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汉武帝

汉武帝是两汉时期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建立了封建统治主义多方面的制度，旧史往往以他与秦始皇并举，称为“秦皇汉武”。

强干弱枝，是汉代建立封建统治主义体制的思想基础。秦始皇废封国，立郡县，实际上就反映了这种思想。娄敬对高祖献策移民，正式提出强干弱枝的主张。汉文帝时，贾谊陈政事，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令海内之执，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人。”这种“众建说”是在朝廷和诸侯王之间建立强干弱枝的封建统治主义体制。文帝采纳了这个主张，但未能真正实行。景帝时推行的削藩策，也是这种思想的一种反映，但因操之过急，出了乱子。武帝时采纳主父偃的献策，制定推恩令，这也是强干弱枝的思想在建立新的政治体制上的反映。

多种封建统治主义体制的建立主父偃的献策是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他说：“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统治，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以主父偃的分析，强干弱枝对保持朝廷统治的安定，是非常必要的。推恩的办法是有关的皇族所愿意或乐意接受的，实际上也正是如此。推恩法不断加强了朝廷的统治，也不断削弱了地方的力量，这对于封建统治主义政治体制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在经济方面，汉武帝也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制度，以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和富商大贾的经济势力，加强朝廷对全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他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分别颁布并推行了盐铁官营、铸币和均输、平准的诏令。盐铁官营，即由朝廷垄断盐铁的经营权利，在全国各地设立盐官铁官进行经营管理，凡是私铸铁器或煮盐的都处以重刑，并没收其货物。铸币制度，即禁止私铸钱币，改由官铸，把铸币权收归朝廷，由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属三官负责铸造，称为上林钱或三官钱，即五铢钱。均输、平准制度，所谓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令各地各以其土特产作为贡物，由工官制造运输工具运往京师。所谓平准，就是平抑物价，由大司农设立平准官于京师，“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以平抑物价。这样，就把过去由富商大贾掌握物资、操纵物价的利权收归朝廷所有。

在思想文化方面，汉武帝树立了儒学的统治权。他在太学立五经博士，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作为一代大儒的董仲舒受到尊重。他的“天人感应”说，成为神化皇权的理论依据，他的“三纲”说，即“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说法，成为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尽管在现实政治中法家思想更受重视，但“外儒内法”，法家思想也往往要穿戴着儒家衣冠才能出场。以上各项体制的树立，使汉成为规模具备的封建统治主义的大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有它深远的影响。

对人才的重视对人主在政治上的成就，贤能的辅佐是决不可少的。刘邦深明这一点，他在称帝后，同群臣议论刘、项得失。他说他有萧何、张良、韩信等人，能各用其材，因而获得胜利；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因而灭亡。文帝也是个重视人才的人，他尊重细柳营的严肃军纪，称赞周亚夫是“真将军”。武帝继承先帝这个传统，在继位后，多次下诏求贤。武帝和董仲舒“天人三策”的问答，已成为著名的政治文献。他读了司马相如的赋，极想见其人。他见汲黯，衣冠不整齐不见。主父偃、徐乐、严安被诏见，武帝说：“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班固称赞说：“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

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蝉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蝉，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这可见武帝时人才之盛，此后，虽有名臣，也非武帝时期之可比。

体制之建树，人才的登用，是治国的两件大事。武帝在这两方面的成就，是他雄才大略的重要标志。

第二节汉和边疆各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

武帝重视汉和边疆各地区间民族关系的发展，当武帝在位时期，汉和匈奴之间的关系有了变化，西域、西南夷闭塞的状态有了相对的改变。

汉和匈奴关系的变化

汉对匈奴长期处于被动地位。武帝时，转被动为主动，巩固了汉在全国各民族中的优势地位。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遣使请求和亲，武帝令公卿大臣商量对策。大行令王恢主张“兴兵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则强调“和亲”。在主战主和双方的争议中，大部分官僚附和韩安国的意见，武帝勉强从和亲之议。然而，和亲之后，匈奴仍然大肆侵扰。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马邑（今山西朔县）聂一献破匈奴之策。武帝以时机已到，决心抗击匈奴。王恢积极赞成聂一诱匈奴单于入塞聚而歼之的计策。武帝乃命韩安国、王恢、李广、公孙贺、李息等为将军，率领大军准备伏击匈奴，因匈奴单于发觉而引兵去，落了个空。从此，和亲断绝。

是后，武帝命卫青、霍去病等多次征讨匈奴。经过多次战争，特别是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漠南战役、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河西战役、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这三大战役之后，匈奴军主力被歼，从此衰弱，单于失据，“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河西战役后，汉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皆在今甘肃河西地区）。

通西域为了切断匈奴“右臂”，也为了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武帝一再命张骞通使西域。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始命张骞通西域。张骞行程万余里，历时十余年，同西域各国开始建立联系，归来后以所了解情况报告朝廷。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这时，汉已设置河西四郡，由内地至西域交通畅通无阻，顺利地到达西域，加强了天山南北各族与汉朝的联系，同乌孙建立起和亲关系；并派许多副使随同张骞到达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等地。

从此以后，西域各地同中原地区的政治关系和经济文化联系日趋密切，开辟了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为了保障汉使以及商队往来的供应和安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西汉开始在邻近西域的酒泉、玉门（皆在今甘肃西北部）建立亭障。后来，把亭障延展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一带，并在天山南路屯田。每处有屯田兵数百人，设置卫司马和校尉戍守，兼护天山南北各国。从此，天山南北三十六国和乌孙都先后成为汉朝西北边疆之一部分。

通西南夷

武帝时期，割据东南地区的东瓯、闽越和南越之间经常发生纠纷。汉武帝先后派兵平定了这些地区，并设置了郡县。

居住在今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少数民族，当时被统称为“西南夷”。在平定东南割据政权的同时，汉武帝加强了对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联系。他派人通夜郎（在今贵州遵义市一带），使夜郎首领及夜郎附近各部相继归汉，于其地设置了犍为郡。不久，武帝又派司马相如通使邛都、笮都，在那里设置了十余县，隶属蜀郡，还在西南地区先后设立七郡，封滇（在今云南昆明市一带）人的首领为滇王，发给王印。从此，西南地区同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

第三节

武帝晚年的社会变乱和朝政的相对变革

武帝在位时期，汉的强大是空前的。但在强盛的同时，也伴随着奢侈、腐化，潜伏着衰落的因素。

武帝的奢侈武帝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起，大兴土木，修宫室，凿池籞，先后修建了建章宫、明光宫、柏梁台。长安周围还建有长杨宫、五柞宫等六宫。为了便于他巡游，各地尚建有行宫。园囿中兴修最早、规模最大的是上林苑，池沼最大者为昆池。修筑这些宫室园池，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此外，武帝巡游无度，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后，多次携带文武百官和侍卫巡游全国各地，见诸于记载的巡游达二十余次之多，足迹遍于长江以北各郡县，次数之多，范围之广超过了秦始皇。每次“巡狩郡县，所过赏赐，用帛百万匹，钱金以巨万计”。

武帝还宠信方士，迷信神怪，惑于方士们所谓神仙长生不老之说，希望通过方士求得不死之药。他多次派人入海求仙，还想亲自入海求神仙，后被东方朔固谏乃止。

武帝这些活动，不仅靡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而且上行下效，使整个统治集团日趋腐化，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无限，加之繁重的赋税、兵役和御役，造成了“民力屈，财用竭”的恶果。武帝末年，出现了“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的局面。广大农民穷困破产，无以为生，流亡农民越来越多，终于导致了天下的动乱。

农民起义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起义声势之大，要超过秦末农民起义初期时的情况其最著者，“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起义军多则数千人，少则数百人，到处攻打城邑，夺取兵器，杀戮官吏，释放囚犯。汉武帝急忙派遣军队到各郡县镇压，对起义军大肆屠杀，甚至把供应过起义军饮食的群众也一概处死；并作“沉命法”，规定：凡是发生起义的地区，如果郡县没有发觉，或是捕杀起义人民不够多的，有关的大小官吏都要处以死刑。尽管西汉朝廷用尽一切严刑酷法来镇压起义人民，并没有能把起义镇压下去。

轮台之诏和政治改革面临危机四伏的境地，汉武帝深感他的政策有改弦易辙的必要。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他曾对群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至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罢去了诸方士侯神人者。

同时，武帝又于是年下诏，“陈既往之悔”，罢轮台（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南）之戍。诏书中说：“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武帝下诏后，“由是不复出军”，减少了边事。他又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为了恢复农业生产，还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这些政治上的改革，挽回了当时的局势，使汉未陷入秦末的厄运。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汉武帝死，终年七十一岁，葬于陕西茂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