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之后土地兼并越发严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最终导致西汉灭亡

西汉初年，经过秦代15年的横征暴敛、秦末8年的高烈度混战，天下的人力、物力接近被榨干。“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背后是残酷的人口锐减，当时的总人口约为秦朝时的1/2，那些处于战火中心的名都古镇大多化为废墟。史载：刘邦即位后曾路过曲逆县，发现此地较为完好，城市建设、运行状况也许仅次于古都洛阳，不禁眼前一亮；但一问人口，仅有5000户，而在秦朝时则是3万户。

皇帝备不齐四匹同色马、宰相只好坐牛车， 面临这种濒临破产的态势，汉初的布衣将相选择了黄老一派的“无为而治”。说到这种思想，直观上会联想到恭俭无为、与民休息，但往往忽略了以下两大特质。

第一，无为而治，本质上是因循守旧。

政治层面，汉初的制度、法律一切沿用秦朝的遗产。比如出身秦吏的萧何修订律令时，完全保留了夷三族、妖言令、挟书律等严酷条款，直到汉文帝时逐渐废除；汉景帝时期，战国及秦朝时得势的法家“酷吏”卷土重来，被用来打击违法、巩固皇权。

在经济上，也沿用了一度盛行的自由主义。春秋战国时期，依托相对宽松的资源管控政策，诞生了白圭、郭纵、猗顿、乌氏倮、寡妇清等“与王者垺 ”的巨商，他们大多与所在诸侯国合作，在列强争雄中贡献了不少力量（如吕不韦）。

西汉初年重现了这一盛况，“开关梁、驰山泽之禁”，国家的自然资源向民间资本开放，创造出“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活跃景象。

第二，无为而治，并不意味着农民生活轻松。

西汉初年以税低闻名，但不要因此就以为农民身上的压力很轻。从种类来看，他们身上的负担主要有三类：

一是通常理解的土地税，这一点确实较低。汉初按照“什伍税一”，即按照收成征收1/15，远低于儒家推崇的“什一之税”。而且，汉文帝在位时曾多年免租，汉景帝时期时常减半征收。

二是算赋，即后世所谓的“丁口税”、“人口税”。原指为君主提供车牛、劳力，战国以来逐渐演变为出钱替代。西汉初期，年龄15岁到56岁的，每人每年缴纳120钱；7岁到14岁之间每人20。

三是役，劳役和兵役。西汉全民皆兵，23岁以上的成年男子都要担任2年的“正卒”；另，每年还要戍守边疆3天，可以交钱300入官替代；在地方上，每人每年还要免费提供1个月的劳役（汉文帝时期三年一次），即所谓的“更卒”，可以花2000钱雇人替自己。

文景之治

以上两大特质叠加，经过文景之治后，西汉社会经济出现了以下特征：

一方面，经过70多年的休养生息，西汉人口恢复到3000多万、社会整体财富暴增，最经典的描绘自然是司马迁的那段“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与当初的穷困局面截然相反。

但在另一方面，却是极端的两极分化：

地主、富商“田连阡陌，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生活富足、锦衣玉食：“男不耕织，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其后依仗雄厚的实力“交通王侯，力过吏势”，触手已伸至政治领域；农民的生活处境却极端悲苦。

农民耕种公家的地，确实按照1/15甚至1/30收税，但人头税和劳役并不轻松，董仲舒曾总结：“月为更卒，已复为正， 一岁屯戌，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 田租、口 赋 、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无奈之下，一些农民只好卖地、委身于大地主，被征收一半的佃租。东汉名士荀悦对此评价道：“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

土地兼并示意图

随着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许多贫民甚至卖身为奴婢，好歹能躲避算赋、更役等负担。因此，西汉时期畜奴成风，高官、富豪家中奴婢动辄上千，朝廷也有为数可观的“官奴”。

这并非危言耸听。史书记载，在汉武帝即位的第二年，“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

汉武帝时期，西汉朝廷抛弃了以往的黄老之道，采取董仲舒的主张“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化无为为有为，不仅是为了加强皇权，更是为了扭转盛世下的重重矛盾。同时，为了应对征伐四方所需的巨大开支，汉武帝启用桑弘羊，在经济方面推出了许多调控政策，处处针对富商大贾。

一是增税与告缗，未成年人的算赋年龄下调到3岁、金额增加到23钱。更多的则是针对有钱人，比如“舟车税”，家里有轿子和船的，征收120钱，商人翻倍；货物税，按照价值的6%征收。商人若违反政策，则发配边疆一年、财产没收，举报人可以分得一半的收益，这就叫“告缗”。

元狩六年（前117年），在杨可的主持下，西汉朝廷使者至各地贯彻“告缗“令，“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所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中等以上的商贾大批破产（从奴婢数量可以看出当时的贫富分化有多严重）。

二是卖官鬻爵。汉武帝鼓励人们缴纳重金、贡献奴婢换取爵位，不同金额可以抵消相应的罪名、免除劳役兵役。

制盐

三是实行盐铁官营专卖，朝廷设置盐官、铁官，负责盐铁的制作和销售，严禁民间私造，贩盐的商人则被课以重税；此外，酒类也实行专营制，称之为“榷酤”。

四是均输平准制，也就是国家经商：均输官前往各地收购物资、易地出售，最后把中央所需货物运回长安；平准官在市场上随物价涨落贵卖贱买，获取利润。这两大措施有力地平抑了市场物价，抢占了商贩的利润。

为了打击富豪、抑制土地兼并，汉武帝还多次将各地豪强迁徙到京师，将低价收来的耕地分给无家可归者。

上述经济政策的结果带有两面性。

一方面，让西汉政府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为持续数十年的汉匈战争、开发西南、打通西域、东征卫满、外出巡游、兴修水利、救荒赈灾等浩大行动奠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一度打击了豪强、抑制了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的势头，延迟了阶级分化带来的潜在危机。

但在另一方面，对商人的刻意打压，严重摧残了商业经济的发展，许多人甚至指责其“与民争利”，当时有人故意通过占卜求雨宣称“烹弘羊，天乃雨”，对主持上述经济政策的桑弘羊恨到咬牙切齿。

刘彻

汉武帝晚期也意识到了自己政策带来的副作用，他发布了《轮台罪己诏》，改变执政风格，发展生产、与民休息。后来霍光辅政期间，进一步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极大恢复了汉武帝时期扩张政策造成的冲击。直到出身民间的汉宣帝即位后，下大力气整顿吏治、安定民生、恢复生产，创造了西汉综合国力最为巅峰的“孝宣之治” 。

但是，封建社会的核心矛盾——土地兼并现象，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曾提出过“限制名田”的设想，即对每个人占有的耕地数量设置上限，但未能实行。从汉武帝至汉宣帝阶段，朝廷只能通过调控打压过度兼并，无法在制度上加以解决。

汉宣帝驾崩后，元、成、哀、平四帝期间，西汉朝政日益腐化，以外戚集团为代表的权贵、富豪们“各从其欲，欲所无穷”，土地兼并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国家空虚，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或依附豪强地主，或沦为官私奴婢，过着“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的悲惨生活。

为了自救，西汉统治者曾进行过尝试。汉哀帝时期，大司马师丹联合一些大臣，提出了限制名田、限养奴婢的提案。这一主张提出后，“田宅奴婢，价为减贱”，严重威胁了权贵们的利益，随之被无限期搁置。

面对黑暗的局面，在西汉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士大夫群体展开了自己独有的思索。儒生的政治理想是“圣君”治国，即“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深受阴阳、五德学说的影响，他们认为，政治教化须随时变革，世上不存在万世一统之王朝，也没有历古不变之政制。

五德终始图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变法”与“让贤”两大主张。所谓让贤，就是五德终始、天命转授，帝王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就应该禅让。

在这种思潮下，出身外戚、但却以苦修式儒生形象登上政治舞台的王莽，逐渐成了士大夫集团的希望所在。此人处处以儒士修养举止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他“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其妻“衣不曳地，布蔽膝”，经常实行赈济孤独、扶助贫弱的善政，逐渐成为儒生群体心目中的理想“圣君”。

在朝野压倒式的支持下，王莽以近乎不流血的方式轻松篡夺了西汉政权，其后，他如愿按照自己的理想实行全面改制，其内容大致是儒生集团政治诉求的实践，诸如限制名田与奴婢数量，与汉武帝时期盐铁、酒榷、算缗、均输类似的“六筦”、“五均 ”，根本目标是裁抑兼并、平均财富，这种理想，可谓崇高而伟大。

可惜的是，当时的情况已积重难返，王莽的政策推行得又过于急躁、毫无章法，所用人员也大多不合格，这一改革很快迎来惨烈的失败。自此之后，变法、禅贤的理论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统治者只追求万世一统，打击土地兼并、平均财富只存在于幻想之中，历代封建王朝都逃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循环，可谓历史的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