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初期窦太后掌权并主张和亲，窦太后崩逝两年后才进行北伐

要与匈奴展开一场全面性的战争，西汉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战略物资——具体地说，就是战马——的严重匮乏。《史记·平准书》载：“汉兴，接秦之獘，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馕，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西汉建国之初，连天子出行的鸾仪都凑不齐四匹毛色一致的骏马。至于将相大臣，有的人因为马匹太贵——此时汉朝部分地区的行市已经达到匹马值百金的地步——甚至连马车都置办不起，不得已只能以牛车代步。因此，汉高帝七年（前200年）爆发的白登战役，面对匈奴冒顿单于率领的数十万游牧骑兵，汉高祖刘邦只能以步兵应战，结果陷入了极大的被动。

这种令汉廷尴尬不已的局面因为国家经济复苏的缓慢而被迫延续了好长一段时间，至少到孝文帝刘恒即位之初，西汉马政都没有明显好转的迹象。《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匈奴右贤王入侵河南地，而汉廷的应对如下：“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为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婴击匈奴，匈奴去。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

这一次长安告警，西汉最有战斗力的中央军之一——北军授命集结在京师周围以拱卫帝都的安全，而这支汉军精锐仍然是以材官即运动迟缓的步兵为主体的。在西汉前期的历史上，孝文帝一朝的匈奴边患最为深重，也因此倒逼孝文帝和他的政府不得不改变从前无为而治的态度，大力加强国家的马政建设。所谓埋头十年，乃与敌人抬头相见。

匈奴疆域图

到十年后匈奴老上单于再度南侵，汉朝的马政已经大有长进，精锐的中央军此时已经有能力组织起一支10万人规模的骑兵部队了：“十四年冬，匈奴寇边，杀北地都尉卬。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人。上亲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吏卒。自欲征匈奴，群臣谏，不听。”

这一回老上单于破关南侵，拥卫着他的是14万匈奴骑兵。而汉军不算车、步两兵种，光是骑兵也能集结10万之众，与匈奴的差距并不很大，因此孝文帝便萌发了御驾亲征的强烈愿望。虽然最终未能成行，但这至少说明西汉马政卧薪尝胆的十年建设给皇帝带来了巨大的信心。

从此以后，西汉的养马业开始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孝景帝中四年（前146年）“益造苑马以广用”，在西北边境的太原、北地、西河、辽东等郡兴建养马场36所，投入3万官奴婢，共计蓄马30万匹，形成了一个西起甘肃，东到辽宁的布局完整、规模庞大的养马体系。

到孝武帝登基之初，帝国的马匹数量已经相当充盈。甚至官宦人家聚会赴宴，拉车的马也必须要仔细挑一挑了——“至今上即位数岁，”“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闲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

一晃70年的光阴飞逝而过，几辈西汉帝王朝思暮想的战马终于准备停当了，而李广、程不识两位声名显赫的边将也奉诏入京，分任未央卫尉与长乐卫尉，是时候向匈奴人开战复仇了吧？

刘彻

可是初政的汉武帝却没有沿着这条思路前行，他的对匈政策在和、战之间左右摇摆，让人难以捉摸：“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使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兰出物与匈奴交，详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余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

照太史公的说法，武帝即位之初不但没有转守为攻，加紧备战，反而展现出了比以往更加积极的和亲姿态，而匈奴方面也因为汉朝丰厚的利益输送而对这个南邻愈发亲近。

可是汉匈邦交刚刚走进一个和亲的蜜月期，孝武帝又突然策划了马邑之谋，企图设伏诱奸匈奴主力。结果事机不密，在临战前的一刻被匈奴军臣单于侦知了整个作战计划，由此导致两国关系走向决裂，前此数年的和亲成果也瞬间化为了乌有。

孝武初政，汉廷已有能力对匈开战，却为何不战而选择和亲？既然选择了和亲，怀柔匈奴也渐有起色，又为什么要突然转和为战，主动寻衅？汉朝外交进退失据，莫持定见，暗示着这背后似有主和与主战的两股势力在相互较劲，相互撕扯。从马邑作战计划的成型过程中，也能够清楚地观察到这一事实。

马邑之谋发生在孝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但据《史记》所载，早在两年前，也就是建元六年（前135年），汉廷中的主战派与主和派便已经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议。大行王恢，燕人也，数为边吏，习知胡事。议曰：‘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安国曰：‘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

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方面主动迁使来汉，请求和亲。而收到请求的孝武帝却态度暧昧：如果说和亲是孝武帝即位6年以来一贯坚持的既定政策，那么在接到这份请求之后，他召集群臣商讨的就应该是对匈和亲的若干操作细节，比如和亲的具体时间，和亲公主的人选以及对匈奴纳贡的数量和种类等等。

但从廷议当日的情形看，这些都不是首要的议题。廷议的首要议题是对匈和亲的政策是否还要继续执行。皇帝把这个议题下发给群臣讨论，传递出了一个极其敏感的信号：孝武帝奉行了6年之久的和亲政策有了动摇的趋势，皇帝可能已经萌发放弃和亲，转而以战争手段御服匈奴的念头。

只不过他还不能准确预判开战的前景，因此才召来群臣集议。有着丰富的边疆工作经验的大行王恢大概是洞穿了孝武帝的这层心思，所以才敢斗胆抛出和亲不如开战的论调。

可是主战派的王恢刚一发声，立刻就遭到了御史大夫韩安国的强力阻击。韩安国不但重申了和亲的必要性，而且以他的慷慨陈词博得了与会成员的多数赞同。这样一来，孝武帝和王恢倒像是被孤立的少数派了。

韩安国何德何能，竟敢与孝武帝暗中较劲，操纵汉廷外交政策的主导权？恰恰是这个问题令人倍感蹊跷。因为《汉书·百官公卿表》显示，韩安国是在当年6月才刚刚由大司农升任御史大夫的。此前，这位板凳都还没有捂热的“副相”长期供职于远离京畿的梁国，在中央素无根基，他怎敢公然挑战孝武帝的权威呢？

韩安国

要解释这个问题，应该注意到《史记·韩长孺列传》中记载的这两个事实：

其一，汉景帝三年（前154年）的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为汉廷立下汗马功劳的梁孝王刘武野心逐渐膨胀，在王国之内公然僭拟天子，由此导致他与胞兄孝景帝刘启关系趋于紧张。危机一触即发的当口儿，是韩安国以梁国特使的身份前往京师，向大长公主刘嫖和皇太后窦氏疏通关节，避免了刘武与刘启的兄弟反目。由此，韩安国逐渐赢得窦太后的信任。《史记》说：“其后梁王益亲驩。太后、长公主更赐安国可直千余金。名由此显，结于汉。”

从这时起，深居东宫的窦太后第一次知道了，在她下面众多的藩国大臣中还有一个名叫韩安国的人值得信赖。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不久后梁国内史出缺，梁王刘武上报朝廷，提名心腹大臣公孙诡接任。可窦太后代表中央给梁王的批复，却把这个重要的职务授予了犯了法、正在服徒刑的韩安国。

严格地说来，从这时起韩安国的身份其实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如果说此前的他还是梁孝王刘武的得力属下，那么此后的韩内史似乎更应该被视作汉廷和窦太后派驻梁国的亲信与眼线。

韩安国升任内史之后不久，梁国又闹出了第二桩乱子。汉景帝前七年（前150年）孝景帝下旨废黜了刘荣的太子名分。一直觊觎储位的梁王刘武对接班人的位置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但遗憾的是，由于袁盎等大臣的坚决反对，梁王最终铩羽而归。

恼羞成怒的刘武为谋士羊胜、公孙诡所怂恿，派遣刺客潜入京师对政敌发动报复并成功地刺杀了袁盎。这桩惊天血案的曝光一下子就把梁孝王刘武和孝景帝刘启的关系推到了决裂的边缘。此时又是韩安国出面斡旋，说服梁孝王交出羊胜、公孙诡，以此为代价换得了孝景帝的谅解。这样一来，韩安国在窦太后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窦‍猗房

司马迁说：“诡、胜自杀。汉使还报，梁事皆得释，安国之力也。于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国。”

韩安国与窦太后的渊源如此之深，他在建元六年（前135年）的廷议中领衔反对王恢的主战建议，很可能是在重申窦太后的外交主张。要知道，这位老太后的许多政治思想都强烈地受到丈夫孝文帝的影响，比如无为而治，比如对匈和亲。

孝文帝驾崩后，汉朝在继任的孝景帝和孝武帝治下国力渐强，但对匈奴却一直延续着孝文帝时期的和亲政策，这恐怕与窦太后所施加的影响力不无关系。如果说窦太后是坚定的和亲派，而她的嫡亲孙子、血气方刚的孝武帝刘彻却偏于主战，那么就不难理解建元年间汉朝对匈政策摇摆不定的原因了：刘彻少年即位，在他初登大宝的那几年里，朝廷拍板决策的最高权力其实是攥在老祖母窦太后手里的。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孝武帝和王臧、赵绾等人推动的建元新政是如何遭到窦太后的强力扼杀，不难明白此时的朝廷里究竟是谁说了算。

到了建元六年（前135年）的五月，年轻的孝武帝总算熬到了祖母谢世。窦太后刚一驾崩，他就抛出和亲还要不要继续的议题让群臣讨论，显示出这位年轻的皇帝对开战已经有些急不可耐。只是孝武帝疏忽了一点，那就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执行起来总不免带着强大的惯性。

窦太后虽然崩逝了，但以韩安国为代表的人数众多的主和派大臣却仍能凭着这股惯性推动和亲政策往前再挨几步。这一挨，孝武帝的第一次对匈作战计划遂流了产，马邑之谋将推迟到两年之后才姗姗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