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经济繁荣的原因及具体表现

从西晋惠帝元康（291—299）末年开始，直到南朝宋明帝泰始（465—471）中的160多年间，先后掀起过七次北民南下的浪潮。

司马睿移镇江南时，北方大量流民随之过江，仅琅邪人就有1000余户。西晋灭亡之后，北方地区被少数民族政权所控制，南下流民为数更多。东晋成帝在位时期，由苏峻、祖约之乱引起外患，北方后赵石勒乘机出兵南犯，又有许多北民南渡。

后赵政权崩溃，中原地区兵连祸结，以至肥水战后苻坚败亡，北方再度分裂，陷入更大规模的割据混战，南迁流民一直络绎不绝。东晋末年，刘裕率兵北伐，关中、河南之地得而复失，渡江南下的流民也有很多。南朝刘宋初年，在与北魏交相攻伐中，由于宋军屡败，江淮一带多次失守，流民南渡者从未间断。

后来，齐、梁、陈各代与北朝政权的战事时有发生，北方流民仍未停息过南迁。据统计，这一时期北方南迁人口不下90余万，占当时南方人口总数的1/6。

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不仅为南方增加了生产劳动力，而且也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劳动力和先进技术的传入，使江南地区的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从而推动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也是南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江南原来土广人稀，汉族人民多半居住在招江滨湖的平原地区，各少数民族则“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焉”，彼此之间接触较少。

但自汉末以来，有不少汉人为躲避沉重的赋役负担，逃入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正如刘宋初年的始兴太守徐豁所说：“年及应输，便自逃逸，既遏接蛮、俚，去就益易。”

同时，少数民族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和中原汉族王朝的征服，也大量移居内地，与汉民混居杂处。大体上，南方少数民族中的山越和蛮族，从东吴到南朝齐、梁之际都基本实现了同汉族的融合。俚、僚爨等少数民族也大量迁移到汉族居住地区。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融合过程中学到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成为开发南方的重要力量，并且进一步扩大了江南的经济开发区域。

在南北长期分裂对峙的情势下，南朝各代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和增强国力，大都比较重视发展生产，推行奖励耕织、兴修水利、安抚流民、减免赔役等政策和措施，对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南方战乱较少，社会相对安定，加以自然资源丰富，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也比较优越，对于经济发展也都极为有利。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和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当时，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生产技术的进步、农作物品种的增多、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农田水利的兴修以及土地的大量开垦利用等方面。

三国以后，北方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已经在江南地区得到推广。东晋初年，区种法也传入南方，避乱于余杭大涤山的北方流民郭文即以"区种菽麦”为生。水稻生产技术有了很大改进，据《齐民要术》记载，江淮一带在水稻种植中采用了烤田法。

所谓烤田即在耕耘之后，排水晒田，以使稻根发达，不易倒伏，并且稻穗大、颗粒多。随着北方人口的南迁，中原地区许多农作物也相继在江南大量种植，东晋、南朝政权都曾多次推广种麦。谢灵运的始宁墅里种植的农作物品种，有米（稻）、菽、麦、胡麦、胡麻、大豆、小豆、香粳、粟等，其中有的作物在此前仅限于北方种植。由于耕作技术的改进，衣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有了很大提高。

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水利事业，在南方得到极大发展。东晋南朝时期兴的水利工程几乎遍及江南各地，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东晋丹阳曲阿新丰塘、臭兴狄塘，刘宋乌程的吴兴塘，刘宋在荆州引江水"堰湖开读"的获湖，萧齐的句容赤山塘、广陵裘塘，梁朝的豫州苍陵塘等。

上述每项水利工程一般可灌溉数千顷耕地，大者溉田万余顷。水利事业的发达还表现在水利技术上的创造性提高和用于防止水害的水利工程的兴建等方面，如浙江的长湖（亦称镜湖），既能引水灌溉万顷良田，又可以将水泄入江中。这项技术进一步发展，便出现了“湖田”，即围湖造田，这是后世“圩田”的滥觞。

这一时期主要用于防范水害的工程，有桓温在荆州兴修的江陵大堤，对保护江汉平原的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宋时的钱塘防海大塘修成之后，周围地区的农业生产多受其惠。

东晋南朝时期的土地开发利用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平原地区的荒田得到进一步的垦辟，而且偏狭的山间土地以及大量的池泽湖荡也被相继耕垦。士族门阀大力营建田园山墅，把一直沉睡的荒山野岭改变成“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阡陌纵横，塍埒交经”的农业生产基地。江中小岛也种植各种农作物和果木，出现了“桑田甘果，映江依洲”的景象。

宋孝武帝大明初年颁布“占山格”，规定官吏依品占有山林川泽，第一品允许占3顷，直至“第九品及百姓一顷"，充分反映出江南的土地开发利用有了长足发展。

经过长期的开发，南方的农业生产取得重大的成就，洞庭、鄱阳、太湖流域成为重要粮食产区。南朝史家沈约说，三吴地区“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其他如以建康为中心的丹阳地区，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州地区，以及豫州和交、广地区，也都有很大发展，甚至闽江流域作为这一时期新的开发区域，经济面貌亦大为改观，“此邦丰壤，禄俸常充”。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进步和商业繁荣。南方原来就有较好的手工业基础，这一时期又有很大进步，其中，有代表性的矿冶、纺织、制瓷、造船、造纸等手工业部门取得的成就更为显著。

古代南方很早就盛产铜，而冶铁技术在汉代则比北方要落后得多。三国以后，这种局面大为改观，连原来落后的山越和广州夷人都掌握了冶铁技术。东晋时，“（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南朝时期，冶铁业空前发达。梁武帝为了拦截准水，倒灌北魏的寿阳城，下令把建康东、西二治所储数千万斤铁器沉入淮河，用以筑浮山堰，足见当时冶铁生产的规模之大与产量之高。

治炼技术出现了新的突破，除“百炼钢”（横法钢）的制钢技术进一步提高和"淬法"的广泛应用外，还发明了"灌钢"，即把生铁和熟铁混杂冶炼，将熔化的生铁浇灌到熟铁中，可以提高钢的含碳量，增加强度。灌钢法在坩埚技术出现之前，是一种最为先进的炼钢技术，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南齐时，上虞的谢平、右尚方师黄文庆等炼钢巧匠，被誉为"中国绝手"，他们所制刀剑"斫十五芒……穷极精功，奇丽绝世"。

江南自东汉以来已较为发达的葛麻业，在这一时期有进一步发展。葛麻纺织技术精湛，织物花色品种增多，有所谓越布、香葛、细葛、南布、花练等。丝织业也有很大发展，东晋末年刘裕灭掉后秦时，把关中的大批锦工迁往江南，成立锦署，此后南方的高级锦织品大量增加。

梁末侯景据寿阳时曾向梁武帝“求锦万匹”，为军士制作袍服，说明锦的产量已相当可观。蚕桑技术也有提高，豫章郡“一年蚕四五熟”，永嘉等地普遍养蚕，一年八熟。江南逐渐成为除齐、蜀两地之外又一个新的纺织中心。

以青瓷为代表的南方瓷器业，是这一时期的著名产业。烧制瓷器的生产技术已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所制瓷器的胎质、釉色、纹饰与烧制技术等方面，都有显著进步。制瓷窑址分布甚广，产品的种类和产量增多。近年来考古出土属于这一时期的大量青瓷生活用品，有钵、盂、壶、罐、盘、碗、灯、熏炉、虎子等，反映出制瓷技术的精湛和瓷器应用的普遍。

这一时期，在经济发展和军事、交通事业的推动下，造船业更加发达。东吴时建造的战舰上下有5层，可乘坐数千人，载重万斛。南朝所造大船的载重量可达2万斛。造船技术的进步，提高了船只的航行速度，梁朝时江东有战舰千余艘，其中有160桨的高速快艇大船，"两边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来趣袭，捷过风电"。

这一时期，南方的造纸技术比前代有明显进步。造纸原料除麻、楮外，又扩展到藤皮、桑皮。用藤皮制造的纸，又称"藤角纸"，质地优良，为三吴地区的名产。纸的研光和染色，也是这一时期造纸技术的重大成就。

纸的种类和产量大为增加，除了白纸，还能制造青、赤、缥、绿、桃花等各种彩色纸。由于植物纤维纸的大量生产，可以满足社会的使用需求，因此东晋末年桓玄曾下令："今诸用简者，皆以纸代之"，这是中国古代文化事业的重大进步。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进步和交通的日益发达，南方的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更为繁荣。荆州和扬州既是军事重地也是重要的商业都会。刘宋时，“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江州商业贸易十分兴盛，东晋刘胤任江州刺史时，“大殖财货，商贩百万”。益州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刘宋时期，各地商人多入巴蜀进行贸易。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长江流域兴起许多商业都会，建康因处于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而最为繁华，城中建有四市，市内店铺林立。秦淮河两岸形成网络式的商业区，商旅云集，交易兴盛。

东晋时期，建康有居民4万户，梁朝时，人口大为增加，城区扩大，达到28万户，东西南北各40里，其发展规模与繁荣程度，可比之于汉代的长安和洛阳。

江陵为长江上游和南北之间的交通枢纽，也是各地商品转运的通道，商业也很发达。番禺不仅是南部的一个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是海外贸易口岸。这里中外商船来往不绝，商品交易极为繁盛。由于商业发达，官府的商税收入也相当可观。

这一时期，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是历史性的重大进步，不仅使江南地区在全国的地位有所提高和中国的经济先进区域进一步扩大，而且为后来南北的统一及经济重心南移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