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丨​《元史》列传部分二次纂修考实

《元史》列传部分二次纂修考实*

张 良

内容摘要：《元史》洪武刻本传记部分版心除门目、叶数、刻工、字数等常规项目之外，多见性质不明的数目字；卷首亦存在总卷数与实际卷次“错位”的情况。上述版刻现象具有体系性，绝非手民误植。由于洪武初刻本存世有限，这一情况始终得不到应有重视。本世纪初，分藏于北京大学、京都大学的两部洪武配南监本重新为人所知，上述版刻规律方昭示于外。藉由廓清其性质，有助于离析《元史》列传初修六十三卷及续补三十六卷的分野，并还原各自面貌。《元史》纂修质量向为世人所讥，一传重出、一人多传比比皆是。在区分初修、续纂文本，还原其形成本末基础上，围绕列传部分史源的讨论可以更为系统深入。

关键词：《元史》；洪武刻本；初修；续补

一、前 言

《元史》成书始末迄无未发之覆[1]。洪武三年（1370）十月十三日，参与《元史》纂修的宋濂追溯经过，附识于目录之后：

洪武元年秋八月，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匮之书，悉入于秘府。冬十有二月，乃诏儒臣，发其所藏，纂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而臣濂、臣祎实为之总裁。明年春二月丙寅开局，至秋八月癸酉书成，纪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传六十有三卷。丞相、宣国公臣善长率同列表上，已经御览。至若顺帝之时，史官职废，皆无《实录》可征，因未得为完书。上复诏仪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县上之。又明年春二月乙丑开局，至秋七月丁亥书成，又复上进，以卷计者，纪十，志五，表二，传三十又六。凡前书有所未备，颇补完之。其时与编摩者，则臣赵埙、臣朱右、臣贝琼、臣朱世濂、臣王廉、臣王彝、臣张孟兼、臣高逊志、臣李懋、臣李汶、臣张宣、臣张简、臣杜寅、臣俞寅、臣殷弼，而总其事者，仍臣濂与臣祎焉。合前后二书，复厘分而附丽之，共成二百一十卷。旧所纂录之士，其名见于表中者，或仕或隐，皆散之四方，独埙能终始其事云。……今镂板讫功，谨系岁月次第于目录之左，庶几博雅君子相与刊定焉。洪武三年十月十三日，史臣金华宋濂谨记。[2]

《元史》纂修分为两阶段。据洪武二年（1369）八月宋濂代李善长所作进表称：“《元史》本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目录二卷，通计一百六十一卷，凡一百三十万六千馀字，谨缮写装潢成一百二十册。”[3] 可见在当时已纂成首尾完具的本子。二年八月进呈后，朱元璋即诏命“誊写刊行”[4]，则《元史》刊刻工作在全书完竣之前已经开始。次年再开史局，续有补苴，成为今天通行的二百一十卷本[5]。洪武二年初修百二十册已渺不可见，藉由今本《元史》反推，本纪、志、表两次编修的分野大致可考[6]，部分传文亦可确定纂次归属。惟列传部分初修六十三卷及续补三十六卷何处区隔，又各自呈现何种面貌，尚有亟待厘清之处[7]。

幸运的是，通过追溯早期刻本板面特征，列传部分二次纂修之分野犁然可辨。在此基础上，全书材料来源及编纂流程可以得到系统而全面的审视。

二、洪武二年初修六十三卷还原

（一）关于洪武本

《元史》洪武初刻存世极少。民国间商务印书馆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元史》即据北平图书馆所藏洪武残秩配以南监本。其洪武板片已有描修，文本董理瑕瑜互见[8]，而底本物质形态不复旧观，至为可惜。学者多据以回溯初刻面貌，自然会受到不小误导。

图1 《元史》洪武及南监诸本

幸运的是，洪武本全貌已得到揭示。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部图书馆藏有一部洪武配南监本（索书号：史-I-2-73，以下简称“京大本”），部分叶面有抄配，卷一首叶自下而上有“楚生”朱文方印、“莫棠之印”白文方印，为莫棠旧藏。此本纪、志、表为洪武原版，而列传部分则配以南监本，补叶版心字数、刻工姓名等标记多已铲除，版心上方偶题“嘉靖十年补刊”，纸张色泽与洪武版也有明显差异。北京大学图书馆亦见存一部洪武配南监本（索书号：NC/2700/3933.13，以下简称“北大本”），为燕京大学旧藏。此本书前凡例、目录及本纪前五卷配以南监本，为嘉靖九年（1530）、十年（1531）覆刻版，用纸与全书亦有明显差异；主体版面均为洪武二年到三年初刻，间有断板缺叶，从字口磨损看属后印本[9]；值得注意的是，此本洪武版面多以弘治八年（1495）到十二年（1499）南京吏部公文纸印刷，又可以肯定早于嘉靖八年（1529）南京国子监修订《元史》（系于南监本“二十一史”之内），则印制时间当后于弘治十二年，且在嘉靖八年之前[10]。整体而言，此本洪武板片的保存状态较为完好，大量墨丁或留白依旧维持原貌。拼合北大、京大两本，洪武板片可以还原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前述两书与百衲本相较，自然体现出独特的版本价值。

藉由京大、北大两本中的洪武板片，可窥得《元史》刊成后较为原初的面貌（见图1）：其版面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双边；版心上下细黑口，双对黑鱼尾，中央题卷目、卷次及叶数，上下方多标识刻工姓名（卷端板片偶有同时标注写样人姓名）及版面字数；涉及卷次、妥欢贴睦尔帝号之处偶以墨丁代替；内文无避讳；版心标记当叶字数涵盖正文、版心中央及卷端部分，而具体卷数一般不统计在内（如版心题“元史列传卷九十”以及叶数，统计字数时则不算“九”、“十”二字；卷端同理），统计偶有误差，但若非后续改刻，则与实际情况出入不大[11]；刻工多沿袭杭州府学之旧，同时镌版字体绝类元末西湖书院所刻诸书，间架结构雍容开阔，同盛行于当时江浙书棚的李邕、赵孟俯字体存在一定差异；书板为正反双面雕印，与此相对应的是，刻工多两叶一组，而同卷之内镌者姓名则鲜见重复，一时江浙名手萃于是役者不可胜计，足以窥见皇家工程物力裕如的情形，亦可为《元史》成书之速提供旁证。

（二）洪武二年所修列传还原

这些外在特点，基本在踵忽其后的南监本系统（嘉靖初刻本之外，还包括明万历、天启、崇祯，清顺治、康熙、雍正年间递修诸本）中得到传承。而京大、北大两本最为可贵之处，在于系统保留了洪武本的细节特征： 其一，版心在上述著录项之外，还镌有大量性质不明的数目字；其二，卷首多存在卷数标记错位的情况。由于后刻后印本迭相磨损改刊而缺乏系统性，上述版刻特征逐渐泯没。嘉靖南京国子监重加镌版，这些零落的印记已失去功用，自然没有必要继续保存。百衲本径将上述情况视作讹夺，予以校改描润，致其愈发隐而不彰。翻检两部早期刻本，这些独特的版本特征自然无从遁形。

图2 洪武本所见版心下方卷数（总卷数/列传编次）

洪武所刻板片当中，版心镌题数目字历历可见，与同样标记于版心的卷目、卷数、刻工姓名及板片字数迥然可分，绝无混淆（见图2）。将其搜稽无遗，依次排布，尤可窥见前后规律（见表1）。

表1 洪武刻本传记部分版心数目字卷数

可以看出，这类数目字随卷数迭加依次递增，绝非手民误植。那么，它们的性质又是什么呢？其实不难判断：洪武本卷一五八〔列传卷四五〕第二十六叶，版心上方“列传三十五”明确无疑地指出，这类数目字标记的正是《元史》列传次序。

图3 洪武本版心标记的性质（总卷数/列传编次）

而这类次序却迥异于通行本《元史》。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版心数目字迄于末卷，收束于“六十三”。而据宋濂所述，洪武二年首次开局，纂成列传数目恰好就是六十三卷。据此初步判断，这类版心数目字标识出的卷目，恰好涵盖了《元史》洪武二年所修列传部分。

同样情况也偶见于诸表版心，对应篇目同样系于洪武二年（见表2）：

表2 洪武刻本诸表版心数目字卷数

图4 洪武本所见卷数错位情况

版心数目字之外，洪武刻本也存在卷首标目与实际次序错位的情况（见图4）。嘉靖“南监本”覆刻全书，此类现象一仍其旧，极有可能以洪武印张替代写样上板开雕[13]。

而从洪武刻本卷首标识情况来看，卷数错位同样呈现出系统特征（见表3）。

表3 洪武本所见卷数错位情况

这类卷数“错位”规律递增，毫无例外与版心数目字呈正相关。考虑到版心数目字标识了洪武二年所修列传部分的卷次，据此推测，上述“错位”卷数同样揭示了编纂初期的排序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为版心数目字以及“错位”卷数涵盖的板片，无一例外具有如下特征：1.凡版心有标识卷次数目字情况的，当叶版心篇题全为“列传”而非“传”；2.凡卷首存在总卷数标识错位情况，当叶版心篇题亦作“列传”而非“传”。

参与《元史》初修、续纂的人员班班可考。回溯修史流程可知，《元史》不同章节由专人负责，其后王袆统领全篇，宋濂把持大局[14]。时人文集留下了不少记录，可藉此还原部分篇目的作者。《孛罗帖木儿传》（卷207）逐月排布，与《顺帝纪》文本同源，其纂修时间亦显而易见[15]。传文凡属洪武二年初修，版心中央无一例外标识“列传”；而次年补修篇目则题为“传”字（见表4）。

表4 列传部分二次修纂及其篇题差异[16]

同样规律还体现在本纪部分。其中太祖至宁宗十二朝三十七卷均标识为“本纪”，惟顺帝一朝十卷题作“纪”字。志、表于此则不甚区分。综上，这类版心卷目标记方式的系统性差异，就是揭开洪武二年、三年纂修分野的钥匙：其中，洪武二年部分，版心标“列传”，次年续修部分则题“传”字。此外，如果同卷纂次一致，那么卷首、卷尾的标识方式均同版心保持一致。基于这一特点，可以顺次还原初修、续补卷目（见表5）。

表5 洪武二年纂修传记篇目还原

﹡前两栏凡着重标识部分均有现存板片镌题作为支撑，余属推衍。

此外，还有三处需要特殊说明。宋濂叙述《元史》成书过程时称：“合前后二书，复厘分而附丽之，共成二百一十卷。”洪武二年后，《元史》又经历分合更易，卷秩面貌与今通行本不会完全一致。

1、《隐逸传》《良吏传》

洪武本《元史·隐逸传》（卷199）卷首、前四叶版心卷目题“列传”，对应《隐逸传序》及杜瑛、张特立二传，板片应属初修；第五至九叶版心及卷末则标识为“传”，自杜本起，包括杜本（附张枢）、孙辙（附吴定翁）、何中（附危复之）、武恪诸人传记，属洪武三年续修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依据前文所述还原方式，《良吏传》（卷191）恰与《隐逸传》位置重迭。而洪武本《良吏传》版心则一律为“列传”，宜属初修，而卷首却标记为“传卷第七十八”，与初修通例不符。此外，不同于全书半叶十行，该叶右半部九行，起首四行明显更宽，占据了原本半叶的二分之一；其中第四行“良吏”二字补刻痕迹明显。因此，《良吏传》前四行大概是续修时补刻，将原版五行改为四行。而《隐逸·张特立传》原文有四行六十一字溢出洪武二年板片，恰好可以填补原版《良吏传》前四行空间，并与单独成行的“良吏”二字，以及紧接其后的《良吏传序》无缝衔接（见图5）。而这一拼合方式，与今本《元史》卷203《方技》《工艺》合传（属洪武二年初修部分）如出一辙。

图5 《隐逸传》《良吏传》拼合部分

王慎荣已注意到《隐逸传》前后传人择取标准不一的问题[18]。而方龄贵进一步指出，今本《隐逸传》及《良吏传》序言部分均是参与初修的徐尊生手笔；而《隐逸传》非一人所作，洪武三年入馆的贝琼亦有修补[19]。至此可以得出结论，洪武二年初修，“隐逸”“良吏”曾合为一传，只不过各有序文。至次年续修，“隐逸”一门有所扩充，于是独自析出，分别立传。

2、《释老传》《宦者传》

同样情况可见于《释老》《宦者》二传。依照前文还原结果，二者位置同样存在重合，均系于列传第五十九卷（初修本分卷，见表5）。这种情况应如何解释呢？

洪武本《释老传》（卷202）卷首、版心篇题均为“列传”，属初修六十三卷；而卷末则题为“传卷第八十九”，似与全卷体例不合。《宦者传》（卷204）第一、第四至最后一叶，版心、卷首及卷末均标识“传”字，与之相对的是《宦者传序》及《朴不花传》，应属洪武三年修补；而第二、三两叶，版心题作“元史列传卷九十一”，对应《李邦宁传》，应归于洪武二年初修。《李邦宁传》但以正文起首，而《朴不花传》首行大题传主姓名，二者格式差异，同属编次不一的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洪武本当中《李邦宁传》卷首二十字刊于《宦者传》第一叶，占满该叶后两行。而《释老传》末叶讫于《李居寿传》，恰好在左侧空出两行，可以同《李邦宁传》开头无缝衔接。元朝内廷使用阉人并未形成风气。洪武二年《元史》编纂之初，“宦者”一门受限于材料，仅得李邦宁一篇，并不足以充凑篇幅。因此，将邦宁生平系于《释老》之末，大概也是出于一时权宜。

图6《释老传》《宦者传》拼合部分

综上所述，洪武二年初修之时，并无“宦者”门，《释老传》较今本多出《李邦宁传》，系于《李居寿传》之后。次年续修则另立《宦者传》，合《李邦宁传》与新纂成的《朴不花传》成篇（见图6）。

3、《奸臣传》《叛臣传》《逆臣传》（见图7）

《元史·奸臣传》序云：“作《奸臣传》，以为世鉴。而叛、逆之臣，亦各以类附见云。”[20]学者每据此推测，《叛》《逆》二传原本附于《奸臣传》之后。黄篪《送徐先生东归》诗有“君持锄奸斧，斩蛟北海头”之句，此处徐君即徐尊生。方龄贵推测，《叛臣》《逆臣》诸传均为徐尊生所修，原本亦合为一卷[21]，无疑是很有道理的。值得注意的是，从《奸臣传》《逆臣传》版心标记的数目字可以看出，二者在初修本中均系于列传第六十卷。此外，洪武本《逆臣传》《叛臣传》卷首题写极其草率，亦无纂修史臣之名，可见最初绝非单独成卷。

图7洪武刻本《叛臣》《逆臣》两传卷首

洪武本《奸臣传》（卷205）第一至二十八叶版心均题“元史奸臣传卷九十二”，涵盖阿合马、卢世荣、桑哥、铁木迭儿四人，传人间另提行；该卷版心数目字仅在这一部分出现，应属洪武二年初修本。而第二十九叶至卷末，版心、卷尾均题“元史传卷九十二”。从体例来看，其下哈麻、搠思监两传均系后补；各传首行单独标举传人姓名，亦与前半部分不同。

同样，《叛臣传》（卷206）当中，《李璮传》后半部分（叶3）、《王文统传》（叶4-6）属洪武二年初修，《李璮传》前半（叶1-2）、《阿鲁辉帖木儿传》（叶7-8）属补修；《逆臣传》（卷207）中，《铁失传》（叶1-2）属初修，而《孛罗帖木儿传》（叶3-7）为三年增补。那么，一传之中为什么会出现初修、续补版面混合的情况呢？实际上，洪武本《李璮传》第一、第二叶的文字密度要远高于其他部分，全书行款多为半叶十行，行二十字，而这两叶却是十行二十一字。而到了第三叶，行款则与全书一致。由此可见，《李璮传》前两叶经过改刻。统计前两叶正文字数，计797字，已极为接近正常行款两叶正文的容量（800字）；如果这一部分内容要做到和《奸臣传》末尾（刨去洪武三年增修的《哈麻传》），即《铁木迭儿传》的结尾严丝合缝，除类目“叛臣”二字需要像“奸臣”一样占据一行外，正文同样需要填满剩下一行空间，这样一来，至少需要820字，较今本不过多出一行零三字，差异已微乎其微。考虑到《元史·李璮传》前半部分经过改刻，很有可能已非初修原貌。而改刻自然是为了节省篇幅，其间编者或刻工很有可能为了敷衍版面，对原先《李璮传》加以删削。因此，《李璮传》很有可能原本就附于《铁木迭儿传》之后（见图8）。

《李璮传》之后紧接《王文统传》，二者均属洪武二年初修。而《王文统传》最末溢出的两行三十一字，恰好与《铁失传》版面前后衔接（见图9）。有趣的是，《铁失传》末一叶版心统计字数为“三廿七”，恰好将附于其后的《孛罗帖木儿传》前四行排除在外（见图10）。这也说明《铁失传》在最早的刻本中居于全卷之末。

图8《铁木迭儿传》《李璮传》拼合处

图9《王文统传》《铁失传》拼合处

图10《元史·铁失传》第二叶

至此，《奸臣》《叛臣》《逆臣》传在洪武二年纂修过程中的面貌得以廓清。可以肯定，洪武二年初修时，已厘定奸臣、叛臣、逆臣之目，其中《奸臣》依次为阿合马、卢世荣、桑哥、铁木迭儿，《叛臣》仅包括李璮、王文统，《逆臣》仅收录铁失一人，篇幅均不足以充凑成卷，故将后两者附于《奸臣传》之后。三部分内容彼此独立又前后衔接，各以类目起首标明界限。其后三传篇幅均有扩充，故略加改刻，各自独立成卷。

至此，藉由版心标识，洪武二年初修、三年续补之分野大致可以廓清。当然，初刻、后刻属镌版层面，而初修、续补则系内容范畴，二者互为投射，但并非全然一律。即如前文所示，《李璮传》本属洪武二年初修，起首两叶为迁就板式又加以改刻，在此过程中其文本内容亦有删削。类似情况还见于《元史》卷一三二（列传十九），该卷洪武本七、八两叶同样经过改刻：其版心标识“传”字而非列传，与前后迥异；行款则与《李璮传》起首两叶一致，也是十行二十一字；版心叶数则标识七之八、九之十，其后接续第十一叶，内文连贯无阙。与这两叶对应的是《麦里传》后半部分，以及《探马赤》《拔都儿》两传，种种迹象表明，《麦里》《探马赤》以及《拔都儿》三传同样属于《元史》洪武二年初修部分[22]。

厘清洪武二年初修六十三卷列传的范围及次序之后，次年续修的传人门目亦呼之欲出（见表6）。

表6 洪武三年补版所系传人列表

三、由洪武本回溯编刊过程

洪武本卷数标记错位自成系统，且与初修本列传次序密切相关。据前文还原，这一套不同于今本的卷数标记方式仅见于初修六十三卷当中，其首卷的总卷次为一百一十四（见表5）。通计洪武二年、三年两次所修纪、志、表总数，恰为113卷，与初修部分列传前后衔接。

这一套总卷数标记方式与列传初修六十三卷次序互为表里，其形成时间又在纪、志、表续修工作完成之后。很显然，当本纪、志、表二次增补接近完成的时候，列传续修尚未展开。史臣但以纪、志、表百一十三卷为基础，接续现成的六十三卷列传，这才有了残存在洪武本当中并迥异于今本的卷数排布方式。而列传增补的情况要更加复杂，无法简单迭加于六十三卷之后，而需时时面对卷秩扩展及次序改易等问题，因此，这一套卷数排比方案很快就废弃了。从侧面印证了宋濂“合前后二书，复厘分而附丽之”的说法，最终修成全书二百一十卷，绝非两次纂修卷数简单迭加（见表7）。

表7 《元史》二次纂修卷数统计

既然不免最终废弃的命运，为什么这些卷数标识还会保留在洪武刻本中呢？实际上，在《元史》纂修尚未结束的时候，雕版工作业已开始。《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年八月初修百二十册甫一上进，即奉诏“誊写刊行”。此时妥欢贴睦尔尚未获尊谥[23]，故涉其帝号部分偶以墨丁代替〔洪武本《天文志一》第十六叶；又《天文志二》卷首帝号处原本亦阙〕。次年七月，续修《元史》已成，又诏付手民。至十月十三日宋濂作《记》，乃有“镂板讫功”之语，则三阅月间，《元史》续修、改订部分亦刊刻完毕。

洪武本《元史》的版刻特点，也从多个角度佐证了这一点，例如卷首卷次多以墨丁代替〔或干脆留白〕；版心中央卷数字体与卷目、该叶正文差异显著；卷末所标卷数多属于后期改镌或补刻；而列传部分版心统计当叶字数，卷首及版心卷次均没有被包括在内。这说明在上板早期，《元史》卷数，各卷分合、次序均未敲定，因此在刊刻过程中，凡是卷首、卷尾及版心涉及次序之处，大多付之阙如。迄于全书编纂完毕，体例已定，方加以补镌。这种旋编旋刻的做法并不罕见，而《元史》洪武刻本无疑是极为突出的个案。[24]

明初《元史》分两次纂修，并不见得符合预先规划。《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年七月“乙未，诏遣儒士欧阳佑等十二人往北平等处采访故元元统及至正三十六年事迹，增修《元史》。时诸儒修《元史》将成，诏先成者上进，阙者俟续采补之。”[25]二年七月诏命进呈初稿，毋宁说事出突然，与朱元璋求成心态以及同北元对峙的政治形势不无关系。

《元史》纂修质量向来为世人所讥[26]，而不少罅漏在初修时已经出现，如列传部分多有一传重出现象（见表8），勾稽重出卷目，绝大多数都在初修六十三卷当中。除了列传部分各自分工，成于众手之外，其书纂修蹙迫，无暇打磨，显然也是重要的原因。而续修时限更为逼仄，旋编旋刻的做法又令旧稿即刻定型，难以转圜，修订的馀地未免受限。由是《元史》成书之陋，也就不难理解了。

表8 《元史》列传一人重出现象

注释：

﹡ 本文为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元史》纂修与版本研究”（项目批准号：22CTQ003）及“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暨《清史稿》点校修订工程——点校本《元史》修订”阶段性成果。

[1] 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元史”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73-1477页；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元史”“史臣分修志传姓名可考者”条，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69、188-189页；钱大昕著，吕友仁点校：《潜研堂集》卷十三《答问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08-210页；又同书卷二八《跋元名臣事略》，第501页；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二九“元史”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649-652页；张元济：《跋百衲本元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60册书末；邱树森：《关于〈元史〉修撰的几个问题》，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期，1987年，第54-63页；王慎荣：《〈元史〉修纂中的几个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89年第6期，第67-72页；陈高华：《〈元史〉纂修考》，《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15-129页；王慎荣、叶幼泉、王斌：《元史探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28页；方龄贵：《〈元史〉纂修杂考》，《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2期，第161-172页；刘元珠：《从修史诸儒看〈元史〉之纂修》，《燕京学报》新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3-138页。

[3] 李善长：《进元史表》，《元史》卷首，洪武三年刻本；中华书局点校本附于全书之末，第4674页。

[4] 《明太祖实录》卷四四，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第865页。

[5] 《明太祖实录》卷五四，第1059页。

[6] 本纪、诸表部分分野实际不难推知，志书部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已经大致廓清。参见王慎荣：《对〈元史〉本纪史源之探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第7-10页；陈高华：《〈元史〉纂修考》，第115-129页；刘晓：《元政书〈六条政类〉考》，《元史论丛》第9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第41-42页。

[7] 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二九“元史”条，第651页。惟其立论前提有误，结论亦不符合事实。

[8] 周清澍：《〈元史〉点校的经历和体会》，《“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第93页。

[9] 姚伯岳：《元史解题》，《中华再造善本续编总目提要》上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61页。

[10] 北大本纸背公文情况蒙北京大学党宝海老师提示。参见周清澍：《〈元史〉点校的经历和体会》，第93页；党宝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版〈元史〉调查记》，《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18期，2008年4月，第3-19页。

[11] 当然，也存在例外情况。如本纪部分板片则将版心卷数计算在内，或许是其文本编次定型较早的缘故。

[12] 洪武本当中，版心所题“十⺋”即“十卷”之意。下同。

[13] 百衲本凡遇卷数“错位”，多依从后出版本径加描润，因而大失旧貌。

[14] 陈高华：《〈元史〉纂修考》，第122-125页。

[15] 王慎荣、叶幼泉、王斌：《元史探源》，第273页。

[16] 参酌《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八《庸庵集》、卷一六九《胡仲子集》条，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史臣分修志传姓名可考者》、《诸史拾遗》卷五《元史·外国传·高丽》，方龄贵：《〈元史〉纂修杂考》（第165-168页），王慎荣、叶幼泉、王斌：《元史探源》（第152-274页），陈高华：《〈元史〉纂修考》（第122-125页）编制此表。

[17] 方龄贵认为：“《孝友传》二卷并当为高启初修所纂。”（《〈元史〉纂修杂考》第二节《〈史臣分修志传可考者〉补》，第167页）。对此，王慎荣、陈高华已作出更正（《元史探源》第263页，《〈元史〉纂修考》第123页）。

[18] 王慎荣、叶幼泉、王斌：《元史探源》，第264页。

[19] 方龄贵：《〈元史〉纂修杂考》，第167页。

[20] 《元史》卷二〇五，第4557页。

[21] 方龄贵：《〈元史〉纂修杂考》，第168页。

[22] 张良：《〈永乐大典〉所见“元史”佚文考——兼论〈永乐大典〉之纂修体例》，《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26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第223-231页。

[23] 《明太祖实录》卷五三，第1040页；《元史》卷四七《顺帝纪十》，第986页。

[24] 邵晋涵称：“观于《元史》，则似随辑随编，曾无定例。”《南江文抄》卷一二，清道光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A03229。

[25] 《明太祖实录》卷四三，第850-851页。

[26]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元史”条；并《与公肃甥书》，《亭林文集》卷三（顾炎武撰，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55页）。

【作者简介】

张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文献学、宋辽金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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