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血的魏王：曹操缘何无法一统天下？屠城或是他一生抹不去的污点！

建安二十四（公元219）年三月，曹操终于离开长安，沿褒斜道穿越秦岭的莽莽群山向着汉中进发了。可是，此时距刘备在建安二十二（公元217）年冬天进攻汉中都已经过去一年多了，距夏侯渊阵亡于定军山也都过去两个多月了，他来得是不是太晚了？

虽然曹操在建安二十三（公元218）年三月就派了曹洪前去支援夏侯渊作战，但是此后就再也没有别的援军了。而且，为了要保护陈仓道的交通不受张飞、马超的袭扰破坏，曹洪不得不一直驻屯在武都郡，并没有能直接参与到汉中防御作战中来。

曹操自己是在建安二十三（公元218）年七月离开了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城邺镇 ），九月到达了长安，但是此后他就一直按兵不动，没有再派一兵一卒去增援夏侯渊、就更不要说他去亲征汉中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从建安二十三（公元218）年正月开始一直到建安二十四（公元219）年正月的这一整年里，在曹操控制的地区内，就像按下葫芦浮起了瓢一样，连续出现了建安二十三（公元218）年正月在许都（今河南省许昌市 ）爆发的未遂政变、四月在代郡（治所高柳县，今阳高县西南）、上谷郡（治所居庸县，今延庆县）爆发的氐人大规模叛乱、十月在南阳郡（治所在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 ）爆发的大规模叛乱，混乱动荡的局势拖住了曹操，尤其是南阳郡的叛乱使得他不得不一直停留在长安居中策应。

建安二十三正月，在许都爆发了由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太医令吉邈、汉室名臣金日磾的后代金祎等人组织发动的政变。这些汉室忠臣早就对曹操代汉的做法痛恨不已，适逢当时曹操返回了邺城，只有他的亲信、丞相长史王必留守许都。于是，他们就计划杀掉王必，使献帝脱离曹操的控制，然后再招来势力已经活跃在荆州北部的关羽为外援，如此则大事可成。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个没有军队参与的政变发动后，一夜之间就失败了。

虽然这次未遂政变并没能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却实实在在地反映出了曹操依靠军功和武力代汉的企图，在汉室朝廷的中下级官员和遗老遗少们中间依然是不能被容忍和接受的、受到了他们强烈反对和抵制。表面上看，这次政变轻易就被挫败了，但是如果任由这种内部的反对力量暗中滋长，一旦他们真与此时在益州和荆州的实力和影响力已经极为强盛的刘备和关羽产生实质的联系，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曹操不久之后以就王必受伤不治而亡为借口，开始残酷地清洗异己分子，他不经查证就公开杀掉了几十位他认为暗中参与了政变的汉室大臣。

魏王操使丞相长史王必典兵督许中事。时关羽强盛，京兆金祎睹汉祚将移，乃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谋杀必，挟天子以攻魏，南引关羽为援。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吉邈等率其党千馀人，夜攻王必，烧其门，射必中肩，帐下督扶必奔南城。会天明，邈等众溃，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共讨斩之。

山阳公载记曰：王闻王必死，盛怒，召汉百官诣邺，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衆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皆附左；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乃实贼也”。皆杀之。

许都政变的事情刚刚告一段落不多久，四月份，远在北方代郡和上谷郡的氐人起兵反叛了。生活在代郡的氐人数量众多，随随便便都能拉出一支上万人的队伍（户口殷重，士马控弦，动有万数）。氐人头领不服从当地政府的管束，经常纵兵抢掠境内的汉人、扰乱郡内秩序，人民生计不得安宁。于是，为了震慑氐人，裴潜在担任太守期间，不但诛杀了所有与氐人勾结的汉人官员（案诛郡中大吏与单于为表里者），还对氐人施以严刑峻法、刻意进行打压（于诸胡为峻），在他的高压铁腕治理下，代郡终于出现了少有的平静。

但是当他被调回中央升任丞相理曹掾之后，新继任的太守认为裴潜此前的政策过于严苛，于是就放松了对氐人的约束。但是没过多久，就发现失去了约束的氐人太过恣意妄为，不得不又恢复了原先的各种严苛政策。受到刺激的氐人头领们，认为他们被愚弄了，受到了朝廷的不公正待遇，于是很快就全都反叛了。无奈之下，曹操只得派他的儿子曹彰北上去征讨叛乱。

二十三年，　夏，四月，代郡、上谷乌桓无臣氐等反。先是，魏王操召代郡太守裴潜为丞相理曹掾，操美潜治代之功，潜曰：“潜于百姓虽宽，于诸胡为峻。今继者必以潜为治过严而事加宽惠。彼素骄恣，过宽必弛；既弛，又将摄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势料之，代必复叛。”于是操深悔还潜之速。后数十日，三单于反问果至。操以其子鄢陵侯彰行骁骑将军，使讨之。

到了七月份，汉中前线的战事越发吃紧，曹操顾不得曹彰在北方的战斗还没有结束，亲率大军离开了邺城前往汉中，长途跋涉之后在九月份抵达了长安。 但是还没等他来得及休整好队伍，十月份，南阳郡的老百姓因为承受不住日益繁重不堪的徭役，在宛城守将侯音的带领下起兵反叛了。

南阳吏民苦繇役，冬，十月，宛守将侯音反。南阳太守东里衮与功曹应余迸窜得出；音遣骑追之，飞矢交流，余以身蔽衮，被七创而死，音骑执衮以归。

东汉末年战争不断，人口大量流失，土地成片荒芜，粮食紧缺军不保食，赋税、田租无法正常收纳。当年为了筹集军粮，曹操在许都尝试屯田，第一年的作用就非常显著，“所得积谷征战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并群贼，克平天下。”在尝到了甜头之后，他就组织人力开始大规模地开发，在各地都实行了军屯和民屯。经过数年不间断的经营，收获的粮食非常可观，“所在积谷，仓廪皆满”。在收获大量军粮的同时，大批流离失所的农民因此重新有了活路、得脱一死，这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但是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屯田制极端残酷的另一面。

一朝成为屯田客，世代皆为屯田客，不能改籍不能自由迁徙，上缴收成的一半给地方政府。军屯的屯田客除了平时种田以外还要上战场打仗。民屯的屯田客可以不用服兵役，但是除了种田之外，需要他们承担的徭役也极为繁重不堪，要经常去做长途运输、挽船、养马、鼓吹等等辛苦又危险的杂役。

由于战事连年不绝从未中断，战线也越拉越长，对军粮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巨大，屯田的劳力就日益显得捉襟见肘。于是，从敌占区掠夺和强制迁徙人口到自家的地盘上去屯田，就成了每次战争期间必有的任务。

对于被强制迁徙的人们来说，远赴异域他乡这无异于踏上了一条死亡之路，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徒步辗转几千里，风餐露宿颠沛坎坷，体质稍差的老人和儿童极有可能就会死于途中。即便到达了安置地，能不能很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和劳作，也很难想象。

虽然内地有大量闲置无人耕作的田地可以安置新移民，但是新移民路途上的口粮要依靠政府补给，到了安置地之后的生活口粮要政府补给，种地的粮食种子要政府补给，如果错过了农时，那么这大半年时间的口粮也依然要政府来补给，而且为了能顺利拆迁而给移民们许诺的减免徭役田赋也都需要政府来承担。可政府又哪有那么多余粮来供养这么多的人口呢？那就只好不停地加大对内地的原住民和屯田客的压榨了。

南阳郡主要是为驻屯在樊城和襄阳的曹军提供军粮和各种后勤支援工作，连年的征战，使得这个地区从未得到过休养，早已经到了濒于崩溃的边缘。如今又有从汉中迁徙而来数万移民到达了洛阳（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需要南阳地区的百姓来提供更多的粮食、去完成更多的徭役，这无疑就成为了压倒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如果只有一只羊可以薅毛，那羊毛早晚都会被薅干净；再温顺的兔子，被逼急了也会咬人。于是在守将侯音的带领下抓住了太守之后，全城皆反！

南阳郡一直都是曹操统治的核心地区之一，宛城拱卫着南阳盆地的北大门紧靠许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城市，不容有失，于是曹操立刻命令曹仁从樊城出发北上平叛。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战斗，曹仁平定了叛乱重新夺回了宛城的控制权。但是导致叛乱产生的根源依旧没有消除，将来可能还会变本加厉地落到百姓的身上，那将来各地也必然就还会爆发更多更猛烈的叛乱。那该如何消除将来可能会再次爆发叛乱的隐患呢？

采取怀柔政策，减免稅赋和徭役，让百姓适当的休养生息？不，曹仁祭出了曹操阵营的看家法宝---屠城（正月，曹仁屠宛），他命令士兵把宛城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不分男女老幼全都屠杀殆尽。曹仁就是要通过这种惨无人道的残暴手段来震慑其他地方的老百姓，你们都要乖乖地听话，继续老老实实地当牛做马，不然的话，死掉的宛城人就是你们的榜样！

时征南将军曹仁屯樊以镇荆州，魏王操命仁还讨音。建安二十四年春，正月，曹仁屠宛，斩侯音，复屯樊。

我们来盘点一下，曹操和他手下部将们的屠城史，

1、初平四年（公元193），曹操攻打徐州牧陶谦，在徐州多地屠城。

《三国志·武帝纪》：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

2、兴平二年（公元195），曹操攻打躲在雍丘的张邈，破城后屠城。

《三国志·张邈传》：太祖攻围数月，屠之，斩超及其家。

3、建安三年（公元198），曹操攻打吕布，攻破彭城后屠城。

《三国志·武帝纪》：冬十月，屠彭城，获其相侯谐。

4、建安九年（公元204），攻打在邺城的袁尚，破城后屠城。

《三国志·武帝纪》：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

5、建安十二年（公元207），曹操攻打乌桓，攻破柳城后屠城。

《三国志·公孙度传》：十二年，太祖征三郡乌丸，屠柳城。

6、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夏侯渊平定太原商曜叛乱，破城后屠城。

《三国志·夏侯渊传》：又行征西护军，督徐晃击太原贼，攻下二十馀屯，斩贼帅商曜，屠其城。

7、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夏侯渊攻打韩遂、宋建，破兴国、枹罕之后屠城。

《三国志·武帝纪》：渊与诸将攻兴国，屠之……遣夏侯渊自兴国讨之。冬十月，屠枹罕，斩建，凉州平。

8、建安二十年（公元215），曹操攻打河池氐人，破城后屠城。

《三国志·武帝纪》：氐王窦茂众万馀人，恃险不服，五月，公攻屠之。

9、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曹仁平定宛城侯音叛乱之后屠城。

《三国志·武帝纪》：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斩音。

这前前后后二十多年间，仅见于记载的屠城就有九次之多。

建安十三年，十多万樊城、襄阳地区的百姓为躲避即将到来的曹军而自发地随刘备南迁；建安十四年，十多万曹操治下的淮南百姓听说要将他们强制迁往内地之后集体逃亡江东。同样是要抛家舍业，百姓们宁肯选择实力更为弱小的孙、刘也不愿去跟随名义上还代表着中央政府的曹操，就完全是出于不愿失去自由的决心和对曹操残暴统治的极度恐惧，而自发地要追随拥戴刘备和孙权。习凿齿后来发自内心的感叹：“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十年之后，曾经在最危急的时刻也不愿抛弃逃难民众的刘备、曾经在当阳说过“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而且坚定地把这句话一以贯之的刘备，在益州得到了广泛、衷心、坚决的支持拥戴，哪怕在战争中付出的代价再巨大，也能够做到上下一心、团结一致。

在建安二十三年里连续发生的这三个事件，看似毫无关联，但却恰恰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连年不停的征战，已经让这个貌似强大无匹的政权内里，变得民心丧失、千疮百孔、疲弊不堪。

曹操既然走上了这条以军功代汉之路，那就只能不停地去四处征战、消灭一个个对手，不停地为自己巩固和增加权柄。连年用兵，就需要更多的军粮，就需要更多的劳力，就需要通过战争去掠夺人口，强制移民确实能带来充足的劳力。但是战乱不停，对内就只会有不停的压榨和索取，田赋徭役只会越来越繁重不堪，百姓不得休养生息，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激起反抗，最后就不得不靠采取屠城这种高压政策来迫使人们屈服，于是如此恶性循环往复，直到某一天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为止。

他一方面看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生灵涂炭，痛惜“生民百遗一，念之人断肠”，可是另一方面却又亲手制造屠城这样的人间惨剧，用这种最暴虐残酷的手段，来报复、震慑、威吓所有不愿臣服于他的人。昔年的屠龙人终于在权柄的诱惑下，变成了新的恶龙。然而，靠武力的残酷镇压、征服得来的臣服只是表面的假象，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一旦将来稍有星星之火，瞬间便会成为燎原之势。

建安二十四（公元219）年三月，暂时平定了内部不安定因素的曹操，拖着老迈的身躯终于赶到了汉中，与刘备这个老对手在阔别十年之后，再次正面对阵了。刘备在定军山上看着远方翻越群山万壑而来的曹军，轻声说到：“曹操这次亲自来也没用，汉中肯定是我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