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臣谨防变罪臣：侯君集和年羹尧之鉴

作为下属，都有非常强烈的愿望希望多立功、立大功，以此得到领导的赏识和信任，从而提升自身的地位、得到令人羡慕的奖赏、获得能够进一步发挥自身才能的职位和权力。但是，从历史上看，功高者很少能善始善终，许多功臣最后变成了罪臣，留下了历史和个人的悲剧，令人唏嘘扼腕。

下面以侯君集和年羹尧为例加以分析，或许对各级领导者如何对待自身的功劳有些许启发。一侯君集的功劳很大。侯君集很早就加入秦王李世民的幕府，多次随军出征，历任左虞侯、车骑将军，封全椒县子。此后渐受恩遇，参预谋议。他的大功有三：一是积极谋划和参与玄武门政变，史称“建成、元吉之诛，君集之策居多”，作用举足轻重，立有拥立大功；二是贞观九年(635年)，在征伐吐谷浑的战役中，力主分进合击、穷追猛打的战术，并被主帅李靖采纳，为击败吐谷浑军、彻底解除吐谷浑对唐朝边疆的骚扰和威胁作用最关键，充分显示了侯君集清醒的战场意识以及较出色的指挥才能；三是贞观十三年(639年)，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数万及突厥部众奔袭七千里，其中跋涉阔达二千里、地无水草、冬风冻寒、夏风如焚的流沙，通过坚苦卓绝的征战，以自己的智勇灭掉了西域高昌国，使唐打通了去西域各国的通道，促进了和西方诸国的联系，同时也起到遏制西突厥的作用。

侯君集的恩遇深厚、位高权重。李世民即位后，封侯君集为潞国公。当年十月，唐太宗又赐封侯君集食邑一千户。贞观四年(630年)十一月，侯君集又任兵部尚书，参议朝政。贞观十一年(637年)，侯君集与长孙无忌等俱受世封，授君集陈州刺史，改封陈国公。贞观十二年(638年)，侯君集拜吏部尚书，进位光禄大夫。侯君集行伍出身，从未学文，担任吏部尚书后，开始认真读书，“典选举，定考课，出为将领，入参朝政，并有时誉” 《旧唐书·侯君集列传》。贞观名臣魏征就很推崇侯君集，谓其有宰相之才，曾向唐太宗建议让侯君集任仆射（宰相），并说：“国家安不忘危，不可无大将，诸卫兵马宜委君集专知。”（《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七》）但唐太宗认为君集喜欢自我夸耀，所以没有听取魏征的意见。但侯君集作为唐朝开国二十四功臣之一，位列第十七名，图形于凌烟阁，可谓备极尊荣。

侯君集的个性和品行瑕疵较多。《旧唐书·侯君集列传》载，侯君集自幼“性矫饰，好矜夸，玩弓矢而不能成其艺，乃以武勇自称。”侯君集跋扈性贪，灭高昌国时，没有奏请朝廷便自作主张委任官员，同时还私自掠夺大量的珍奇宝物、妇女，手下将士知道后，竞相偷盗，侯君集恐其事被人揭发，不敢制止。而且侯君集性格不好是出名的，为人狂妄自大，不甘居人下。早在平定高昌的庆功宴上，江夏王李道宗就对唐太宗说：“君集智小言大，举止不伦，以臣观之，必为戎首。”唐太宗问道：“何以知之？”李道宗回答：“见其恃有微功，深怀矜伐，耻在房玄龄、李靖之下。虽为吏部尚书，未满其志，非毁时贤，常有不平之语。”唐太宗说：“不可臆度，浪生猜贰。其功勋才用，无所不堪，朕岂惜重位？第未到耳。”（《旧唐书·李道宗列传》）侯君集的生活腐化也非同寻常，他家里专门养了乳娘以供他每日喝人奶。

侯君集确有为攫取权力铤而走险的叛逆之心。建立灭高昌的大功后，侯君集处于荣名和权位的高峰，但不久就有人举报他灭高昌时贪掠、擅法等不法行径，按律当治重罪。中书侍郎岑文本认为功臣大将不可轻加屈辱，便上疏道：“臣闻古之人君，出师命将，克敌则获重赏，不克则受严刑。是以赏其有功也，虽贪残淫纵，必蒙青紫之宠；当其有罪也，虽勤躬洁己，不免斧钺之诛。……将帅之臣，廉慎者寡，贪求者众，是以黄石公《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故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计其死。’是知前圣莫不收人之长，弃人之短，良为此也。”（《旧唐书·侯君集列传》）唐太宗看后，觉得岑文本言之有理，便开释了侯君集等人。以此而言，侯君集应该感戴圣恩，但他本以为两番出征西域，战功卓著，因受嘉奖，结果却因贪污而被下狱，虽然后来被释放，但因此愤愤不平，心情郁闷，怏怏不乐，渐有反叛之心。他先是拉不甚得意的功臣张亮一同谋反，未能得逞。后来见太子李承乾不太受唐太宗的的信任，两人同气相求，遂约为谋反同盟。他曾举起手对太子说：“此好手，当为用之。”（同上）后来事发，侯君集于是走上了万劫不复的绝路。《旧唐书·侯君集列传》评价说：“侯君集摧凶克敌，效用居多；恃宠矜功，粗率无检，弃前功而罹后患，贪愚之将明矣。”因此古人说：“君子立功，守以谦冲；小人得位，足为身害。”

二与侯君集的人生际遇惊人相似的还有清雍正帝的宠臣、功臣、权臣年羹尧。少年得志，功勋卓著。年羹尧的妹妹是胤禛的侧福晋，雍正即位后封为贵妃。虽然年羹尧后来建功沙场，以武功著称，但他却是自幼读书，颇有才识。他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年羹尧迁内阁学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据清人萧奭所著的《永宪录》记载，这时的年羹尧还不到30岁。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授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领军政和民事。康熙六十年（1721年），升为川陕总督，成为西陲的重臣要员。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更是备受倚重，和隆科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年羹尧在胤禛继位前已为他效力多年，二人的亲密程度自不必多言。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雍正发出上谕，钦命年羹尧总揽西部一切事务。雍正还告诫云、贵、川的地方官员要秉命于年羹尧。同年十月青海发生叛乱，雍正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驻西宁坐镇指挥平叛，大获全胜，对安定边疆、稳定雍正即位之初波诡云谲的朝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年羹尧“年大将军”的威名也从此震慑西陲，享誉朝野。

君臣知遇 ，千载一时。年羹尧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而且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每逢重大政事雍正都向年征询意见，以年的行止来定其他地方督抚的行动，可见雍正把年羹尧的地位置于其他督抚之上，其政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有关重要官员的任免和人事安排上，雍正更是频频询问年羹尧的意见，并给予他很大的权力。年羹尧进京期间，即与总理事务大臣马齐、隆科多一同处理军国大政。雍正还因为他“能宣朕言”，令其“传达旨意，书写上谕”。年羹尧俨然成了总理事务大臣。平定青海叛乱后，雍正极为兴奋，把年视为自己的“恩人”，还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否则便不是他的子孙臣民了：“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这简直就是以对年羹尧的态度来判断人们的正确与否。至此，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年羹尧所受的恩遇之隆，也是古来人臣罕能相匹的。雍正对年羹尧宠信优渥，并希望他们彼此做个千古君臣知遇的榜样。他对年说：“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此时的年羹尧，志得意满，完全处于一种被奉承被恩宠的自我陶醉中，进而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最终招致雍正的警觉和忌恨，以致家破人亡。骄横狂悖，自贻其祸。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肃是以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他不仅对王公大臣骄横无礼，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傲慢，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极为不快。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擅作威福，怨声载道。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还把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当做“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另据清人葛虚存撰写的《清代名人轶事》载，年羹尧治军严苛，法令酷暴，言出法随。一次他乘轿出行，当时正降大雪，随扈扶轿的手上不一会就积满了雪，但谁也不敢拂掉。年羹尧难得地心生怜意，轻声说道：“去手！”意即让随扈把扶轿的手放下，不必那么受冻。然而随扈想到年平时让违令者砍掉手臂的“去手”刑罚，就不敢迟疑地拔出各自的佩刀斩掉了扶轿的手。从这件偶发的小事中，足可见年羹尧平日的暴戾和凶残。

第二，结党营私，威逼朝廷。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第三，贪敛财富，自取其祸。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在这个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雍正三年（1725年），年羹尧被赐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被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三侯君集和年羹尧的悲剧命运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封建专制时代上下级关系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因为上下级关系是靠实力或者暴力决定的，得势则昌，失势则亡；势强者则为主，势弱者则为奴；利同者则为心腹，利异者则为寇仇。但是，他们的悲剧命运也是他们性格、品质和行为方式的缺陷酿成的苦果。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引以为戒，特别注意以下问题，以有效消除功高造成的“眩晕”效应，从而正确对待自身的功劳，保持健康和谐的上下级关系。首先，功高不可骄人。领导者在功劳还不显著时，往往都比较谦虚谨慎，因而对人的态度容易把握好分寸，人际关系通常比较融洽。但是，随着功劳的增多、实力的增强、职位的提升、权力的增大，自感从“小角色”变成了“大人物”，功臣往往会滋长肆无忌惮、不可一世的心理，伐善夸功、贬低他人，刺伤别人的自尊、损害别人的颜面，因而很容易与同僚产生尖锐的冲突与矛盾，成为众矢之的。功高的领导者必须明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的心理是十分微妙的，当你以非常谦抑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功劳时，人们会更加推崇你的功劳；当你不遗余力地夸耀自己的功劳时，人们反而会逆反性地挑你的刺、有意无意地贬低你的功劳。历史的教训表明，惟功高者不可骄人，骄功者不仅失功，而且很容易失势。

其次，功高不可傲上。领导在还没取得什么值得特别称道的功劳时，对上级往往比较尊重，服从意识比较强。但是，一旦立了大功，自己很容易感到底气足了，对领导不像以往那么毕恭毕敬，不自觉地会与领导“平等交流”甚至分庭抗礼，这会让上级领导感到下级在挟功慢上，头上有反骨，靠不住，不仅心里会产生极不愉快的感觉，而且从此会看扁下级，并会对下级采取防范措施，这对功臣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可以说是因功得祸。因此，作为下级，必须明白，自己能够立功，除了自身的良好素质和坚苦卓绝的努力外，的确得感谢上级提供的建功立业机会。俗谚说：“烙饼大不过烙它的锅。”你的功劳再大，你也是下级，不会变得与领导一般大。如果因为自己有功就变的对领导不尊重、不服从，那就是自绝于领导，你的噩梦也就开始了。

再次，功高不可奢靡。功高者往往赏也厚，不仅更有条件追求奢华的生活，而且还会有一种心安理得的心理在推波助澜。但是，生活奢靡不是一个生活小节问题，而是同时影响道德品质和政治选择的根本性问题。洪应明《菜根谭》有言：“盖志以澹泊明，而节从肥甘丧也。”追求生活的奢靡必然导致领导价值观的蜕变，透支自己的功劳，诱发怠政、荒政和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行为，最终陷入违法犯罪的泥淖而难以自拔。《史记》载，“纣用象箸而箕子怖”。因此，功高的领导者必须注意戒奢就俭，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再立新功、再创辉煌上，防止蜕化变质、前功尽弃。最后，功高不可狂妄。领导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对这种政治抱负的追求也要有一个合理的把握，有一种随遇而安的豁达心态。对于现实中的各级领导而言，“庙”就那么大，“方丈”只有一个，上级的领导职数就那么多，如果把功劳当筹码，立了功就要求提升更高的职务，政治野心膨胀，对职位晋升愈来愈贪求无厌，产生“大鹏展翅恨天低”的狂妄心态，有一种强烈的对别人、对上级取而代之的心理，不仅不现实，而且还会因为直接威胁到上级领导者的地位、侵害其他同僚的利益而被上级和同僚联手封杀，导致自己政治发展前途的中断。（聂世军系领导科学杂志社副总编、编审）

原载《领导科学》2010年二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