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从《职贡图》看古人的“世界观”

《职贡图》是南朝梁代萧绎所绘的绘画作品，原作已失，现存宋人摹本，绢本设色，纵26.7cm，横200.7cm（原为402.6cm），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部辟用外域职贡人物为作画题材的工笔人物卷轴画，亦是现存最早的职贡图。同时也为后世研究绘画和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证材料。

该摹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萧绎《职贡图》原作朝贡人物不少于25国，甚至超出31国。现仅存12国画像。自右至左为：滑国、波斯、百济、龟兹、倭国、狼牙修、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密丹、白题及末国使者，每一位使者身后，有一简短的题记，叙述其国名、方位、山川道里、风土人情、与梁的关系，以及历来的朝贡情况。其榜题，滑国前行残，末国后段残，倭国只存前半，后半属宕昌国，其使者图像已逸，其余多有漫漶，内容与《梁书·诸夷传》相符，或更翔实。

“职贡图”用大白话讲，就是“看外国人”

所谓《职贡图》，指的是我国处于封建国家时，外国及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上层向中国皇帝进贡的纪实图画。这个“职贡图”用大白话讲，就是“看外国人”。在世界还没有沟通得那样顺畅的情况下，“看外国人”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儿。一般民众当然是好奇、紧张；知识分子是为了掌握知识、了解世界，所以，后来会发展出人种学、民族志这样的东西。最喜欢看外国人的还有统治者，古代中国非常古老的书里就说，“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各国诸侯来朝拜，天子看有这么多匍匐在脚下，为我所笼罩的异邦，心里会很快活。传说里面，大禹在会稽聚会诸侯，其中有一个部落酋长防风氏来晚了，就得被杀掉。天子借此立威呀。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

不过，汉武帝时代并没有关于这种朝贡的图像，只是在文字里面看到一点。如《汉书》里记载，汉元帝建昭三年，打败了郅支单于后，曾经画过他们的图。“甘泉写阏氏之形，后宫玩单于之图”。汉代王延寿写的《鲁灵光殿赋》里边也说，“胡人遥集于上楹”，也就是鲁灵光殿里画有胡人的形象，但是这些都没留下来。

《职贡图》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

秦汉以后中国对于四夷的知识越来越多。在这个时代，古代中国人对外国人已经有了好多明确的知识。不过，真正开始对异国异邦做绘画记录、保留下来的最早的，就是梁元帝萧绎所作的《职贡图》。这些文字和图像，能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知识呢？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呢？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一《职贡图》里的35个国家，大体上符合南朝梁代也就是公元6世纪的外交情况。这些国家很多不见于《宋书》和《南齐书》，但是和《梁书·诸夷传》吻合。这说明画这个《职贡图》的梁元帝萧绎——他当时还是荆州的地方长官——是有实际的观察和资料的。

第二，这个《职贡图》还呈现了南朝梁代与外界的实际交往情况。它第一个记载的是滑国，为什么是滑国呢？滑国在现在新疆一带，刚好那时特别强盛，西边到了天山南麓。它往西边迁徙时，征服了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甚至打到了波斯。所以，它确实是南朝梁代所知道西边最重要的一个国家。还有，为什么把百济放在第二位？有学者指出，在南朝梁代以前，东北这些国家里，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高句丽。但到了这时，百济越过北方的北魏，能直接通过海上和南朝梁代沟通，而且也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沟通的桥梁，地位越来越重要，所以，百济就放在前面了。这说明这个《职贡图》的记载是可靠的，它记录了南朝梁代对于周边国家的认知。

第三，在这里还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在现在保留下来的18段文字和12个图像里，我们要注意一些特殊点。比如，其中有个五溪蛮，又叫五溪攀，在今天的四川和陕西之间，在新发现的一段文字里这么写道，它（五溪蛮）的言语与中国略同，婚姻备六礼（儒家仪礼里讲婚姻的六礼），而且它知诗书，懂得中国的经典。如果我们从现在来看，它当然不是外国，可是在当时，它是被当作诸夷来看待的。同样情况的还有在今天湖南湖北一带的天门蛮、临江蛮，还有建平蛮，以及属羌族的邓至、宕昌。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在当时，没有像现在那么大，这些地方在当时还是朝贡的“外国”。所以，这里有一个道理我们要明白，中国的“内”和“外”是不固定的，不能拿现在中国的版图倒推历史上的中国。

中古史里，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地理上中国的不断扩大，包括江南的开发，使得南方大片土地纳入帝国疆域，当时所谓山民蛮族逐渐纳入中国的文化圈，由于中原和周边民族发生交往和冲突，使得“中国”开始越来越向四周发展，于是“外”有时就变成了“内”。

《职贡图》承担了建构帝国、描述天下的功能

在这里，《职贡图》承担了建构帝国、描述天下的功能。一方面它记录了自己周边来朝贡的不同民族和国家，另一方面它也记录了中国当时的自我和周边疆域是什么样子。后来，“职贡图”逐渐成为一个绘画史上重要的主题和传统。比如，宋代有李公麟的《职贡图》，记载了占城、浡泥、朝鲜、女真、三佛齐、罕东、西域、吐蕃等。元代、明代都有画家画职贡图，一直到清代还有苏六朋的《诸夷职贡图》。可是，这些职贡图有一半是写实，也有一半带偏见。所谓“写实”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梁元帝萧绎作记录时，确实有很多资料、很多观察。但为什么又有“偏见”呢？因为古代中国长期以来的那种自命天朝，自认为是文明中心的这样一个观念，使得它对四夷都有一种鄙夷，因此，也会采取图像描述这些民族的丑陋、野蛮和怪异。所以，大家看宋代刘克庄给李公麟《职贡图》写跋时就说，一方面尽管有的外邦离开万里，李公麟所画“非虚幻恍惚意为之者”——不是随意地虚构想象的，至少关于日本、越南、波斯这些画得还是很准确的；但是尽管如此，另一方面，他也还是把异国人想象成野蛮人，把他们的王画成这样：“其王或蓬首席地，或戎服踞坐，或剪发露骭，或髻丫跣行，或与群下接膝而饮（没有君臣之分，大家坐在一起喝酒），或瞑目酣醉，曲尽鄙野乞索之态（好像是很野蛮的样子）。”特别是有人讽刺说，明明四夷都和你分庭抗礼了，你还是吹牛，说得好像仍然“万邦协和，四夷来朝”似的。

到了清代，官方的“职贡图”把西洋人也画进去了，说明那时候，中国人的外部接触和世界知识已经越来越多。刚才说，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想象，有时候是把他们想成“非我族类”，也就是说不像人类的样子，这个传统是从《山海经》开始的。可是到了清代，这个传统略有改变，因为清代对世界的认知比以前扩大，也比以前清晰了。清代官方所修的《四库全书》已经把《山海经》《神异经》从地理类移到小说类里了；《职贡图》里的英、法、荷、意这些人，画得也比较写实了。当然，主要的传统还没有变，清代仍然在想象自己是天下中央，四夷来朝，所以，“职贡图”最后也是最有名的作品，就是乾隆年间的《万国来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