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与汉朝的和亲与刘渊的战略考量是其将国号定为汉的原因- 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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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晋书》载，永安元年（304年）八月，枭雄王浚联合鲜卑、乌桓征讨垄断朝纲的晋皇太帝司马颖，司马颖大败，挟晋惠帝连夜逃往洛阳。此时，大单于刘渊，本要发步骑兵二万讨伐鲜卑，救援司马颖。他的堂祖父刘宣说：“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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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载，永安元年（304年）八月，枭雄王浚联合鲜卑、乌桓征讨垄断朝纲的晋皇太帝司马颖，司马颖大败，挟晋惠帝连夜逃往洛阳。

此时，大单于刘渊，本要发步骑兵二万讨伐鲜卑，救援司马颖。他的堂祖父刘宣说：“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干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元海曰：‘善！当为崇岗峻阜，何能为培塿乎？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故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虽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思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世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乐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于是密共推元海为大单于。乃使其党呼延攸诣邺，以谋告之。元海请归会葬，颖弗许。乃令攸先归，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声言应颖，实背之也。”

这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唐太宗亲自审阅过的《晋书·汉刘元海载记》，开篇即说：“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冒顿之后也。名犯高祖庙讳，故称其字焉。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

这段记载又把刘渊何以“刘元海”入《载记》，以及其与汉世高祖的关系，讲得一清二楚了。

“匈奴人刘渊为何自称汉皇帝？”概括地说——第一，刘渊确实具有华夏族，包括“汉公主”的血统，其自称为“汉世之甥”并非虚言。第二，刘渊“自称汉皇帝”，很大成分上有战略策略考量。

刘渊

《晋书》载，刘渊说过这番话后，“乃迁于左国城远人归附者数万。”“左国城”，即今山西离石。

“永兴元年，元海乃为坛于南郊，僭即汉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开阔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扬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贼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俾三光晦而复明，神器幽而复显。显宗孝明皇帝、肃宗孝章皇帝累叶重晖，炎光再阐。自和安已后，皇纲渐颓，天步艰难，国统频绝。黄巾海沸于九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委弃万国，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何图天未悔祸，后帝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使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黎庶涂炭，靡所控告。孤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顾兹尫暗，战惶靡厝。但以大耻未雪，社稷无主，衔胆栖冰，勉从群议。’”云云，一直讲到“后主”刘禅，又大讲了一番他准备如何光复汉室大业。

《晋书》在这里，用了一个“僭越”的“僭”字，似乎对刘渊称帝不以为然。但亦可看出，尽管曹魏和司马氏终结了“两汉”，但从西汉开始形成的国家民族文化认同，依然根深难撼了。

刘渊本人，从小深受汉文化熏陶，这大约是他“自称汉皇帝”的第三个重要原因。

其实，按照王国维于《月氏未西迁大夏时故地考》中的考证，匈奴亦正如《史记·匈奴传》所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徐中舒先生也就此专门做过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