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徐龙国 | 王莽时期铸钱研究

关于王莽铸钱遗址及钱范的研究，钱币学界有大量成果可资借鉴，如陈直及党顺民对西安好汉庙遗址的调查与钱范的收藏[2]，蒋若是对秦汉钱币的研究[3]，姜宝莲、秦建明对户县（今西安市鄠邑区）兆伦汉代锺官铸钱遗址的调查与研究[4]，笔者也曾对王莽钱范官方正版及民间盗版进行过辨正[5]。陕西省钱币学会与西安钱币学会编著的《王莽钱范》，系统地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现的王莽时期钱范[6]，是研究王莽时期钱范的基础资料。王莽时期铸钱遗址考古工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西安户县兆伦锺官[7]、未央区汉长安城西部的好汉庙[8]及东部的郭家村和三九村[9]、雁塔区三召村[10]，河南南阳汉宛城[11]，山西夏县禹王城[12]，内蒙古宁城黑城古城（原隶属辽宁）[13]、杭锦旗霍洛柴登古城[14]，甘肃通渭县委大院和环县城子岗[15]，宁夏隆德神林村[16]，青海海晏三角城[17]等地，都发现了王莽时期官方铸钱遗址及大量正版钱范。刘弘、姜先杰曾对王莽时期铸钱遗址进行专门研究，把王莽时期铸钱分为三辅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及边郡地区三个区域[18]。上述考古发现与研究，为王莽时期铸钱遗址及钱范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拟对王莽时期官方铸钱遗址及正版钱范进行梳理，着重探讨铸钱技术、前后锺官的作用、后锺官的地望及铸钱政策的前后变化等问题，就此请教于方家。

一、王莽时期钱范分类

王莽时期官方铸钱技术分直流浇铸[19]和叠铸两种，目前发现的钱范有石、铜、铁、陶四类。钱范是母范、范模、铸范等各种范与模的总称。不同的钱范在铸造流程中的功能是不同的。在直流浇铸条件下，一般经过制作母范，模印泥范并烧制成陶范模，浇铸金属铸范，并与陶背范合范铸钱四道工序；在叠铸条件下，多了一道金属范模的制作，一般经过制作母范，模印泥范烧制成陶范模，浇铸金属范模，以金属范模模印泥质范片，晾干后范片层层相叠、经烘范后铸钱五道工序。因石、铜、铁三类钱范多数与铸钱遗址失去关联，本文将首先予以分类介绍。在同一类钱范中，按王莽四次改制的先后顺序进行介绍。陶范一般出于铸钱遗址，因此放在铸钱遗址中介绍。

（一）石范

目前，王莽时期的石范发现较少，有一刀平五千、栔刀五百、大泉五十、大布黄千等几种。1987年，西安市北郊发现1件直流浇铸铲形石范，两面刻三种钱型，其中一面刻3枚一刀平五千和1枚大泉五十钱型，另一面刻3枚栔刀五百和1枚大泉五十钱型。石范长22.5、宽7.2、厚2.7厘米。石范仅为常见陶范及金属范宽度的一半，文字皆为阴文反书，浇铸道居一侧，正背合用可模印一块陶范模，应为母范[20]（图一，1）。

西安市文物局收藏的1件大布黄千石范，出自西安市北郊焦家村。铲形，主浇道两侧共2列20枚钱型，阴文，为模印直流浇铸陶范模的石母范。范底部刻两个“布”字。长36.5、宽13.3厘米（图一，2）。

（二）铜范

王莽时期的铜范数量较多，有直流浇铸的铸范，也有叠铸的范模。有一刀平五千、大泉五十、大布黄千、货泉、货布、布泉铜范，其中以大泉五十叠铸铜范模最多。

一刀平五千铜范均为直流浇铸的铸范。户县兆伦锺官遗址发现1件铲形铜范，中间主浇道为凹槽，两侧共有2列8枚钱型，呈45度斜向排列于主浇道两侧，钱文“平五千”。铜范背面有把手。通长29、宽19厘米（图二，1）。遗址中的一刀平五千陶范即是浇铸这种铜铸范的范模。《愙斋集古录》收录1件栔刀五百的叠铸铜范模拓片[21]，近来社会上也偶见此种铜范模，其真实性尚待进一步考察。

大泉五十铜范有直流浇铸和叠铸两种，其中叠铸占绝大多数。大泉五十铸行时间长，不同铸造工艺有早晚之分。直流浇铸的铜范出现早，均为铲形阴文铸范；叠铸的铜范出现较晚，均为圆形、椭圆形阳文范模。咸阳博物馆收藏的1件铜铸范，主浇道两侧共4列36枚钱型，范面下部刻“日利”两字。长36.2、宽16厘米。河南三门峡市博物馆收藏的1件铜铸范，主浇道两侧共6列42枚钱型。范背正中有两个桥形把手。通长43.5、宽20.4、厚1.4厘米[22]（图二，2）。

西安市三兆村、后围寨、大白杨等地发现一批铜范，形状有圆形、椭圆形、圆角长方形等，均以中心对称为原则。范面正、背钱型相错分布，便于正背榫卯扣合浇铸。后围寨铜范模为圆角长方形，范面上有6枚钱型，正、背各3枚，中心为主浇道。长10.8、宽9.1厘米。后围寨在好汉庙附近，该范模是铸钱工场的遗物，本身可能是好汉庙铸造的（图三）。

大布黄千是第三次币制改革的币种，存在直流浇铸和叠铸两种铸钱工艺，其中叠铸占绝大多数。陕西渭南发现1件大布黄千铲形铜铸范，直流浇铸，下部残，主浇道两侧残存2列16枚钱型。残长26.7、宽16.2厘米。西安市大白杨村发现多件大布黄千叠铸铜范模，平面呈圆角方形、椭圆形。其中1件范面上有正、背范模各1枚，钱型文字为阳文，布足有1个主浇道及4个支浇道。范背有“长乐未央”吉祥语。

货布、货泉、布泉铜范均为阳文叠铸范模，形状有圆角方形、圆角长方形、椭圆形、八角形等。范面上正、背钱型交错分布，有的范背上还有阴文“母”（图四，1）、“母一”、“母二”及“新母”文字。“新母”铜范模长13.1、宽7.5、厚1.3厘米[23]（图四，2）

1976年，四川西昌黄连乡东坪遗址发现一处铜器窖藏，出土货泉叠铸铜范模５件、铜锤２件和铜锭17块。铜范模呈椭圆形，范面上有钱型８枚，正、背交错排列。长10.7、宽7.3、厚１厘米。每块铜锭重50～60千克，有数字编号，上铸“越”字，铜锭应为铸钱的原料。该遗址面积达2平方公里，发现圆形炼铜炉、方形铸币炉、椭圆形熔铜炉、长方形烧炭炉四种窑炉，有矿渣、木炭屑、烧土块、陶片等，还发现1块东汉初的五铢钱铜范模，是一处王莽至东汉初期的冶铜铸币遗址[24]。两汉时，西昌属于越嶲郡治邛都县。

（三）铁范

目前所见铁质钱范极少，仅有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两种，均为铲形直流浇铸的铸范。咸阳博物馆藏大泉五十铁范，1975年发现于咸阳苏家寨，主浇道两侧共有4列39枚钱型。通长37.8、厚1.7厘米（图五，1）。西安市文物局藏大泉五十铁范，主浇道两侧共有10列150枚钱型，钱文为阴文，似小泉直一。范首右侧刻有“□锺官始建国□□”，左侧有字锈蚀不清。长41、宽19、厚1.2厘米（图五，2）。

二、王莽时期铸钱遗址与陶范

在各类钱范中，陶范数量最多。陶范发现较多的地方，往往是铸钱作坊所在地。目前发现的铸钱遗址，西汉京畿地区有西安户县兆伦锺官、未央区汉长安城西部的好汉庙及东部的郭家村和三九村、雁塔区三召村，京畿以外地区有河南南阳汉宛城，山西夏县禹王城，内蒙古宁城黑城古城、杭锦旗霍洛柴登古城，甘肃通渭县委大院和环县城子岗，宁夏隆德神林村，青海海晏三角城等地。其中，京畿地区发现的钱范种类最全，京畿以外地区发现的基本上是大泉五十及小泉直一的陶范，以南阳汉宛城、宁城黑城最为丰富。

兆伦锺官遗址出土了大量陶范模，有一刀平五千、栔刀五百、大泉五十、小泉直一、幺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小布一百、幺布二百、幼布三百、中布六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黄千等刀币范和货布范共16种范模。除货布为叠铸范模外，其他为直流浇铸范模。部分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范模上有“锺官前官始建国元年三月”、“锺官前官始建国元年三月工常造”等阳文反书铭文。调查还发现西汉及王莽时期铜钱，但未见秦代遗存。遗址中发现浇铸金属叠铸范模的陶范模[25]（图六，1、2）。

好汉庙遗址位于汉长安城西部，发现的王莽时期陶范模，品种更齐全，比兆伦锺官发现的品种多了序布四百、差布五百、壮布七百和货泉范模，而未见货布范模，包括了四次改制所有21种铸币中的19种，其中18种为直流浇铸陶范模，一种为叠铸货泉陶范模。直流浇铸陶范中，有栔刀五百与大泉五十同范以及多布同范者，其中1块陶范上从小布一百到中布六百，各有1枚钱型。陈直先生早年曾在此发现1件带“始建国”铭文的钱范[26]。遗址中也发现带“更始”二字的铸造金属范模的陶范模[27]（图六，3）。

郭家村、三九村位于汉长安城东部，两村各发现1座王莽时期烘范窑。两地南北相邻，窑炉相似，应属同一官方铸钱工场。郭家村窑由通道、操作间、窑室组成。窑室保存较好，平面呈长方形，窑顶呈拱形。窑内有大泉五十及铜环、刀削、车马饰陶铸范。钱范呈圆角长方形，范面有正、背钱型各4枚[28]。三九村窑内发现圆角方形及圆角长方形大泉五十陶铸范，范面有正、背钱型2～3枚[29]（图七，1）。两处窑址钱范均正、背相错，上下扣合，再层层相叠，制成范包，入窑烘范，以备浇铸（图七，2）。

2001年，修建西安绕城高速公路时，在西安雁塔区三召村发现一处王莽时期铸钱遗址，出土上百块小泉直一直流浇铸陶范模[30]。

夏县禹王城发现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直流浇铸陶背范，这里是西汉河东郡治所在地[31]。

南阳是汉代南阳郡治，市区发现多处出土王莽时期钱范的遗址。2017年，南阳府衙王莽时期铸钱遗址出土钱范、坩埚、铜炼渣、铁工具及烘范窑等遗存，钱范均为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直流浇铸范模，有的带“始建国元年三月”、“后锺官”铭文，是王莽第二次改制的遗物（图八，1、2）。20世纪下半叶，中原技校、金汉丰商厦、南阳市十三小学都曾发现大泉五十陶范，伴出红烧土[32]。南阳市十三小学靠近南阳府衙，发现官方正版大泉五十及货泉铜范模。其他两处地点除大泉五十陶范外，还有栔刀五百圆形叠铸陶范，应是盗版钱范。

宁城黑城古城为秦汉右北平郡治平刚县城。在城内一处王莽时期铸钱遗址发掘1座烘范窑，出土钱范、坩埚、铜渣、炼渣、“T”形支架，以及半两、五铢、大泉五十、小泉直一、大布黄千及货泉等铜钱。窑炉呈长方形，底部有4条平行的火道，南北两端各设2个火膛，烟囱设在中间，形制独特。钱范有面范和背范，面范1019块，均为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直流浇铸陶范模。其中，110块范首有“始建国元年三月，前锺官工良造三十一”、“始建国元年三月，后锺官工裒造三十一”等铭文，有的铭文一侧还有“十”字形标记（图九，1）。此外，还发现大泉五十叠铸陶范，呈椭圆形，范面上有8枚钱型，正、背各4枚，交错排列[33]。

霍洛柴登古城王莽时期铸钱遗址发现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直流浇铸陶范模，其中小泉直一陶范模上有“始建国元年三月”、“……锺官工……”铭文。还发现大量西汉及王莽时期铜钱，以大泉五十和货泉数量最多。2012年，清理4座窑址，由窑门、火膛、火道、窑室组成，窑室平面为长方形。在窑室及附近文化层中出土50余块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陶范模，另有20余块其他器物陶范。霍洛柴登古城出土“西河农令”印，是西汉时期西河郡故址[34]。

1988年，在通渭县委大院内发现4座窑址，出土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直流浇铸陶范模，伴出卷云纹瓦当、筒瓦、板瓦等遗物。小泉直一范面上残存铜锈斑，是铸造青铜铸范时留下的痕迹[35]。通渭西汉时属天水郡（王莽改称镇戎郡）平襄县，时为首县，为郡治所在地，遗址为官方铸钱作坊。

环县城子岗遗址位于县城西北，遗址文化层内包含陶钱范残块，还有铸造“钱形器”的陶范。钱范有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的面范和背范，面范均为直流浇铸陶范模。1件大泉五十的范首部位有“元年三月”铭文。2件小泉直一背范，均残，其一残存77枚钱型，其二残存108枚钱型[36]（图九，2）。

1995年，隆德县神林村发现1个灰坑，坑内出土有较多货泉叠铸陶范，分椭圆形、圆角方形、圆角四边形三种，范面上正、背钱型相错分布，推测附近应有铸钱遗址[37]。

海晏三角城是王莽所设西海郡治所在地。自1958年开展考古调查以来，不断发现王莽时期钱范及铜钱。铜钱有一刀平五千、栔刀五百、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布、货泉等。钱范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两种，有面范和背范，面范为直流浇铸陶范模。其中1件小泉直一陶范模有“前锺官工良造第八”铭文[38]（图一○，1）。青海省博物馆展出的1件大泉五十叠铸陶范，圆角长方形，范面上有正、背钱型各4枚，由层层范片相叠制成范包，据说亦出自该遗址（图一○，2）。

三、王莽时期铸钱技术

（一）浇铸方式

王莽时期，除了继承上林三官时期的直流浇铸技术外，还把西汉早期铸造平背无郭半两钱的初级叠铸技术，发展为榫卯扣合、正背相叠、可以铸造两面带郭铜钱的高级叠铸技术。

1.直流浇铸 从发现的情况看，直流浇铸的工序为由阴文反书的石质母范模印出阳文正书的泥范，泥范经加热烧成陶范模，用陶范模浇铸阴文反书的金属铸范，最后与陶背范合范铸钱。这种铸钱技术与上林三官时期的完全一致。

目前发现的石范较少，西安北郊发现的多钱合一的石范，是第一次币制改革时使用的母范。西安市文物局收藏的大布黄千石范，是第三次改制时使用的母范。

西安好汉庙、户县兆伦村、南阳汉宛城、宁城黑城古城、霍洛柴登古城、通渭县城和环县城子岗、海晏三角城等地发现的绝大多数为直流浇铸阳文陶范，是官方铸钱作坊使用的陶范模。由此推测，始建国元年，王莽派遣谏大夫五十人分别铸钱于郡国，他们带到各地的应是前、后锺官刻制的直流浇铸母范。上述官方铸钱遗址发现最多的，也是这一年推行的大泉五十及小泉直一两种钱币的陶范模。

发现的阴文金属范，包括铜、铁两种材质，形状为铲形，最常见的是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金属范，它们是与陶背范扣合铸钱的铸范。

2.叠铸 根据发现的钱范，笔者复原叠铸的工艺过程为：制作阳文正书母范→模印阴文反书陶范模→浇铸阳文正书金属范模→模印阴文反书泥质范片（铸范）→范片层层相叠铸钱。母范之前还应有阴文祖范，可能以石材刻制，但至今尚未发现。在西安好汉庙及户县兆伦村都发现浇铸金属范模的陶范模。

王莽时期的叠铸金属范数量众多，形状以中心或左右对称为原则，一般为圆形、椭圆形、圆角方形及圆角长方形等。与直流浇铸不同的是，金属范模不直接浇铸铜钱，而是用它模印泥质范片，泥范片晾干后，榫卯扣合，正背相叠，外包一层草拌泥，制成柱形范包，再经烘范，从中间的浇铸口进行浇铸。

（二）不同版式的大泉五十钱范

从发现的王莽时期钱范判断，王莽第一、二次币制改革时，所用技术主要为直流浇铸，第三次为直流浇铸与叠铸兼用，到第四次时就完全使用叠铸技术了。

大泉五十是从第一次到第四次改制都存在的钱币，也是王莽时期铸行时间最长的钱币，从居摄二年（公元7年）至地皇元年（公元20年）都在铸造。户县兆伦锺官、南阳汉宛城、环县城子岗、海晏三角城以及宁城黑城古城等遗址，都有大量大泉五十钱范出土[39]。目前发现的大泉五十钱范数量最多，既有直流浇铸的石母范、陶范模、金属铸范，也有大量叠铸的金属范模，还有一些民间盗铸钱范。这些不同浇铸技术的钱范，其铸行的时间是有差别的。

最早的是西安北郊多钱合一的铲形石母范及好汉庙大泉五十与栔刀五百同范的陶范模，是第一次币制改革的产物。全国各地带“始建国元年”铭文的大泉五十直流浇铸陶范模，是王莽第二次币制改革的产物。当然，并非所有带“始建国元年”的范模都是这一年的产物，同样的母范，始建国元年以后也在继续使用。最晚的是大泉五十叠铸范模，一般出现于第三次币制改革时期，并一直使用到王莽灭亡。

汉长安城东部的郭家村及三九村窑址，与汉长安城西部的好汉庙，虽然都是王莽时期的铸钱工场，但二者铸造时间不同，职能也有区别。好汉庙是第一次币制改革时就已设立的铸钱工场，一直沿用到王莽灭亡，在此不仅铸造各种王莽时期的铜钱，也为全国提供直流浇铸的母范及叠铸所用的金属范模。郭家村、三九村窑皆为烘范窑，均出土椭圆形阴文叠铸陶范，二者南北相距不远，是王莽时期一处铸造铜钱及其他金属器的官营作坊。清理简报认为，三九村窑址是一处专门制作钱范的官办作坊，钱范制好后再运到别处铸钱。有学者沿用此说，认为这里的钱范可能是供好汉庙铸钱作坊的，说明制范与铸造不在一处地点[40]。以上认识是错误的。好汉庙位于汉长安城外西部，郭家村、三九村位于汉长安城外东部，二者直线距离超过9公里，不太可能舍近求远到汉长安城东部取范铸钱。况且好汉庙所出钱范有大量范模，这些范模本来就是用来铸造铸范的。汉长安城东部的陶范也是处于待浇铸状态的大泉五十铸范，这些均为叠铸范，且币种单一，远不能与好汉庙相比，虽然大泉五十是第一次改制时的币种，但是叠铸技术大量应用于第三次改制时期。因此，这里是一处设在都城附近的官营铸钱工场，其铸钱时间可能在第三次改制之后，所用金属范模应出自前、后锺官。

四、王莽时期的前、后锺官问题

《汉书·成帝纪》记载，汉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罢六厩、技巧官”[41]，结束了三官铸钱的历史，只留下锺官铸钱。为什么省并，史无明言。概因之前铸钱数量巨大，已基本满足社会需求。社会动荡，经济形势不佳，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汉成帝只留锺官，并未分前、后两官。王莽币制改革，大量弃旧换新，一官难堪重任，在原锺官基础上，分设前、后两官，一起担负铸钱大业，已是形势所迫。从宁城黑城古城前、后锺官陶范模并存推测，分设两个锺官，至迟应发生在第二次币制改革时。从兆伦锺官遗址和好汉庙遗址都发现第一次改制时的钱范推测，可能在第一次改制时就分设前、后两官了。

姜宝莲、秦建明认为，尽管王莽时期分铸于郡国，但是位于首都长安附近的西汉锺官被沿用下来，成为当时的铸币中心。随着铸币规模的扩大，才将锺官一分为二。至于二者有何区别，是管理机构的不同，还是不同铸币工场的差别，尚不甚清楚。从铭文看，户县兆伦锺官是王莽时期的前锺官铸币之地[42]。笔者赞同他们的观点，认为兆伦锺官是西汉时期的锺官，也是王莽时期的前锺官。在此发现的铭文资料，既有西汉时期的“锺官火丞”封泥和“官”字长条砖，又有王莽时期的“前锺官”钱范铭文，且均为“前锺官”而无“后锺官”即为其证。王莽在锺官旧址分设前锺官，是顺理成章的事。西安市文物局所藏“锺官始建国”小泉直一铁铸范，其型腔与宁城黑城古城“前锺官”小泉直一陶范模吻合，二者所铸钱数相同，均为150枚。推测该铁铸范可能是前锺官的产品。

南阳汉宛城和宁城黑城古城等官方铸钱遗址，发现的范模都有“后锺官”铭文。南阳汉宛城全部为“后锺官”铭文，黑城古城除“后锺官”铭文外，还有“前锺官”铭文，两地的“后锺官工裒造”铭文相同。这说明“裒”是后锺官一名刻制母范的工匠，他所刻的母范分发到全国各地。汉长安城东部及京畿之外发现的王莽时期官方钱范，绝大多数是第二次改制后的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钱范，缺少其他三次改制的钱范，他们都不能为全国铸钱提供技术支持，因此这些遗址均不是后锺官所在地。

笔者认为，位于汉长安城西部的好汉庙遗址应是后锺官所在地。关于好汉庙的具体位置，党顺民曾做过实地调查，认为在三桥西北3.5公里处。据当地老年人回忆，好汉庙在孙围墙村学校内的高台上，20世纪前期高台前有一块石碑，上刻“汉曝衣阁”。该庙供周围五村共同祭祀。1977年高台被夷为平地，庙亦不存。王莽时期钱范实际出土于高台周围，大致在新军寨村正南、后围寨村北。这里东临建章宫遗址，与汉武帝上林三官之一的技巧官铸钱遗址相距不远，具有良好的铸钱基础和便利条件。

早年陈直曾在好汉庙遗址发现1件带“始建国”铭文的陶范模，与其他铸钱遗址出土的“始建国元年三月”铭文格式相同，可惜仅存三字，无法确认是哪个锺官。在该遗址一个土坑内，还出土大量“左作货泉”圆形陶片，陈直收录了百余枚，认为是元凤元年以后铸造货泉时各作坊之标志，表明这是一处重要的王莽时期的铸钱作坊[43]。在此发现的王莽时期钱范，数量众多，种类齐全，涉及四次币制改革的所有铸币，其种类及形制和户县兆伦锺官遗址发现的几乎完全一致。同时，该遗址还发现了浇铸金属叠铸范模的陶范模，目前这种陶范模也只发现于兆伦锺官与好汉庙两个遗址中。姜宝莲、秦建明认为，好汉庙发现的王莽时期陶母范和背范，刀、布、泉种类齐全，是一处重要的铸币场所，是属于前锺官还是后锺官，还需要今后出土遗物的证实[44]。从上述发现及钱范种类来看，好汉庙所起的作用和职能与兆伦锺官相同，完全能够为全国铸钱提供技术支持，因此极有可能是后锺官所在地。

王莽第一次币制改革时的钱范，只见于兆伦锺官及好汉庙遗址，说明第一次改制并未实行郡国分铸。河南南阳及安徽阜南发现的栔刀五百陶范，并不是官方正版钱范，而是民间盗铸钱范。全国其他地区发现的王莽时期官方铸钱遗址，均是第二次改制以后的遗存，这也说明，兆伦锺官为前锺官，好汉庙遗址应为后锺官所在地。宁夏盐池张家场古城曾发现1件“栔刀五百”与“大泉五十”同范的陶范模，直流浇铸，上面有铸锈痕[45]。该范模为调查所得，情况尚不明确。

五、王莽时期官方正版钱范

始建国元年，王莽派谏大夫分铸于郡国。让郡国分铸，为何要派谏大夫到各地去？答案是，谏大夫把中央统一的官方正版钱范带到各地，并监督地方以国家统一版式铸钱。

他们带到各地的官方正版钱范是什么？从发现的钱范情况看，王莽时期铸钱大致可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各地官方铸钱遗址发现的均以陶范模为主，而陶范模需要用母范来模印。因此，当时谏大夫带到各地的应是用石材刻制的母范。从发现的钱范铭文看，母范的刻制地应为前、后锺官。

陶范模上除了有前、后锺官的铭文外，还有数字编号，如海晏三角城为“第八”，南阳汉宛城为“十一”（图一一），宁城黑城古城为“三十一”。不同的编号，或为使用地点不同，或为刻制先后次序有别，或为刻制作坊有异。宁城黑城带前、后锺官铭文的陶范模上，编号均为“三十一”，推测可能代表特定的使用地点。宁城黑城古城是汉代的右北平郡所在地，“三十一”可能就是该郡铸钱所用母范的编号。因此，陶范模上的编号可能是各铸钱郡国的编号。

第二阶段，叠铸兴起，送往各地的不再是石材所刻的母范，而是金属范模，这些金属范模的生产基地也在前、后锺官。目前，铸造金属叠铸范的陶范模，只发现于兆伦锺官铸钱遗址和好汉庙遗址，说明两地生产的金属范模是供应全国的。

所谓官方正版钱范，包括前、后锺官制作的母范和金属范模，以及以此制作的陶范模和铸范。第一阶段是用易于雕刻的石材制作母范，再用母范来制造陶范模。陶范模在京畿及其以外地区官方铸钱遗址中都有发现，其钱范样式统一，浇铸方法一致，有的范首部位还有“始建国元年三月”及前、后锺官铭文，这无疑是第一阶段国家推行的官方正版钱范。

第二阶段使用叠铸范铸造，主要钱币品种有大泉五十、大布黄千、货泉、布泉等[46]。全国各地发现的官方叠铸金属范模，尽管形状多样，但钱型正背相错布局，均以中心或左右对称为原则，且浇铸方法一致，应是由前、后锺官统一浇铸以后分发给全国的，这是第二阶段的官方正版钱范。

从第二次改制开始，王莽一改西汉时期由上林三官统一铸钱的做法，让各郡国铸钱。当时全国共有郡国103个[47]，但有条件或被允许铸钱的可能只有50个。为了钱币质量及样式统一，王莽开启了一种新的铸钱形式。各地所用的直流浇铸母范和叠铸金属范模，均由前、后锺官制造并供应，由此控制了正版钱范的使用，并严防官方铸钱技术的外泄。由上林三官统一铸钱发往各地，到前、后锺官统一制作母范及铸造金属范模分发各地，既节省了原料及成品的运输费用，又起到了统一钱币标准的作用，而铸币权仍然由中央掌控。东汉以后，中央政府为保证钱币在形制与重量上的规范化及标准化，也是由中央统一铸造钱范分发各地铸钱工场的。同时，发轫于西汉初期的初级叠铸技术，经王莽时期发展完善，形成十分成熟的榫卯相扣、正背相叠的高级叠铸技术。南北朝萧梁时期，使用无榫卯结构、中心对称、双面钱型相叠的铸钱技术，叠铸技术达到顶峰[48]。

六、结语

王莽时期官方正版钱范按材质可分为石、铜、铁、陶四类，在钱币铸造过程中，不同材质的钱范其功能不同。在直流浇铸技术条件下，它们分别担当了母范、范模及铸范的角色；在叠铸技术条件下，在母范、范模及铸范之间，又多出一道范模制作环节。两种技术出现的时间有先后，第一、二次币制改革主要为直流浇铸，第三次币制改革为直流浇铸与叠铸并用，第四次币制改革则全部使用叠铸。大泉五十是历次改制中都铸行的钱币，其钱范及钱币数量发现最多，不同的铸造技术反映了铸行时间的差别。从全国发现的王莽时期官方铸钱遗址看，王莽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于郡国，他们带去了官方正版钱范，这些官方正版钱范大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直流浇铸的母范，第二阶段为叠铸的金属范模。从官方正版钱范及其铭文分析，可能在第一次改制时，锺官被一分为二，分设前、后锺官，两个锺官为各地供应官方正版钱范。在全国发现的铸钱遗址中，西安户县兆伦锺官铸钱遗址及好汉庙铸钱遗址特色鲜明，所出钱范种类齐全，且钱范的形制基本一致，已知兆伦为前锺官所在地，好汉庙遗址应为后锺官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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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食货志》第1177～1180页，中华书局，1962年。

[2]a.陈直：《石渠阁王莽钱的背面范》，《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

b.党顺民：《西安好汉庙出土新莽陶钱范》，《中国钱币》1990年第3期。

[3]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中华书局，1997年。

[4]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汉锺官铸钱遗址》，科学出版社，2004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5]徐龙国：《王莽正版与盗版钱范考辨》，见《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丝绸之路与秦汉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20年。

[6]陕西省钱币学会、西安钱币学会：《新莽钱范》，三秦出版社，1996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7]《汉锺官铸钱遗址》。

[8]同[2]b。

[9]a.陕西省博物馆：《西安北郊新莽钱范窑址清理简报》，《文物》1959年第11期。

b.马骥、陈安利：《西安北郊发现新莽“大泉五十”钱范窑》，《文博》1987年第2期。

[10]党顺民：《西安雁塔区三召村发现小泉直一制范遗址》，《中国钱币》2002年第2期。

[11]刘绍明：《南阳汉宛城遗址出土新莽钱范》，《中国钱币》1999年第2期。

[12]黄永久：《禹王城遗址发现的铸钱范》，见《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13]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宁城县文化馆：《辽宁宁城县黑城古城王莽钱范作坊遗址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

[14]苏利德：《对内蒙古鄂尔多斯霍洛柴登古城出土新莽窖藏钱币的研究》，《北方金融》2018年第6期。

[15]a.何钰：《甘肃省通渭县出土新莽钱范》，《中国钱币》1989年第4期。

b.庆阳地区博物馆、环县博物馆：《甘肃环县发现一处汉代陶钱范遗址》，《考古》1991年第5期。

[16]马建军、杨明：《宁夏隆德县发现货泉叠范》，《中国钱币》1999年第1期。

[17]a.李峰、王麟：《青海省海晏县出土的新莽钱范》，《中国钱币》1990年第3期。

b.闫璘：《西海郡故城新发现新莽钱范》，《中国钱币》2016年第1期。

[18]刘弘、姜先杰：《新莽铸币遗址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3期。

[19]本文所说的直流浇铸，指平板范竖式浇铸工艺，有学者称为直流直铸，也有学者称为块范竖铸。

[20]刘春声：《新莽契刀、错刀、大泉祖范述略》，《中国钱币》1993年第2期。

[21]《新莽钱范》第294页。

[22]周曼：《王莽“大泉五十”铜钱范》，《收藏》2015年第7期。

[23]师小群：《陕西省博物馆所藏新莽钱范》，《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5期。

[24]a.西昌地区博物馆：《四川西昌发现货泉钱范和铜锭》，《考古》1977年第4期。

b.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昌市文物管理所：《四川西昌东坪汉代冶铸遗址的发掘》，《文物》1994年第9期。

[25]《汉锺官铸钱遗址》。

[26]同[2]a。

[27]a.同[2]b。

b.杨君：《更始五铢考辨》，《中国钱币》2022年第5期。

[28]同[9]a。

[29]同[9]b。

[30]同[10]。

[31]同[12]。

[32]同[11]。

[33]同[13]。

[34]同[14]。

[35]同[15]a。

[36]同[15]b。

[37]同[16]。

[38]同[17]。

[39]同[18]。

[40]《新莽钱范》第79页。

[41]《汉书·成帝纪》第306页，中华书局，1962年。

[42]《汉锺官铸钱遗址》第271页。

[43]陈直：《王莽左作货泉陶片的本末》，见《关中秦汉陶录》下册第667～715页，中华书局，2006年。

[44]《汉锺官铸钱遗址》第282页。

[45]耿志强：《盐池张家场古城址调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4期。

[46]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第180～206页，中华书局，1997年。

[47]《汉书·地理志下》第1640页，中华书局，1962年。

[48]杨君、周卫荣：《汉代叠范铸钱发展历程考索》，《中国钱币》2006年第2期。

（作者：徐龙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考古》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