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和募兵制,两场充满“进步意义”的改革,唐朝国运由盛转衰

两税法和募兵制,两场充满“进步意义”的改革,唐朝国运由盛转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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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和募兵制,两场充满“进步意义”的改革,唐朝国运由盛转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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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80年,唐德宗建中元年,由当朝宰相杨炎主导的税务改革拉开了序幕,日后被史家称之为“两税法”的新税法,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单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两税法”是一场充满“进步意义”的改革,它废除了以往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的做法,统一改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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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80年,唐德宗建中元年,由当朝宰相杨炎主导的税务改革拉开了序幕,日后被史家称之为“两税法”的新税法,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单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两税法”是一场充满“进步意义”的改革,它废除了以往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的做法,统一改为征收金钱,每年征收两次,从实际角度上,它极大地简化了税务工作,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下税法的一次蜕变。

除了两税法之外,当时的唐朝还在军事制度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放弃了以往的府兵制,实行募兵制:由国家统一遴选适龄的男丁进行从军,为其发放衣食,进行训练,养成职业军团。

相较于以往的府兵制,募兵制能够极大的避免浪费,它减少了不同地区士兵往来路途的损耗,军队维护成本大大降低,每年都能省下大批钱粮。

以现代人的目光来看,无论是两税法还是募兵制,都是“进步”的,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虽然改革闹得如火如荼,唐朝的国力还是一步步下降了,最终在一百年后的公元907年,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

这让人不由好奇,唐朝改革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为什么会使得国家进一步跌入深渊?

覆灭的开端:被动的改革

想要理解唐朝的这两次改革,我们必须先着眼于唐朝改革之前的情况,在两税法和募兵制之前,唐朝实行的是“租庸调”赋税制度和府兵制。

而这二者,则根植于“均田制”,均田制最早创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过将国家土地按人头平分,来促进生产力。

与魏晋南北朝不同的是,唐朝的这一制度则更加的“大方”。李渊在建立唐朝之时,为了能够让百姓休养生息,便规定,只要是年满二十周岁的男性公民,都可以获得国家分配的一百亩土地,等到其步入老年以后,再由国家将这些土地回收,重新分配给年轻的公民。

正是基于这一政策,唐朝形成了“租庸调”赋税制度:每到春秋两季,官府会对全国百姓进行抽成,收缴税费,或粮食,或布匹,进而使得整个国家顺利运行。

均田制或许听起来十分不靠谱,但是在唐朝早期的时候,它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不但使得国家生产力极速飙升,还使得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堪称双赢。

由于人人都有土地,都能够过上好日子,因此在这一阶段,唐朝在推行府兵制时候就游刃有余了:唐朝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兵农合一,平时在操持田地的农民,在农闲的时候会跟随当地部队进行训练,成为国家的预备役,到了战争时期,则拿上武器从军打仗。

全民当兵看似劳民伤财,但是在当时百姓普遍参与积极性很高,府兵不但会自己准备参战武器、盔甲马匹,甚至还会每年到所在州府例行服役,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到长安城天子脚下服役。

府兵制下当然也是有常备军的,在当时全国都有设置有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折冲府,只要你当兵当的好,那么就可以一直当下去,国家还会对税务方面给予减免。

整个府兵制实行下来,不仅仅节省了国家的军费开支,还保障了经济农业建设,最重要的是,再这样的体制之下,人人都还过得不赖。

这是唐朝的幸运,也是老百姓的幸运。

然而,再好的制度也终有瓦解的一天,唐朝建立初期,由于人口较少,江南地区还有着很大的开发空间,均田制尚且能够维持下去,然而,随着人口逐渐爆发式增长,再加上土地兼并现象此起彼伏,这套制度没有运行多久,就玩不转了。

首先,国家没有足够的土地进行分配,其次各种地方豪强浮现,利用手里的权力大肆兼并,致使越来越多的土地脱离政府的管控,最终,均田制被迫瓦解。

“租庸调”税费制度和府兵制都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因此到了这一步,唐朝已经到了不得不进行改革的地步。

唐朝的悲歌,两税法的失败执行

唐朝的改革简单理解,可以算得上是从一个“大同封建王朝”到一个“普通封建王朝”的过度,它并不是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而是唐朝开始灭亡的标志。

均田制的瓦解,意味着唐朝必须在短时间内,从一项新制度里凑齐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人力和资源,这种突然转型对于整个帝国造成了巨大的混乱。

唐朝实行“两税法”初期并未想要藉此压榨百姓,但是当各地州府开展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却衍生出了种种乱象。

由于在此之前国家从未征收过现钱,很多东西缺乏量化指标,一斗粮食在不同地区价格也不同,有的官员趁机改变价码加收,私加税款的现象此起彼伏。

除此之外,由于两税法只征收现金,一些粮食商人也找到了“捞偏门”的方法,他们吃准老百姓在缴税日期内急于变现,便联起手来压低粮价,百姓为了缴税,不得不贱卖自己辛苦一年的劳动成果,久而久之,百姓日渐贫穷,贪官污吏却个个肥的流油。

在原来的“租庸调”制度中,百姓虽然也要缴税,但标准透明,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这一点从“租庸调”三个字便能够看出,“租”指得是租种政府分配给百姓的土地,以粮食作物来付款,也就是缴税,“庸”指得是成年男子要负责在农闲时训练,或者做一些无偿劳动,都是为了国家,谁也贪不着,“调”和“租”类似,指的是将布帛之类的产品直接交给皇家机构,也算是赋税的一种。

“租庸调”制度有着一套严格的固定标准,每个人需要缴纳多少税,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不会因为某一个地区富裕而增加,也不会因为某个地区贫穷而减少。

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整个唐朝的税收体制还是比较简单透明的,做好“租庸调”,万事不用愁。

可现在变为了两税法,事情就复杂起来了,百姓不单单失去了国家分配的土地,还要承受贪官污吏的剥削。

唐朝中后期,北方大片领土已经沦为战区,人口骤减,但是,当地的官员却仍然不肯降低税款,因此使得分配到每个人的头上配额愈发之多,甚至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在这一阶段,无数人选择背井离乡,搬到南方和偏远地区,而这也更加加剧了土地兼并。

从这时开始,每一个百姓都不再是为了国家而活着,再也没有人愿意自发购买盔甲武器,走上战场,唐朝立国之本的“府兵制”,也就此瓦解。

对于唐朝中央朝廷而言,民间的变化他们当然是看得见的,不过此时,也无从进行制止,因为战争已经接踵而至,“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朝军事开支急速飙升,对于唐朝中央朝廷而言,他们需要的是大量的资金,而如果再像以往那样慢悠悠的实行“租庸调”,恐怕等到百姓的税到账,叛军都打进长安了。

为此,他们宁愿向征收税款的人,也就是地方官员进行妥协,允许其趁机中饱私囊。

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讲,“两税法”绝对不是什么坏条例,在唐朝发起两税法之后的日子里,这一法案又延续了长达八百年的时间,受到无数王朝的青睐。

但是,想要真正发挥出新法的好处,前提条件是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够进行实时监督,可此时的唐朝显然是不具备这一点的,安史之乱时期,唐朝一度沦丧了半个国土,以及长安洛阳两个首都,甚至其中央政权还要依靠地方来进行维系,这样的条件下,监督是无从谈起的。

如果说此前的唐朝是一个开明的王朝,那么从这一刻开始,它就坠入了漩涡,只能眼睁睁得看着自己的国力被叛军、被贪官污吏一点一滴的卷走。

兴于军事,毁于军事

除了两税法之外,募兵制也是一项被动的改革。

早期府兵制时期,唐代沿袭了南北朝的军功勋赏制度,无论出身贵贱,只要有军功,人人都能够飞黄腾达,然而,到了唐中期,虽然天下仍旧涌现出无数有功之臣,但是唐朝朝廷已经无力进行封赏,百姓积极性降低,兵源骤减,最终,朝廷只能改变制度,改成了直接花军饷来拉兵。

这样做的好处是兵员职业化,士兵就是士兵,无需种地糊口,战斗力更强,而且百姓无需每年武装训练,或者到州府驻防,节省了劳动力,但坏处是,就连发军饷的钱,唐朝朝廷也付不出来,只能层层下放权力,由地方节度使进行包揽。

到了后来,唐朝甚至直接将军事统领、财政支配、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全部下放给了节度使,直到这一步,节度使俨然已经成为了地方上的土皇帝。

募兵制,顾名思义,当然是谁发钱就听谁的,慢慢的,士兵们只知有将军,不知有皇帝,这无疑埋下了国家分裂的种子。

唐朝晚期时,在全国各地都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于兵制的转变。

以往的士兵军农不分家,除了在部队里吃粮,他们更大一部分生计来源是国家给的土地,正因如此,才会死心塌地的效忠国家。

可现在,士兵把将当兵作为一种职业,非但不会对国家心存感激,甚至当唐朝朝廷对节度使进行削藩的时候,还往往会受到藩镇节度使和藩镇士兵的联合反抗,更严重者甚至会出现军队哗变的情形。

节度使权力大了,战斗力自然是有一定保障的,在这项改革最初实行的十几年时间里,河西节度使萧嵩、陇右节度使张忠亮、朔方节度使李祎、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均在与吐蕃的战斗中大胜,"拓境千馀里"。

但节度使的实力此时已经大到了超出中央控制的地步,最终唐廷只能做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那就是拉起几派,相互制衡。

唐朝中期开始,基本上节度使就形成了西北派:安西、北庭、硕方三家,东北派:河东、平卢、范阳三家,关中派:河西、陇右两家,以及南方派的剑南、岭南。

原本这也不失为一个好招,至少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留有后手。

但是,老年昏聩的唐玄宗居然一口气将平卢、范阳、河东,东北三家节度使同时封给了安禄山,这直接使得权力天平失衡,并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虽然在后来西北派及时出兵,帮助皇帝平定了叛乱,但节度使之乱的根子,并没有除去。

安史之乱后,唐朝历代皇帝都陷入了受制于节度使的困境之中,想要在极小的可控制区域里积攒出压制节度使的力量,是极其困难的。

在唐武宗时期,甚至干脆把主意打到了和尚们的身上,开启了毁佛运动,下诏令僧尼二十六万余人还俗,没收大量寺院土地。

要知道,唐朝早期的几位皇帝,对于佛教的态度都是相当尊重的,以礼佛为潮流,可见,唐中央财政此时已经拮据到了如何境地。

然而,欺负和尚也只能解一时之急,不能够解决大问题。对于已经积重难返的唐帝国而言,想要彻底压垮它,只需要一根最后的稻草。

而这根稻草便是公元859年唐与南诏的战争,这场战争超过了唐朝皇帝的想象,不但榨干了朝廷全部的积蓄,还使得天下百姓对于李唐王朝丧失了最后的信心。

同一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民变,一时间,各大藩镇先后自立称王,昔日唐王朝所依仗的地方力量,成为了一把把刺向自己的尖刀。

唐朝的结局是悲哀的:藩镇自立,官宦不和,百姓起义,皇帝昏庸……然而,这一切早在昔日的改革之时,就已经奠定了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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