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那一次文艺复兴——从扬雄《太玄》到张衡《灵宪》

汉代那一次文艺复兴——从扬雄《太玄》到张衡《灵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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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那一次文艺复兴——从扬雄《太玄》到张衡《灵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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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文 有一种哲学叫灵宪 文艺复兴运动的标配,是要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产生巨人,不仅要产生思想解放的巨人,还要产生艺术与科学的巨人。 东汉历史上那一次文艺复兴,思想上的巨人,刘歆和王充可为代表:一是经学范式革命的开创者,一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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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文

有一种哲学叫灵宪

文艺复兴运动的标配,是要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产生巨人,不仅要产生思想解放的巨人,还要产生艺术与科学的巨人。

东汉历史上那一次文艺复兴,思想上的巨人,刘歆和王充可为代表:一是经学范式革命的开创者,一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而达芬奇式的艺术与科学的巨人,当时也有一位,叫张衡。

用史官文化为科学家写史,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史官本人,对于科学事物的认识,在知识构成和思维方式上就有局限性,还有历史本身,为政治量身打造,政治家在其中如鱼得水,而科学家就难免捉襟见肘了。好在张衡是个巨人,具有多面性。

《后汉书·张衡传》开篇,就写张衡“少善属文”,有一段游学经历,谓其“不好交接俗人”,亦无意仕途,“举孝廉不行,辟公府不就”,以至于“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却以个体身份,游学京畿,自由而行。

他在洛阳与长安两京之间往来,走读江山之余,“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虽说花了十年才写成,但从此就被列入汉赋四大家之一,以后生小子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同列。

不过,待到安帝以公车特召,他就不能不去了。对于皇帝征召,王充尚能以老病为由推辞,可他正当年,只能去。这一时期,他读了一本书,那便是扬雄的《太玄》。

扬雄虽为汉赋名家,但中年以后就认为,作赋乃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故仿《论语》而作《法言》;又仿《易经》而作《太玄》,形成所谓“另类易经”。

张衡“观太学”时,已观《玄经》,《后汉书·张衡传》中,录有他对同学崔瑗说的一段话,他说“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请注意,未言术数而称“道数”,盖因其“与五经相拟”,可见扬雄在此,非代圣人立言,乃仿圣人立言,其仿《周易》而立“汉玄”,欲以老子化易之心昭然,故其所著乃求“自成一家之言”。

其言也与《周易》迥异。易以阴阳言之,分为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重卦、三百八十四爻;玄以天地人论,分为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赞;另有玄首、玄测、玄冲等十一篇说明。一阴一阳之谓道,那是周人的思维,一贯三为王,三即天、地、人,是汉人的思想,而《太玄》,则是汉人思想的哲学表达,被张衡称之为“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他还预言,再过两百年,“汉四百岁,《玄》其兴矣”,这岂不是预告了魏晋玄学的到来?

历史已然证明,张衡的预言,竟然被应验了。

虽然都从“玄”出发,但汉玄与魏晋玄学路数不同,汉玄通往“道数”,生成一部道家化的“另类易经”——《太玄》。到了魏晋时期,再加上老、庄,就形成了以“三玄”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可魏晋玄学并未接着“道数”一路走,而是转向了“道理”。

这两条路的差别在于,沿着“道数”一路往前走,就走向科学领地,这一路,须步人文云岭,攀登工艺天梯,以天工开物的步伐,贯通天地人,所以,数百年间,只有张衡一人能走下去,张衡之后,便已绝迹。转向“道理”一路,则行于艺术,以对独立人格的审美,觉醒了人的自我意识,开出道家文艺复兴的大道。

从儒家文艺复兴,转向道家文艺复兴,扬雄本人就是个转折点,如果说仿《论语》作《法言》的扬雄还是儒家文艺复兴中的“汉代孔子”,那么仿《周易》而作《太玄》的扬雄,用道家思想作“另类易经”,开始了汉代文艺复兴从儒家向道家转型。儒家文艺复兴的旗手,当然是发起古文经学的刘歆,可道家文艺复兴的旗手则不能说是扬雄,因为,扬雄身上虽然冒出了突破经学的苗头,但毕竟还带有汉人的习气,未能超越经学樊篱,其思想的亮点,如孤星晨启,初照寂宇,并非思想界的日出,而是预告日出——魏晋玄学到来的先知,其意义承前二百年,启后二百年,惟有张衡知。

张衡以为《太玄》“类似五经”,故奉之为《玄经》,其学术范式,便由《玄经》“道数”开显而来。其言“道”者,著有《灵宪》一篇,言“数”则有《算罔论》。或曰,《灵宪》为历法,此言差矣,我们可以说《灵宪》是指导制定历法的纲领性文件,而不能简单的将其归结为历法,若就其名言之,可谓以“灵”立“宪”。

古希腊哲人说“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而“理性”则表现为概念思维和形式逻辑,对照这说法,我们是否也可以说《灵宪》是“人的灵性为自然立法”呢?“灵性”思维,是建立在人为万物之灵和万物一体基础上的,灵性世界观与理性世界观不同。

用理性之眼看自然,自然是与人对立的外在,作为人的对象而存在;而用灵性之眼来看,自然就是人在其中活动的“参天地,化万物”的所在,自然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而是内在于人与人感应的主观世界,自然规律非以概念和逻辑来表达——“为自然立法”,而以“参”即用灵性的生命来体认——“以自然为法”。

从《灵宪》中,我们可以看到,张衡的思想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主张,亚氏将对外在于人的认识,分科表述,形成所谓“科学”,而张衡则从“究天人之际”出发,以神话思维、历史思维和科学思维交错的方式,对宇宙作总体性表述,因此,很难形成“科学”化的知识体系,却宜于造就一个无所不包的思想巨人。

《灵宪》开篇就说:“昔在先王,将步天路,用定灵轨,寻绪本元。”战国时,屈原曾作《天问》,充满了神话思维与历史思维的冲突,张衡已从这冲突中走出来,走向科学思维的“道数”。

他让自己像先王那样,从容迈开“步天路”。有意味的是,那个“步”,欲“步天路”,当以“道数”,须用“灵轨”。

何谓“灵轨”?即运思的方式与路径,为“道数”之开显也。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谓,亦即是“灵轨”之起步。由此“灵轨”,“寻绪本元”,开启“万物之母”的“众妙之门”,抵达“天地之始”至于“玄之又玄”的“本元”。

由此“本元”,为天立极,而有浑天仪,此即《灵宪》所谓“先准之于浑体,是为正仪立度”。“浑体”,即为天体,所谓“正仪立度”,也就是制作浑天仪了。此乃“灵轨”的实体形式,张衡因之以“步天路”,由之而立“皇极”,而运天枢,而立“灵宪”。

若将“皇极”人格化以拟上帝,便可见张衡《灵宪》有如柏拉图的灵魂起居的宇宙图式,其“道数”,亦如柏拉图的理念与数学相结合,故“灵轨”之于柏子,乃其灵魂开启的几何样式。柏子曰上帝用几何学创造世界,而张衡则以“道数”自然开显之。

有一个巨人叫张衡

浑天仪之作,非自张衡始,始作者乃西汉落下闳,张衡不过作了技术改进,并赋能“道数”而已。浑天仪分浑仪和浑象两部分,浑仪是测量天体球面坐标的仪器,浑象是用来演示天象的仪表,它们都是“浑天说”的物式,是模拟天体运行的机械装置。

汉人论天,有三说,曰盖天、宣夜和浑天等说。盖天说认为,天如盖,盖心为北极,天盖左旋,日月星辰右转;宣夜说认为,天无定形,日月星辰,皆浮于虚空,无附于天体之上;而浑天说则认为,天体如蛋壳,地形如蛋黄,天地乘气而立,载水而行。

后来,宣夜说失传了,盖天、浑天两说并行。

西汉时,落下闳、耿寿昌作浑天仪,东汉,贾逵、张衡又作,使浑天说占了上风。张衡任太史令期间,用铜铸浑天仪演示天体运行。浑体分层,每层都能转动,中有铁轴贯穿球心,轴转方向,与地球自转同,与球体有两交点,为浑天南、北极,球体一半,隐于地平圈下,另一半,露于地平圈上,球体各层表面,分别刻有内、外规,南、北极,黄道与赤道,二十四节气,二十八列宿等。

古人计时,常以滴漏法,将滴漏壶之水滴,滴入有时间刻度的漏壶里,观水深浅,便知时刻,故张衡亦以此法,使壶与浑体配合,利用滴漏水推动齿轮,再以齿轮运转浑体,设定齿轮个数,使浑体周转,能尽昼夜变化。铜仪两侧,有玉龙各一,吐水入壶,左为夜,右为昼。壶上,别立一仙人、胥徒,“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别天时早晚”。铜仪制成后,置于密室,以流水驱动,命一人于室内,向观象台传话,报告浑仪运行中模拟星辰起落的情况,结果,同从观象台上实测得到的情形相符,可见浑仪运行与天体同步。

顺帝时,张衡又制浑象,因受“冥荚”启发,故作一机械日历——“瑞轮冥荚”。“冥荚”乃传说之树,日生一荚,生至第十五个,又日掉一荚,掉完之后再生,故于立轴上装15个凸轮式拨板,使之分别作用于15个冥荚,随月盈虚,依历开落,从月初起,每日转出木叶1片,15日,转出15片后,每日转入1片,亦15日,故此仪器,不但可示日期,还能显示月之朔、望、弦、晦。

从浑天说到浑天仪,以机械运动模拟天体运行,以天体运行阐明浑天说,这也算是行天道吧,亦即“步天路”之“灵轨”,乃“参天地,化万物”的人的灵性为自然立法之“灵宪”也。

“灵宪”之本元,是为道根,道根自在,自无生有,非以物存,当以“数”运,而为“象帝之先”,亦“道数”之谓也。太素始萌,乃“有物浑成,先天地生”,“道数”化为气运,气虽未形,而道干已成,开物成体,斯谓太元,天地始分,乃道之实也。

从无到有,张衡一分为三,分成道根、道干、道实。道根是无,根源于“数”,有如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所谓“万物起源于数”,“数”以气运,而成道干,或曰为“气数”,气以“数”运,由“数”而形,道实乃成,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天地间成人。

那么,“天地”究竟是个怎样的格局呢?

张衡说“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虽然“有象可效,有形可度”,但都是自然相生,没有标记,故圣人作,“实始纪纲而经纬之”,即以“道数”来度量天地万物,定以“八极之维”,其周长,“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形似椭圆,“南北则短减千里,东西则广增千里”,从地到天,为八极之半,地之深亦一半,他说“用重差钩股”,按比例,“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

这一套算法到底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张衡很自信,他说,八极之内,他都能算,“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那“未之或知”的,当然就是“宇宙”,因为“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那就非他用浑天仪所能度量,亦非“重差钩股”所能运算。

由此看来,张衡在浑天说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宇宙,那是个从有回到“无”的宇宙——宇无极、宙无穷的无限性宇宙,而浑天说的宇宙,则是个有限性的天地之间,是用浑天仪可以度量的时间和空间,是在八极之内圣人可参可化的知与行的具体存在。

而《灵宪》述之,仍在天人感应中。如以“紫宫为皇极之居”,天帝宅之,乃“太一之居也”,故拟紫宫以筑王宫,法天帝而立皇帝;又以“太微为五帝之廷”,对应于政府,星座亦以王官名,五帝座为中枢,众星环列,皆臣文武,不啻一汉家天官书。

凡此种种,表现了历史与神话的交错,更有甚者,《灵宪》言及日月还出现了乌、兔,以及“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若以科学论之,此类神话因素本应排除,可张衡却未免于巫,其以众星列布,言人祸福,拟以北斗居中央而司王命,以日月运行,历示吉凶,用告祸福。

不过,这些神话因素,又与科学观察结合,他在琢磨日月吉凶的同时,发现“日譬犹火”、“火则外光”,日生光,而月无之,月如水,映日而光,即“生于日之所照”。在对吉凶、祸福的追问中,月食应属于祸凶,但他却对月食发生的原因,作了科学的解释,称地影为“暗虚”,称“月入地影”为“月过则食”,亦即月食。

对于行星运动,他虽然强调“天道贵顺”,却对行星运行的顺逆、速迟,也一并作了细致的观察,发现了“近天则迟,远天则速”、“顺行则速,逆行则迟”的变化。在《灵宪》中,他统计,星之“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这些星,都是他在陆地上观测得到的,而“海人之占未存焉”,至于“微星之数,盖万一千五百二十”。他相信,天上那些星星,对人间和自然界的万物,都会产生影响,此正所谓“庶物蠢蠢,咸得系命”,若无天命,“何以总而理诸”!明乎此,“然后吉凶宣周,其祥可尽”。

读完《灵宪》,我们发现它并非一篇科学文献,但却包含了许多科学思想,或曰,何以其未能发展出科学的知识体系?对此,我们的回答是:科学,需要在一个分化的文化背景中,才能被分化出来形成独立的知识体系,而张衡处于一个统一性的文化背景中,他的科学思想与神话思维和历史思维错综交织,在统一性的运思格局和思维方式中,尽可能地与之同化,而呈现灵性化的趋势,故《灵宪》,可以说是以人的灵性为天立宪,运思由灵轨而上达天命。

从统一性的文化背景中,虽然难以发展出独立的科学的知识体系,却能产生文化上的巨人,张衡就是这样一位,他不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经史”,而且精于文学和艺术。

他“上知天文”,不仅作有浑天仪,还为浑天仪著《灵宪》,配《浑天仪图注》和《灵宪图》,更有历算之作《算罔论》。此论,至唐已失传,以至于章怀太子李贤疑其为《灵宪》“网络天地而算之”,故称之为《灵宪算罔论》。不过,《九章算术·少广章》第二十四题刘徽注,提出“张衡算”,可知张衡以“质”为立方体、“浑”为球体,算过球的外切立方体积和内接立方体积以及球的体积,他还算过圆周率,若以钱宝琮对《灵宪》“其径当天周七百三十分之一,地广二百三十二分之一”的勘算,则π值为730/232=3.1466。

他“下知地理”的杰作,便是作了地动仪。据说,地动仪发明后,接着就发生了地震,龙珠朝着地震方向应声而落,宣告了他的天才,同时,也宣告了天谴和灾异的到来,每次应验,都少不了要有官员背锅,次数多了,就令人怀疑:此为国之利器,抑或国之尤物?若以利器论之,何以不报祥瑞,专告灾异?那分明就是国家的不祥之器,不吉利,没有任何一个朝廷会真正喜欢这么一具专门表达天谴的批判的武器,因此它失传了。

其于“中通经史”,也很有抱负,惜未竟。

在经学方面,他曾作《周官训诂》,可见其古文经学来路,崔瑗为之叹服,且欲继孔子《易传》补《彖》、《象》之缺,则未如愿。在史学方面,他也有一套自己的史观,欲成其一家之言,曾多次上书,或指出马、班著史,有与汉记不合者十余事,或曰,更始帝居位,民无异议,光武帝之初,乃其将领,后来才即位,故应将更始年号放在光武之前。这些建议,也都未被朝廷采纳。

他在史学领域,未能成为班固那样的史家,在文学领域,却跟上了班固的步伐,大赋仿班固《两都》作《二京赋》,骚赋亦仿班固《幽通》作《思玄赋》,卓然亦成一代诗赋名家,尤以《归田赋》,超越汉赋铺采摛文,转以抒写自性,开了陶渊明的先声。

据说,他还是位画家,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称他“善画”,所作《地形图》,至唐犹存,但仅凭《地形图》,只能说是制图家,还不足以称“善画”,只可惜他的画作,我们看不到了。

他还是一位巨匠型机械工艺家,葛洪《抱朴子》称他为“木圣”,《太平御览·工艺部九》引《文士传》说“张衡尝作木鸟,假以羽翮,腹中施机,能飞数里”,还有一种三个轮子可以自转的机械装置,后来人称“记里鼓车”,或曰“指南车”,说来也都跟他有关,但他也有先驱,木鸟的先驱是墨子,指南车的先驱是周公。

关于张衡的成就,一言难尽,还是他老友崔瑗那句“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能概括他。我们认为,他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能将所有这一切都统一在一起,也正是这统一性造就了他本人,而最能表达他统一性思想的,就是从《太玄》“道数”,通往《灵宪》的“灵轨”宇宙观,以及基于《算罔论》原理的“灵宪”天命论。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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