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另类"明君曹丕：蜀吴整军备战时，他却效法汉文帝，以文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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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位逐渐稳固之后，曹丕推行儒家教育，并借鉴前朝灭亡的教训，决心革除前弊，苛禁宗室，限制外戚、宦官权力等多策齐举。在选拔和任用人才方面，取士不限年龄，实行“九品中正制”，其选贤任能的政策和气度不亚于其父。他还能够关心百姓疾苦，“贫者振贷之”。

曹丕为帝期间的政绩，张溥贬其“无足称”。

郭沫若先生为其正名，称曹丕：

“在政治家的风度上有时还可以说胜过他的父亲。如令宦人为官不得过诸署，禁母后预政，取士不限年资但纠其实，轻刑罚，薄赋税，禁复仇，禁淫祀，罢墓祭，诏营寿陵力求俭朴等等，处处都表示着他是一位旧式的明君典型”。

曹丕的政治和思想统治难以摆脱儒家的影响。

他在《议轻刑诏》中自称：

“吾备儒者之风，服圣人之遗教，岂可以目玩其辞，行违其诫者哉？”

曹丕对周之仁政充满羡慕，也多有效法。

在《定正朔诏》中，他称：

“孔子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圣人集群代之美事，为后王制法也。”

曹丕将魏国都城选择在洛阳，也与洛阳“德政”的文化积淀有关。西汉初年，刘邦拟都洛，刘敬和张良皆以为不可。洛阳居天下之中，“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

洛阳乃“周公初基”之地，以此为都，君主必须推行“周政”，“以德致人”，才能保证江山稳固。

曹丕放弃曹操经营多年的邺城而选择洛阳为首都，也就是认可洛阳“以德施政”的政治文化内涵。

曹丕尊儒并逐步推动儒学教育复兴。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七人为当时儒宗，曹丕待之甚厚。

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曹丕开始有意以“他姬子京兆王为嗣”。

曹叡所表现出来的仁孝，促使曹丕下决心立之。明帝：

“尝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

看来，曹丕的骨子里仍然信奉儒家的“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理念。

曹丕少时熟读儒家经典，其思想深处依然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对儒家所倡导的“忠孝节义，百行之冠冕”怀有深深的认同感。

即位之后，曹不以尊孔来推动儒家思想的重建，又复兴太学，传播儒家经典，加强思想领域的一元化统治。

《后汉书·儒林传》载，汉平帝时封孔子后人孔均为褒成侯，光武封均之子志为褒成侯，和帝又封志之子损为褒亭侯，“世世相传，至献帝初国绝”。

黄初二年(221年)，曹丕封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并下诏曰：

“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凄凄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斯岂所谓崇礼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

同时，又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儒家学者。曹丕此诏概括并高度肯定了孔子的人生经历和道德文章，也受到了时人的赞颂。

曹魏尊孔是有继承的。魏明帝登基之初，下诏曰：

“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

曹丕在位时间不长，在不拘一格延揽和选拔人才方面与其父不相上下。曹丕让大臣共议选拔人才一事，华歆以为：

“今听孝廉不以经试，恐学业遂从此而废。若有秀异，可特征用。患于无其人，何患不得哉？”

曹丕认为有道理，黄初二年(221年)下诏：

“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

黄初三年(222年)，规定举贤不论年龄：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

黄初四年(223年)，有鹈鹕鸟集灵芝池。曹丕以《诗·曹风·侯人》解之，以为是天降警示，不能“远君子而近小人”，乃广为求贤：

“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位乎？否则斯鸟何为而至？其博举天下俊德茂才、独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延康元年(220年)，设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 他让一些人先随侍左右，借以考察他们的德行能力。孟达、王雄、蒋济、徐宣、卫臻、王象、荀纬、苏林等曾拜为常侍；桓纂、刘劭等曾为散骑侍郎。这些人都成为魏国的重要大臣。

在与人才贤士的交往中，曹丕能够不顾帝王之尊，甚至不遗余力地从物质、精神方面给予褒奖。 讨吴战争中，需要倚重张辽。辽得疾，曹丕遭侍中刘晔将太医视疾，并将辽接到自己行宫，“执其手，赐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

曹丕除对张辽给予关心外，对其母亦崇礼之，赐舆车，“及兵马送辽家，诣屯，敕辽母至，导从出迎”，“为辽母作殿”。

大将军夏侯惇薨，曹丕不顾君臣之礼，“素服幸邺东城门发哀”。曹休继夏侯惇拜为大将军，出征孙权，曹丕“车驾临送”，“下车舆执手而别”。

蜀将黄权降后，曹丕封其为育阳侯，加侍中，“使之陪乘”。

曹丕多次效仿汉高、光武将自己所用之物赐给臣下，如赐钟繇“甘酪及樱桃”；赐孟达“致所御马、物”，与之“同舆”；赐于禁“远游冠”；赐薛夏“御服袍”；赐华歆“御衣”。

作为一个政治家，曹丕的驭人之术的确很精熟。

招揽和礼遇人才最重要的目的是为我所用，不让他们滥用职权。所以，曹丕对人才除放软身段外，也实行一些严厉的措施，该出手时就出手，以维护大局的稳定。

臧霸在曹操刚去世时，所部“皆鸣鼓擅去”。 曹丕即位后，让其领兵如故。霸有次对曹休口出狂言：“国家未肯听霸耳！若假霸步骑万人，必能横行江表。”曹丕闻之，“遂东巡，因霸来朝而夺其兵”。虽夺其军权，但还是给予其很高的政治待遇，“拜为执金吾，位特进。每有军事，帝常咨访焉”。

曹丕就封赏金城太守苏则一事，密令咨雍州刺史张既曰：“封爵重事，故以问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

曹丕此为，可谓一石数鸟。一是雍州与金城为邻，共同负责西部边疆的安全，二地官长的配合十分重要：二是张既比较了解苏则所为；三是充分显示曹丕对张既的信任和重视，以“封爵重事”问之，并交代“勿宣露”，有几个大臣能受到帝王如此信任。

苏则在金城所为，曹丕难道不知道吗？其实，他不一定非要咨询张既，其目的主要还是为了笼络张既。此前，张既率军安定河西有功，曹丕予以表彰：

“卿踰河历险，以劳击逸，以寡胜众，功过南仲，勤踰吉甫。此勋非但破胡，乃永宁河右，使吾长无西顾之念矣。”

曹丕要维护西部边疆的安全还需要张既出力。

3、实施“九品中正制”

在曹魏政权逐渐稳固之后，动乱时代“唯才是举”的官员选拔体系显然不适应太平时期的实际国情，曹丕亦不想沿袭两汉的察举制度，力图实行变革。于是，接受陈群的建议，实施“九品官人法”，“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

“九品官人法”的实施，也是顺应时代需要的产物，“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时选用之本耳”。

沈约也持相同观点，《恩幸传论》曰：

“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变革既然是从上到下，那么政策的出台自然会有利于上层阶级，结果世家大族逐渐掌握官吏的选拔大权，以致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不合理社会现象。

如此局面，可能与曹丕最初的想法背道而驰。

章新建先生认为：

“世家大族有了政治上的垄断工具，他们在政治上的势力就逐渐雄厚，以致为后来的夺取魏家皇位创造了条件。所以曹丕实施的‘九品中正’方案，是政治上的失策，也是曹丕政权倒坍的开始。”

其实，从最初的政治设计来看，九品中正制也是为了选拔贤才，大体与汉时的察举制度相当。

《晋书·卫瓘传》曰：

“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

制度实行既久，又缺少及时修正，渐渐脱离初始的理想设计。

近人钱穆先生说：

“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就便大错了。”

唐长孺先生也认为：

“如果说创立的原因就是为了巩固门阀却未必”。但从此制度后来的发展和变化而言，确实起到了固化和维护世家大族权利的作用。

作为君王，曹丕常以汉文帝为榜样，赞汉文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

他效法汉文帝，对其错误和不赞赏的地方也不隐讳：

“顾我亦有所不取于汉文帝者三：杀薄昭；幸邓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书囊为帐帷。以为汉文俭而无法，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既触罪法，又不得不害矣。”

曹丕对汉文帝的仰慕和效法，史家赞其“欲秉持中道，以为帝王仪表者如此”。

曹操常以周公自喻，并宣扬“若天命在我，吾为周文王矣”，就是要将改朝换代的任务留给周武王这样的继承人。曹丕虽实现了曹操的夙愿，给予曹操的谥号却是魏武帝，而把文帝预留给自己，可见他对汉文帝的仰慕和尊崇。

曹操打败众多割据势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行屯田制，保证军粮供给。 自遭董卓之乱，中原地区“百农不专农殖”，且人民损伤严重。

政治局势逐渐稳定之后，恢复和发展农业成为增强国家实力的重要措施。曹丕委任的地方官员也能较好地执行中央政策，还积极地从实际出发鼓励农业生产。

京兆太守颜斐在其任上，“课百姓，令闲月取车材，转相教匠。其无牛者令养猪，投贵卖以买牛。始者皆以为烦，一、二年中，编户皆有车牛，于田役省赡，京兆遂以丰沃”。

随着农业的复苏，相应对水利灌溉提出要求。

黄初时期，各地兴修多处水利设施，保证了农业稳产、高产。镇北将军刘靖，“修广戾陵渠大竭，水溉灌蓟南北，三更种稻，边民利之”。

沛郡太守郑浑，在“萧、相二县界，兴陂竭，开稻田”，并亲自“率吏民”施工，“一冬间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

豫州刺史贾逵，在外修军事的同时，“内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溪水，造小弋阳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者也”。

在河南北部造沁水石门，“若天旸旱，增堰进水；若天霖雨，陂泽充溢，则闭防断水”。在河南淮阳一带，“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又“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灌田二万顷”。

《通典·食货典》作“三万顷”。在今陕西境内，“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泻卤之地三千余顷”。

在河南、湖北交界处，又“修邵信臣遗迹，激用滍、淯二水，以浸原田万余顷”。黄初六年(225年)，通讨虏渠。

章新建先生说：

“水田的生产量，远比陆田为大，曹丕时代经营的水田，每年每亩的收获量有时高达十斛以上。”

《晋书·食货志》载，“黄初中，四方郡守，垦田又加，以故国用不匮。”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对于曹魏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增强了曹魏的综合实力。

4、休养生息，以安民心

曹丕践祚后，多次下诏减轻刑罚，减少赋税，施惠百姓。延康元年(220年)二月，曹丕发布《除禁轻税令》：

“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御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

曹丕把帝王游猎之所解禁，以利民用。

十月，又令曰：

“诸将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敛，吾甚哀之；其告郡国给槥椟殡敛，送致其家，官为设祭。”

同时，颁布《平准诏》：

“今与孙骠骑和通，商旅当日月而至。而百贾偷利喜贱，其物平价，又与其绢。故官逆为平准耳，官岂少此物辈耶？”

平准是古代平抑物价，发展生产的措施。

政治清明是为政者努力追求的目标，“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曹丕践阼后，民间数有诽谤妖言。史书没有记载这些所谓“妖言”的具体内容，盖传播曹魏篡汉之类。 如此，令曹丕十分恼怒，“有妖言辄杀，而赏告者”。一些挟私怨者借机报复仇家，污告蒙冤者甚众，弄得人人自危。

治书侍御史高柔上疏劝谏，曹丕不从，如此相诬告者更加严重。曹丕用“赏告者”的方法打击谣言，不仅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激化了矛盾，重新考虑接受高柔建议，下诏：“敢以诽谤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于是遂绝。

黄初四年(223年)，下诏曰：

“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

黄初五年(224年)正月：

“初令谋反大逆乃得相告，其余皆勿听治，敢枉相告者，以其罪罪之”。

八月，大军征讨孙权，令“扬州界将吏士民，犯五岁刑已下，皆原除之。”

黄初二年(221年)，以谷贵，罢五铢钱。黄初三年(222年)七月，冀州发生蝗灾，民众饥荒，使尚书杜畿“持节开仓廪以振之”。黄初五年(224年)十一月，以冀州又出现饥荒，再“遣使者开仓廪振之”。 黄初六年(225年)二月，遣使者循行许昌以东尽沛郡，“问民所疾苦，贫者振贷之”。

曹丕提倡节俭，反对厚葬。

《终制》曰：

“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

黄初七年(226年)，曹丕驾崩后，“遣后宫淑媛、昭仪已下归其家”，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

陈戍国先生说：

“曹操之葬已薄，但他还为自己做了‘衣服四箧’，其子曹丕之葬似更薄：曹操临终还有无尽的眷恋，曹丕似不然。看来曹子桓的超脱在其父之上。”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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