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宗庙“仪”类文献初探

目前所知的海昏侯汉墓“仪”类文献中，行事的主体都是“王”，这种文献类型很可能属于诸侯王及以上的社会层级专用。如下文介绍的几枚简，均与诸侯王的宗庙祭祀礼仪相关。如一简（图一∶1）简文云：

□诸侯，王饮酎其庙，汏。

竹简上端略残，可能残去一字，“汏”字后似无字迹。“饮酎其庙”四字，说明此简与宗庙礼仪相关。酎为醇酒，饮酎之礼见于《礼记·月令》孟夏之月：“是月也，天子饮酎，用礼乐。”郑注：“酎之言醇也，谓重酿之酒也。”[2]西汉的“饮酎”，即宗庙献酒之礼。如景帝即位诏书即提及“高庙酎”“孝惠庙酎”等[3]。至武帝时，又要求诸侯王奉“酎金”以助祭。《史记·平准书》：“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集解》引如淳曰：“《汉仪注》：‘王子为侯，侯岁以户口酎黄金于汉庙，皇帝临受献金以助祭。大祀日饮酎，饮酎受金。金少不如斤两，色恶，王削县，侯免国。’”[4]既名“酎金”，也说明饮酎是宗庙祭祀中的重要环节。

西汉时代，天子亲祀设于长安的祖宗之庙，诸侯王遣使者侍祠。景帝尊奉文帝，定宗庙称号，明言“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5]。简文言“饮酎其庙”，揆其文义，此处的“庙”应非长安的宗庙，而指设于诸侯王国国都的宗庙。西汉时代实行“郡国庙”制度，除长安外，郡国也广设祖宗庙。高祖时，诸侯王国国都均设太上皇庙。《汉书·高帝纪下》：“（高祖十年）八月，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6]此后，诸郡与诸侯王国又先后设立高祖庙与文帝庙。《史记·高祖本纪》：“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7]景帝即位后，立文帝为太宗，按高庙之制广立文帝庙[8]。宣帝时，在武帝曾巡幸的郡国为武帝立庙[9]。按照简文，诸侯王于本国祖宗庙中也可行饮酎之礼。检之传世文献，《汉书·武五子传》载昭帝玺书责燕王刘旦：“如使古人有知，当何面目复奉齐酎见高祖之庙乎！”[10]似乎也可以理解为，诸侯王献酎于本国祖宗庙中。

再者，海昏侯汉墓与宗庙相关的简文，还展示了过去未见的“仪”类文献的书籍形态。如一简（图一∶2）简文曰：

·七　干豆上，奏永歌，礼乐长与歌者前行，齐，教舞一人（随）后，道南方西陛上。歌者定，长……

所谓“干豆”，指盛放在豆中的干肉制品，为祭祀之用。《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郑注：“干豆，谓腊之以为祭祀豆实也。”[11]何休则明言干豆奉于宗庙，《公羊传》桓公四年“一曰干豆”何注曰：“故干而豆之中，荐于宗庙。”[12]本简所记内容，应同为宗庙祭祀礼仪。《汉书·礼乐志》载宗庙祭祀乐歌，有“干豆上，奏《登歌》”等[13]，与本简内容极为相似。简文中的“永歌”，很可能也是乐名。仪式行进中，礼乐长与歌者齐头前行，教舞者随后。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简的格式。竹简最上端有圆点表示一章的起始，后有编号“七”。类似的带有编号的章首简还有数枚，目前发现的最大编号是“七”。其中有的章内容简短，章首简末尾即是本章字数总结“凡若干字”。综合上述信息，可以对上引竹简及与之格式相同的简文性质做如下推论：第一，这是一种记录诸侯王国宗庙祭祀流程的“仪”类文本；第二，每个分章符号代表一个相对独立的礼仪环节，章的编号就是相关环节施行的顺序；第三，这类格式、性质相同的简组合成一种书，每章均由分章起始符、编号、流程动作、字数总结四部分组成。“仪”类文本用于指引仪式流程，这一功能塑造了文本的格式。

上述格式，有助于学者复原“仪”类文献的书籍形态，也有助于理解相关的传世文献。前文已节引的《汉书·礼乐志》关于宗庙祭祀奏乐的礼仪，可能即脱胎于原始的“仪”类文献。《礼乐志》相关内容引用如下：

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干豆上，奏《登歌》，独上歌，不以筦弦乱人声，欲在位者遍闻之，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美神明既飨也。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已成也。[14]

这一组文字结构整齐，每一分句都由动作、所奏乐名、解说乐曲用意三个部分组成。在每个分句中，动作都是核心内容，引领后文，音乐用以配合动作的节奏与内涵。如“大祝迎神于庙门”“皇帝入庙门”“干豆上”“《登歌》再终，下”“皇帝就酒东厢，坐定”等。每个动作又是整套礼仪中的一个独立段落。换言之，宗庙祭祀的“仪”类文本中，文本结构与仪式流程的结构形成了精确对应。以此反观海昏侯宗庙祭祀之“仪”，其分章依据和书籍形态，也变得容易理解了。

可以作为补充的，是与上引简文有直接关系的另一枚竹简，简文曰：

史　（跪）曰：“献事毕，请就酒。”王之东相（厢），就坐。

本简与上文所引《汉书·礼乐志》“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内容基本相同，唯记事略详。一方面，这佐证了《礼乐志》的史源来自“仪”类文本，另一方面也表明，诸侯王于本国宗庙举行的祭祀仪式应本于皇帝在长安宗庙所行礼仪。

海昏侯汉墓中与宗庙祭祀相关的“仪”类文献，包含丰富的信息，其意义可以再略作几点申发。

首先，海昏侯汉墓“仪”类文献与西汉宗庙制度的关联值得注意。郡国庙制度行用于秦与西汉，与后代的宗庙制度不同。清代礼学家往往以礼经所记解释秦汉制度，理解常有出入。近年公布的里耶、岳麓秦简，揭示了秦代县道太上皇庙的存在[15]，以及令史的“行庙”制度[16]。海昏侯汉墓的“仪”类文献则揭示了西汉中期诸侯王国宗庙祭祀的仪式规定与细节。郡国宗庙的功能与地位，在许多层面上与长安宗庙相似，这在传世文献中也有反映。如宣帝本始四年，北海、琅琊两郡的宗庙因地震遭到破坏，宣帝素服、避正殿，应对郑重[17]。海昏竹书则进一步表明，诸侯王在本国宗庙主持的祭祀礼仪，与皇帝在长安宗庙所行十分接近。郡国庙与长安宗庙的平行关系，得到了印证。不过，设于郡治的宗庙的管理与祭祀或与诸侯王国不同，目前还缺乏材料，难以详论。

其次，西汉宗庙礼仪文本的形成及其形式还有不少探索的空间。西汉中前期，宗庙礼仪在不断地制定、修正之中，检诸史籍，较为明确的有三次。西汉初年，叔孙通“定宗庙仪法”[18]。景帝初即位，要求“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为礼仪奏”[19]。武帝时，与改正朔同步，又有一次“定宗庙百官之仪”的动作[20]。海昏侯汉墓所出“仪”类文献，皆为刘贺为昌邑王时所使用，文本丰富、礼节俨然，很可能是景帝或武帝时代重定宗庙礼乐制度的产品。再考虑到这一文本与《汉书·礼乐志》的重合度，大致可以推论，海昏侯汉墓的“仪”类文献，由中央统一制定与颁布，或可看作西汉中期诸侯王国普遍行用的礼仪规范。此外，这类约成书于西汉中期的“仪”，应结合了礼书、秦代旧仪与汉代制度造作而成。它们的经学来源、在不同时段的修正及其依据，以及造作这类文本对西汉中后期宗庙改革的影响，都是值得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最后，还有必要重新理解仪式本身及“仪”的地位。文献阙如，今人研究西汉的礼仪制度，多使用礼书进行讨论。海昏侯汉墓所出“仪”类文献则提示我们，记录礼仪行事的“仪”或“仪”类文献，文本数量可观，在实际行用的祭祀与日常礼仪制度中，地位也更为重要。梳理、钩稽出土与传世文献中的“仪”类文献，有可能是理解西汉礼仪制度的关键点。

海昏侯汉墓礼仪简的清理、释读工作还在起步阶段，简序、分篇等具体情况尚未完全确定，以上所论均为初步认识，有待在后续的整理工作中进一步细化与确认。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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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文物》2018年第11期；田天《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礼仪简”述略》，《文物》2020年第6期。

[2]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1365、1366页，中华书局，1980年。

[3] 《史记·孝文本纪》，第436页，中华书局，1959年。

[4] 《史记·平准书》，第1439、1440页，中华书局，1959年。

[5] 同[3]。按《汉书·景帝纪》此句作“侍祠天子所献祖宗之庙”，颜注曰：“既云天子所献祖宗之庙，非谓郡国之庙也。”《汉书·景帝纪》，第138、139页，中华书局，1962年。

[6] 《汉书·高帝纪下》，第68页，中华书局，1962年。

[7] 《史记·高祖本纪》，第392页，中华书局，1959年。

[8] 同[3]。

[9] 《汉书·宣帝纪》，第243页，中华书局，1962年。

[10]《汉书·武五子传》，第2758页，中华书局，1962年。

[11] 同[2]，第1333页。

[12] 《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215页，中华书局，1980年。

[13] 《汉书·礼乐志》，第1043页，中华书局，1962年。

[14] 同[13]，标点略有改动。

[15]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图版与释文见第201～203页，连读释文见第24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

[16]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7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

[17] 同[9]，第245页。

[18]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725页，中华书局，1959年。

[19] 同[3]。

[20]《史记·礼书》，第1161页，中华书局，1959年。按今《礼书》或非司马迁原作，兹备一说。

（作者：田天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文刊于《文物》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