）过鲁，又以太牢礼祀孔子。太牢是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社稷时，牛、羊、豕三牲齐备的祭礼。这次祭祀，是历代帝王祭孔之始。高帝尊重儒生的态度，曾得到儒生的回报，如秦博士叔孙通曾率鲁诸生为汉制礼仪，刘邦过鲁，《诗》学者浮丘伯曾率弟子申公进见刘邦。

刘邦

汉初，从高帝开始虽然对各学派的知识分子采取尊重的礼遇的态度，然而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通过兴办教育，培养人材，直接任用他们执政治国不够。关于这一点，《史记·儒林列传》指出：高帝时因“尚有干戈”，为“平定四海”，顾不上兴学、办教育。

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文帝时虽稍“征用”一些文学之士居位，然而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对贾谊等儒家学者并未加以重用。“及至孝景，不任儒者，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汉武帝即位后，条件发生了变化，过去以军功当官的因年老已退了下去，而治理国家又需要大量有知识、有文化的官吏，儒家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派又恰恰能在这方面提供大量人材。

因此，兴学，办教育，培养大量有知识、有文化的官吏就成了当务之急。此外，由于汉武帝抱负大、要成就的事业大，所以还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提拔各学派中有用人材，选拔各种有实践经验有才能的人为国效力。能否完成这一任务也属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

刘彻

汉初六十多年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三个潮流。一个是思想文化恢复发展的潮流，一个是经济恢复发展的潮流，一个是中国由分裂走向大一统的潮流。汉武帝就是在这三个潮流发展过程中孕育出来的历史人物。

他能不能解决这三个潮流发展所积淀下来的一系列问题，能不能把这三个潮流的发展进一步推向高峰，能不能振兴国家、民族，使其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呢?这就是历史所赋予的任务。汉武帝正是在逐步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展示他的宏图远略和雄心壮志的。

而后来的历史证明，汉武帝正是按照自己构想的蓝图，一个个解决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从而使自己走向权力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