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为何两次拒绝张昭为相？

作为东吴中期政治斗争的开端，暨艳案却并不太为人所熟知。

而即使对此略有耳闻的人，大多也只能理解到其中的表象，认为暨艳是个正直的官员，只因为不愿和不称职守、贪赃枉法的官僚同流合污，最终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孙权为了向他们妥协，只好将暨艳当作牺牲品。

其实事情却绝非这么简单，如果仅仅把暨艳看做一个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孤勇者，那么他的结局说明孙权对政局控制力不强，文臣武将几乎都是铁板一块，朝政已经腐败透顶。

不过这却是和事实不符的，作为一个尚处于上升期的政权，东吴没道理在黄武初年就烂成这个样子，况且孙权的平衡术也施展得极为娴熟，局面完全没有失控。

事实上，暨艳的所作所为不止代表他个人，其背后暗含着复杂的纷争，权力之争的序幕其实早已拉开。

谈到暨艳案，便离不开两年前的丞相之争。

话说孙权在受封吴王后任命了东吴首任丞相，然而这个人选一公布却让众人惊讶不已，原来丞相之职竟然给了孙邵。

这一决定令人不解，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丞相非张昭莫属。

从资历来看，张昭是从孙策时代开始效力了二十多年的元老；从功劳看，当初孙权继位之初，作为和周瑜平起平坐的两位大佬，张昭帮助孙权稳定局势，之后孙权出征平叛时他坐镇后方，一样是劳苦功高。

而这个孙邵的履历就平平无奇了。他最初是孔融手下功曹，后来跟刘繇来到江东，刘繇被孙策击败后，孙邵又加入了孙家阵营，并在孙权上位后担任他的车骑将军府长史。

孙邵下一次出现在史书中已经是二十余年之后的事了，这样一个长期默默无闻的人，突然被提拔为丞相，战胜了众望所归的张昭，确实让人很难理解。

不过以孙权的权谋手腕，肯定不会无的放矢，在他看来，张昭是绝对不能做丞相的。

其中原因有很多，首先孙权对他的丞相是有要求的，必须要听话才行。可是张昭这个人性格刚直，经常直言进谏，这一点孙权无法接受。

其次便是旧怨。当初孙策遇刺后，张昭曾经支持过孙翊，之后又有意接受曹操提出的委派人质的要求，再加上赤壁之战前的主降，孙权对他没有意见就怪了。

后来孙权称帝时，还曾调侃张昭说：“当初要是听了你的，现在我就得去要饭了。”足见他的怨恨之深。

而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那便是处于对江东大族压制的目的。

可能有读者对这一观点表示不解，张昭明明是淮泗人啊，用他做丞相不是正好对抗江东大族吗？

但实际上，因为张昭儒学士人的身份，在思想上和阶级上都跟江东士族有一定的一致性，所以二者开始逐渐趋同化。

这个道理并不复杂，江北士人在江东没有地方上的根基，而军事能力又有限，在对外战争中建功立业的机会不多，因此自然会和气质相同的江东士族相互吸引，二者逐渐走到一起，以互相提携照顾。

在政治立场上，张昭和江东士族已经非常接近了。

张昭后来提出孙权刑罚过重，反对他崇尚法术的为政理念，这一点和出自江东大族的顾雍完全一致。

而当孙权盛怒之下打算亲征公孙渊时，张昭再次激烈反对，又和江东大族站在了一起。

为什么大家都推举张昭做丞相，甚至江东士族也支持他，原因无他，张昭现在跟自己人也差不多了。让他上位对自己没有坏处，而且孙权也容易接受。只不过他们还是把孙权想得太简单了。

与此类似的还有薛综，作为一个江北儒学士人，他几乎就是张昭的翻版。

这样的事在一些二三代人物身上更加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江北士人的子孙逐渐被彻底江东化了。在后来的两宫之争中，非江东大族出身的诸葛恪、施绩和滕胤都支持孙和，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因为他们逐渐也在江东扎根了，在当地也有了自己的利益。

更让孙权感到震惊的是，连陈武之子陈表这样的江北武人之后都开始和江东人搅在一起，可见江东大族的势力在东吴朝堂中膨胀的速度之快。

这种局面是孙权无法接受的，虽然他知道统治江东必须与当地大族合作，但也不能放任其发展以威胁自己的统治。更何况江东大族吸纳了一些江北士人后形成了更加庞大的儒学士人群体。

如今淮泗派凋零的速度之快已经超出了孙权的想象，不仅儒士文臣和江东大族开始合流，武将阶层更是青黄不接，在被迫任命陆逊、朱桓、全琮等江东大族出身的武将掌握兵权后，孙权对江东大族的制约手段越来越少，他必须要做些什么了。

任命孙邵做丞相就是第一步，张昭的个人荣辱不算什么，政权的稳定才是第一要务，要是总跟江东士族站在一起的张昭做了丞相，还不一定要给孙权添多少堵。

至于这个丞相为什么要选孙邵来做，最主要的一点是他跟江东士族关系不佳。

以孙邵这个身份地位，在三国志中没有单独立传是不太正常的，究其原因则是三国志的重要史料来源《吴书》也没有他的传记。

其实《吴书》最初在项竣、丁孚主导编纂的阶段是有孙邵传的，而其中明确记载孙邵和出自吴郡张氏的张温关系不睦。后来韦曜接替了主编之职，由于他和张温走得近，为泄私怨，这才删除了孙邵的传记。

至于薛莹传记中提到的项竣、丁孚所作的初稿水平太差，无法采用，这也不能成为不为孙邵立传的理由。他们写得不好重新写一篇就是了，直接删除算怎么回事呢？

总之孙邵是江北士人中少数仍能为孙权所用的人，用他对抗江东大族非常合适。

不过江东大族的反击很快就来了，孙邵为相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而张昭几乎到手的相位没了，自然也不会满意，于是双方便走到了一起。

孙邵作为江东士族和张昭共同的对手，是必须要打倒的，但这件事无论是张昭还是江东士族中的上层人物都不适合直接出面，因为这必然会触怒孙权。于是他们决定推出一个代言人。

这个人就是张温。此人进入东吴官场的时间不详，但当时对他大为称赞的顾雍已经身为太常，结合顾雍本传来看，必然是孙权受封吴王之后，那么张温出仕的时间点应该就是黄武初年。

从后续发展来看，张昭以及顾雍为代表的江东士族托付给张温的第一件大事应该就是扳倒孙邵。为此他们下了很大功夫，张温出仕后官职如火箭般蹿升，这肯定是他们推动的结果。

张温是个聪明人，前辈们不是白白提携自己的，他必须有所回报，而自己一个人又有些势单力孤，他决定找一个帮手，于是这桩黄武年间第一大案的核心人物暨艳便粉墨登场。

暨艳是吴郡人。暨氏并非寒门，虽然名气实力比不上顾陆朱张四家，但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家族。

然而吴郡暨氏的悲剧在于一次站队错误，当初孙策渡江时，暨氏和孙策站在了对立面，想必遭到了不小的打击。出身在这样的家族，暨艳的前途自然是一片暗淡。

张温正是看上了他这一点，不仅仕途渺茫渴求进步，而且还和自己一样是个清议之士。

清议之风源自于东汉时期，一些清流名士以维护正义为目标，以言论批判为武器，针砭时弊，抨击朝中不正之风。

这本来不是什么坏事，但以舆论为武器操纵政治，对皇权形成了重大威胁，因此皇帝对这群人必然是反感的。东汉时期的党锢之祸和曹魏的浮华案都是同样的原因。

在张温和暨艳这样刚直不阿的人看来，恐怕即使没有上面的吩咐，弹劾孙邵这样尸位素餐的庸人也是他们的分内之事。

跟张温、暨艳共进退的还有一位徐彪。徐彪是广陵人，没什么太深的背景，虽然他也非江东士族出身，但估计是为了追求进步，同时在政治立场上偏激进，因此和张温等人走到了一起。

只不过一时间的快意恩仇所造成的后果却绝非他们所能承受的。

他们的第一个打击目标自然是丞相孙邵，遭到弹劾后，孙邵立刻称罪请辞。

从孙邵的表现来看，他很可能确实有行为不端之处，而且那惊慌失措的表现也证明此人能力平庸，身为丞相竟然丝毫没有反击的手段。

此时孙权想必对孙邵是失望的，但是没办法，谁让他是自己的小弟呢，因此硬着头皮也得支持他。于是孙权一声令下，孙邵官复原职。

其实到这里就已经明确表示孙邵身后站着的就是孙权，张昭和江东士族也清楚这一回合的交锋是没希望了。

后来孙邵去世时，江东士族的势力进一步抬头，孙权也有了和他们继续深度合作，加快政权江东化进程的想法，因此再次拒绝了众臣对张昭的提名，而将丞相之位给了顾雍，可见他对张昭的厌恶。

弹劾孙邵虽然失败，但张温和暨艳等人却没有因此停下脚步。

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鄱阳太守王靖，这个王靖虽然也是徐州广陵人，但应该跟徐彪不太一样，估计是个实干派，因此才会被派到地方任职。

到底是清议之士，王靖这种人和自己不是一路，再加上当时鄱阳郡发生民变，肯定得拿他开刀。

鄱阳郡生变，王靖脱不了干系，他无法为自己脱罪，只好密谋投靠曹魏，最后事泄阖族被诛，这是张温和暨艳的第一个胜利。

不过张温也就到此为止了，他还是比较理智的，况且有家族做靠山，日后前途也不是问题，没必要行事太过激烈，虽然是清议之士，但他也知道什么人能动什么人不能动。

但是暨艳和徐彪就不一样了，尤其是暨艳，在孙邵和王靖这两件事上他产生了一种错觉，那就是地位高的人动不了，地位一般的人可以动。

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判断一个人能不能动，不看他本身的地位，而是要看他背后的力量。

一个人无论地位多高，只要失道寡助，那么找到合适的破绽轻轻一碰就是墙倒众人推。而一个人哪怕再不起眼，只要背后有强大的力量在支持，冒犯他就会遭到极大的反噬，可惜当时暨艳并不明白这个道理。

他和张温不一样，人家出自江东大族，而自己已经家道中落，如今担任选曹尚书，有遴选举荐、整顿吏政之职，不在任上做出点成绩来真是对不起自己。于是事情就在暨艳的手上一发不可收拾。

暨艳注意到郎署问题很大，可以做一做文章。

所谓郎署就是五官、左、右三署郎官，这一制度是承袭自东汉的。由于郎官没有定员，一些官宦子弟便可用各种理由混进去，自然冗员极多，将这一机构弄得乌烟瘴气。

后来赤乌二年（239年）时，朝廷特意下诏说郎官中不称职的太多，以后选材要严格，可见早先三署确实非常黑暗。

很快暨艳就对三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稍有问题就降职处理，能保住官位的十不足一。一些问题严重的比如贪赃枉法，道德败坏的，干脆贬为军吏。

暨艳错了吗？从原则上来看，他做得没错，将这些害群之马剔除出公务员队伍有什么问题呢？然而，这却是和孙权的理念背道而驰的。

当时天下三分，东吴面临着强大的外部压力，在和曹魏竞争无法取得优势的情况下，如何吸引人才投效呢？

孙权的手段就是不拘贵贱，忘过记功。

所谓不拘贵贱和曹操的唯才是举很类似，只要有才就加以任用，而这些人将成为自己铁杆的班底。而忘过记功则是有功重奖，有错少罚。

虽然这种做法有赏罚不明之嫌，但孙权也没有办法，不以此手段收买人心，谁会心甘情愿为他效力呢？

潘璋生活奢靡，以至于违制，后期竟发展到杀人越货的地步，但孙权因其功勋卓著未加惩罚；陈武于合肥战死沙场，孙权命其妾为陈武殉葬，以示痛惜。

这些是孙权发自内心去做的吗？当然不是，孙权是个刻薄寡恩的人，连亲儿子都能当做权力的工具，何况是部下呢？

对此孙盛评价得好，孙权就是在玩弄权术，收买人心罢了。

权仗计任术，以生从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

三署的黑暗，孙权不可能不知道，但他却放任不管，说明他是有意而为之。允许官宦子弟混在其中并行不法之事就是他给功臣的福利。

而且其中大多应该都是江北人子弟，即使有江东人也是出身不够显赫的，因为如果江东大族子弟如此枉法，孙权就有正当理由打压他们了。而江东大族本来就家大业大，更没必要弄这些得不偿失的事。

孙权在淮泗派日益衰落的背景下，以这样的手段拉拢人才，抗衡逐渐壮大的江东士族，是一种无奈之举，如此心态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然而这件事却被暨艳破坏了，孙权岂能不怒？

其实孙权的心理瞒不过所有人，甚至有许多人心里都跟明镜一样。

比如陆瑁就对孙权的用人之道理解非常透彻，劝暨艳说：“现在应该效仿汉高祖，用人不能因一点瑕疵就加以否定，搞清议那一套不合时宜。”

而朱据说得更是直白：“如今天下未定，应记功不记过，不要太苛刻，这么是非分明，恐怕招致祸端”。

后来连江东大族的代表人物陆逊也来劝暨艳，可他依旧我行我素。

暨艳对他们来说是自己人，他做的也是打击政治对手的事，可陆逊等人却对他的具体手段并不赞成。

其实他们才是深谙官场之道的人，清楚在这件事上和孙权作对绝没有好下场，为自己争取利益要慢慢来。

然而暨艳却对这几乎明示的劝告置若罔闻，他的悲剧命运也就此注定。

孙权见时机已经成熟，怨恨暨艳并对其诬告诋毁的人也越来越多，于是借着这个由头逼迫暨艳和徐彪自尽。

暨艳案的本质其实就是党锢之祸的重演，是孙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有意制造出来的，只不过他有所克制，波及的范围不大。

和部分江北士人合流后，江东大族已经逐渐不再受地域局限了，而是成为一个以共同思想为纽带的儒学士人群体。和他们的斗争贯穿了孙权的余生，这便是孙权执政中后期政治斗争的主线。

作为暨艳背后的势力，孙权不便与他们决裂，毕竟双方日后还要合作。

然而对暨艳的举荐人张温则不能轻易善罢甘休，因为此人的问题要更加复杂，而斗争也在逐步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