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一年的明仁宗开创的“仁宣之治”，为何能媲美“文景之治”？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是后世对于大明王朝整体评价。纵观大明王朝，国祚276年，前后历经十六帝。在大明朝这十六位皇帝中，其中不缺乏昏庸无能、荒废政务的皇帝。如：万历皇帝、天启皇帝等。

总体来讲，大明朝的十六帝给后世感觉，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昏庸无能、荒废政务的皇帝。简单讲，从皇帝这个职业角度讲，根本不称职。

然而，在大明帝国的历史中，也出现过封建王朝短暂盛世，即“仁宣之治”，虽然仅仅前后十一年时间，后世评价堪比“文景之治”。

作为“仁宣之治”的开拓者明仁宗朱高炽，在位执政不足一年，其历史评价堪比“文景之治”。可能很多不了解明仁宗，对于明仁宗评价如此之高，很难理解，执政不足一年的皇帝，按照正常思维角度，执政期间，不会有多大的功绩作为。

然而，明仁宗朱高炽虽然在位执政不足一年，但是纵观明仁宗朱高炽一生，在继位之前，负责监国二十余年，明仁宗朱高炽执政理念已经得到充分的实践，并且为“仁宣之治”盛世奠定基础。

明仁宗朱高炽

从《明史》对于明仁宗朱高炽历史评价，我们就足可以看出后世对于明仁宗朱高炽历史评价为何堪比“文景之治”。

《明史》赞曰：“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

明仁宗朱高炽执政足以一年，其政绩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为政开明；经济上，发展生产，与民休息；军事上，修整武备，停止永乐时期对外大规模用兵。

我们先浅谈明仁宗朱高炽继位之前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其一、政治上，刑法严苛；“靖难之役”中冤案过多；冗官过多，政府机构办事效率下。

元末吏治腐败、贪污成风，百姓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饿死者甚多。这是造成元朝灭亡一个非常重要原因。

因此，朱元璋在建立，吸取元朝灭亡原因，朱元璋在吏治贪污治理方面，采取铁血政策，以残酷的法律严惩贪官污吏，发明了众多残酷的刑法，其中以“剥皮揎草”、 “贴脸”、 “砍头会”三者最为严酷出名，令明朝官员闻之面如土色。

明太祖朱元璋

其中以“剥皮揎草”最严酷，也最具震慑力，朱元璋在每个府、州、县都设有的“皮场庙”剥皮，将其处死贪官处死剥皮之后，皮囊内填充稻草和石灰，放置在后任的公堂桌座旁边，用以警惕继任之官员不要重蹈覆辙，否者，这就是他的下场。

《明史•刑法志》记载：“洪武十六年，严犯赃官之禁”，“初，太祖重惩贪吏，诏犯赃者无贷……”，“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再犯处死”。

朱元璋针对历史腐败问题，专门编纂制定《大诰》和《醒贪简要录》。

《大诰》一书专门记载整理朱元璋审判贪腐方面的重大案件，以诰文的形式向全国发布，告诫官吏们；《醒贪简要录》主要阐述制定官吏工资标准的理论依据。并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

因此，朱元璋针对吏治方面，刑法严苛过于严苛。

朱元璋驾崩之后，建文帝继位，执行削藩政策，燕王朱棣起兵，通过“靖难之役”最终称帝，即永乐大帝。

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获取皇帝，针对建文帝朝旧臣，冤杀流放牵连者甚多，造成众多冤案。其中最为注明“方孝孺案”。

方孝孺拒绝替朱棣草拟即位诏书，当众骂朱棣为窃国之贼，进而引发朱棣大怒，被灭十族，牵连着共计873人。

方孝孺怒骂骂朱棣

蔡东藩：方孝孺一迂儒耳，观其为建文立谋，无一可用，亦无一成功。至拒绝草诏，犹不失为忠臣，然一死已足谢故主，何必激动燕王之怒，以致夷及十族，试问此十族之中，有何仇怨，而必令其同归于尽乎？

因此，在永乐一朝，“靖难之役”造成的冤案较多。

朱元璋朝时，因为胡惟庸案，朱元璋正式废除宰相制度，朝廷六部直接由皇帝统御。这样虽然彻底消灭皇权与相权矛盾，看似提高了皇帝处理政务的能力，但是毕竟皇帝也是人，也是工作的机器，明成祖时期内阁雏形出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明成祖时期，内阁还仅仅是皇帝谘询机构，国家军政大权一切事物都要由皇帝亲身御笔才可下发，这样就造成政府机构办事效率下，而且朝中出现冗官过多现象。

其二、明太祖、明成祖两位皇帝执政期间，先后多次北伐；明成祖执政时期，迁都北平，修建紫禁城，编纂永乐大典，派遣郑和下西洋等多次重大历史事情，但是明成祖这些伟大政绩背后，透支大明国力，加重百姓负担。

明太祖、明成祖在位执政时期，针对元朝退守草原的残余势力，以及北方草原部落的时常侵袭北疆问题，明太祖朱元璋执政时期，前后派遣徐达、蓝玉、朱棣等将领为主，统兵数次北伐，朱元璋一朝并未彻底解决北方边境问题。

明成祖朱棣称帝后，继续执行北伐国策，先后五次亲征北北，收复安南，在东北边疆上设置奴儿干都司；在西北置哈密卫，在西南置大古刺、底马撒、底兀刺等宣慰司。

针对北方边界安稳问题，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迁都北京，针对新都城，大兴土木修建紫禁城，从永乐四年，一直到永乐十九年，历时十五年，为修建北京，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营建紫禁城宫殿，永乐九年，修会通河，永乐十三年，开凿淮安附近之清江浦，使久废的运河重新畅通，永乐十九年，北京城修建完毕，其后完成迁都。

明成祖迁都北京

文化上，为彰显自己政绩，从永乐元年七月，明成祖以解缙、姚广孝、王景等人为主，组织编纂大型类书，一直到永乐二年十一月，编纂成中国古代一部大型类书，史称《永乐大典》。

为彰显大明国威，加强同世界其他各地联系，明郑祖朱棣派遣郑和数次下西洋。

梁启超：“明成祖以雄才大略，承高帝之后，天下初定，国力大充，乃思扬威德于域外，此其与汉孝武、唐太宗之时代正相类。明成祖既北定鞑靼，耀兵于乌梁海以西，西辟乌斯藏，以法号羁縻其酋，南戡越南，夷为郡县。陆运之盛，几追汉唐，乃更进而树威于新国。郑和之业，其主动者，实绝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

从梁启超先生对于明成祖评价中，可以看出明成祖一生功绩显著，然而，在多次北伐、迁都、编篡《永乐大典》、派遣郑和下西洋光鲜背后，其实是在耗费透支大明国力，加重百姓负担，徭役过重，百姓生活并不富裕，反而更为清苦。

因此，明仁宗朱高炽继位之前，面临上述问题。在即位之后，明仁宗朱高炽针对以上问题，实行新的国策。

首先，政治上，明仁宗朱高炽为政开明、勤政爱民。

明仁宗朱高炽，其生性端重沉静，言行识度，喜好读书，崇尚儒家治国理念。

明仁宗朱高炽

《明史》记载：“当靖难师起，仁宗以世子居守，全城济师。其后成祖乘舆，岁出北征，东宫监国，朝无废事。然中遘媒孽，濒于危疑者屡矣，而终以诚敬获全。善乎其告人曰“吾知尽子职而已，不知有谗人也”，是可为万世子臣之法矣。

明仁宗朱高炽坚持以简朴、仁爱和诚挚儒家治国理念为思想。在执政后，废除了自朱元璋开朝以来诸多严苛刑罚，转而采用儒家“兼爱、非攻”治国理念。因此，在洪熙朝政治非常清明，朝臣可以各抒己见，皇帝可以择善而行。

改组内阁，选拔真材实料，有作为的大臣为国家效力，其中以翰林学士和干练的官员充实行政官署，内阁不再像以前明代统治者之下的专门的谘询机构，转而转变成大学士亲自参与的决策组织，使得国家机构更好灵活运转。

在官员的选拔上，明仁宗朱高炽选用贤臣，削汰冗官，其中以“三杨”为代表，即：杨荣、杨士奇、杨溥。

明仁宗朱高炽废除沿袭千年残酷的宫刑，停止皇家的采办珠宝，停止郑和下西洋。

明仁宗朱高炽针对明成祖时期建文帝冤案，给予拨乱反正，受冤的族属赦免放还回家。其中以两次恕免诸如齐泰、黄子澄等“靖难之役”官员的家属为代表，免除其家属为奴，并发还没收的财产 。

唐朝之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经过宋、元两朝，到明朝之后，苏杭已经成为当时经济重心，经济繁荣背后，自然带动南方仕子文人气息因此，南方多出文人雅士，进士之中多为南方人，为了凝聚北方仕子百信之心，明仁宗朱高炽在科举制度选拔上，明仁宗朱高炽指定“南六十、北四十”的选拔比例。这一制度一直沿袭至清朝。

其次、经济上，发展生产，与民休息。

明仁宗朱高炽在经济上，减免赋税，针对受灾区百姓给予无偿赈济，开放国家管控山泽，供农民渔猎，在明仁宗朱高炽这些执政国策下，洪熙朝时期的大明百姓生活安定，生活富足，大明帝国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

明仁宗朱高炽这些国策，为“仁宣之治”盛世奠定基础，因此，被后世“岂不与文、景比隆哉”。

再次，军事上，明仁宗朱高炽修整武备。

战争，是一个十分消耗财力与民力行为。针对明太祖、明成祖两朝多次北伐，也消耗了大明不少国力。

因此，明仁宗朱高炽执政时期，针对北方草原部落，选择派遣精干的军事将领守卫北方诸前哨以防东蒙古人的入侵，不在对外大规模用兵。

在外交上，继续保持中亚和南洋各国的纳贡关系。

最后，在明仁宗朱高炽后宫中。

明仁宗朱高炽

明仁宗朱高炽一生不恋女色，后宫除皇后张氏之外，仅谭妃一人，相比较封建帝王后宫佳丽三千，明仁宗朱高炽着实是一位不恋女色皇帝。

总结：

自从朱元璋建立大明朝之后，明太祖执政时期，在，吏治方面，采取严苛峻法，由胡蓝之案引发十多年的案件牵连着十数万，被屠戮者数万人；明成祖时期，因为“靖难之役”冤杀牵连着也达数万之人。

明太祖、明成祖两朝对外大规模用兵，以及明成祖时期大兴土木一系列工程，在这些帝王丰功伟绩背后，确可能是累累白骨堆砌而成，大明国力也被严重透支。

而明仁宗朱高炽，针对这样一位堪比汉文帝皇帝，虽然执政不足一年，但是在其生涯中，监国二十余年，明仁宗朱高炽，始终坚持以民为中心，轻徭役，发展生产，与民休息国策。在明仁宗的治国理念下，大明帝国出现“仁宣之治”盛世，可堪比西汉：“文景之治”。因此，纵然明仁宗朱高炽在位不足一年，其历史平价完全可以堪比“文景之治”。

参考文献：《明史·本纪第八·仁宗》、《明实录·仁宗昭皇帝实录》、《明史》、《明史•刑法志》、《大诰》、《醒贪简要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