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三家之不同——细说唐代初期帝王三教政策的概念

在中国传统历史中，政治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梁启超先生曾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性之家谱已。”这句话虽有夸大，但也道出了政治在传统社会中的重要之处。说起政治，最关者则为统治者，历代帝王为了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极力采取各种措施，以求王作永垂。

自从儒学登上历史舞台后，便不断地成为各个帝王的施政方术之所需，以期一种完美的结合，以便在上层抑或下层发挥最大的治理作用。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相继有佛教传入中国，道教土生而成。作为三大教派，它们一出现，便与政治发生了关系，相互依存，共同发挥历史作用。对于三教的具体政策，各个帝王因具体的历史、个人原因而各有差异。

1.隋唐以前儒家在中国政治社会中的流变

儒家学说出现于春秋末期，但它在那个时代是受排斥的，因为它与当时的社会形势不相适合。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正忙于不义的兼并、攻占，其中不乏欺诈。而儒家学说提倡的“为政以德”等思想是不能为各诸侯所接受。到秦统一六国，法家思想倍受重用。

公元502年，萧衍建立梁政权，是为武帝。萧衍即位后，建立国学，置五经博士，对通经者委以官职。重视吏治，要求官员学习儒家经典。后来梁武帝舍身归佛，极力崇奉佛教。对于他的佛教政策，在帝王的佛教政策里将有专论。

梁武帝虔信佛教，广建寺庙，广度僧尼，此时佛教的发展达到了历史的空前。但此时南梁一朝的政事几为荒废，民不聊生，怨愤漫天。后在公元584年，发生了侯景之乱。不久，梁武帝被活活饿死，在楼台烟雨中，南梁政权在公元557年被陈取代。

2.隋唐以前佛教在中国政治社会中的流变

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佛教传入中国后，便逐渐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最后转化为“中国化”的佛教，进而与政治统治相结合，并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通天观立，汤用彤先生认为：“似帝于二教相残，已甚厌倦”立通天观以谋求三教的合一。

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周灭齐，武帝谓：“六经儒教之弘政术礼义忠孝，于世有宜，故需存立。佛教费财，恃逆不孝，并宜罢之。”武帝于平齐六年驾崩，宣帝、静帝即位后，复兴佛法。纵览北朝统治者对佛教，除孝武帝、北周武帝灭佛外，其它帝王都崇奉佛教，使佛教典籍广为译传，高僧大德辈出，且与南朝佛教多有交流。而这一切就促成了诸佛教宗派在此时酝醜发端，亦为隋唐佛教的盛兴奠定了基础。

3.隋唐以前道教在中国政治社会中的流变

道教一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便和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关系。不论是五斗米道还是太平道，都和地方政治有关。太平道发动的黄巾起义震撼了整个东汉王朝，尔后道教一直不断发展。如何处理具有民间基础的道教力量，便成为之后统治者的要务之急。

这一章的论述，大致交代了隋朝以前，儒释道三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处的政治地位。从这一章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历代的统治者极力扶持能为其用的教别，以方便自己王朝的统治。而作为宗教自身，也不断完善自己，迎合统治需要，以壮大教派的势力。可以说这便是实现神化和王化的过程，二者彼此利用。通过这些描述，是为下文论述做铺垫。以便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里看待唐初期帝王三教政策的形成。

二、唐代初期帝王的三教政策

陈寅恪先生在1930年代就曾说过：“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是其一例。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

同时对于传统社会的政治而言，统治者的三教政策也极有代表性。儒释道三教有各自的理论范式，统治者为了自己王朝的长治久稳，先后和不同的宗教合作，颁布相应的宗教政策，而这种宗教倾向的取舍，就是一种政治文化的表现。

（一）、“三教”概念的出现

关于“三教”概念的出现，严耀中先生认为：“三教的出现和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率先由佛教表现出来的。三国之前人们的论著中是没有‘三教’一词的。”佛教传入中土，为了立足于当时的政治社会，便依附于儒家、道家，在佛经的翻译上往往接助一些儒、道的词汇。在汉末，牟融的《理惑论》以佛教立场调和佛教与儒、道，这被学界认为是最早提出了“三教一致”者，但是“三教”的称法并没出现。

“卿希泰先生认为，南北朝时方“三教开始鼎立，三教之称亦起于此时。”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斗争激烈，统治者的三教政策依据当时的社会形势而波动不定。到隋唐时期，终于形成了三教鼎力的局面。统治者为了政治一统的局面，采取三教并用政策，虽然在不同时期对三教有不同的偏重，但利用三教、调和三教的政策大致没变。

（二）、隋代帝王的三教政策概述

隋文帝为了王权的长治久安，恢复了传统“儒学为本”的宗旨，史载：威尝言于帝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何用多为！，”帝深然之。”“君子立身，虽云百行，唯诚与孝，最为其首。”幵皇十年十一月辛卯，文帝“幸国学，颁赐各有差。”

炀帝也崇奉佛教。身为晋王时，在平定南方时期，让兵士多注意收集灵像和经卷以避免战争的毁坏。礼遇智者，建寺造像，“最著者为文帝造西禅定寺，于高阳造隆圣寺，于并州造弘善寺，扬州造慧日道场，京师造清禅寺、日严寺、香台寺。”总之，隋代的统治者极为崇佛，但对道教始终是一种利用和扶植的策略，这种政策对唐代帝王的佛道政策也有深远的影响。

2.唐初帝王三教政策

笔者的论文题目是《唐初帝王三教政策探析》，在这里我主要想探讨唐初三帝的三教政策。大致论述了三教的缘起及唐以前历代帝王的三教政策情况，这就对唐初帝王三教政策的认识提供了方便，在下面的正文里我将分唐高祖、太宗、高宗一一论之。

在唐初帝王的三教政策中，武则天皇帝很有代表性，但对于武则天皇帝三教政策学界已有大量讨论，所以笔者就主要以唐初三帝为主要论述对象。

（三）、唐高祖的三教政策

高祖最初对佛教比较重视，是因为有需求于佛教，且佛教也为他的起兵提供一些方便。立国后，考虑到隋朝因为佛教的盛兴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尽力思之，以为避免。高祖因依靠道教始祖正名且道教徒在其立国时也发挥了极大作用，所以就极为崇道。这样对佛教的倾注也就少了，后来道教出身的傅突上疏反佛，高祖皇帝也历陈佛教的一些弊端，这样抑佛就在情理之中了。

总之，高祖皇帝在道佛间，都本着一个“为我用”的想法，不会永远崇奉道教，也不会永远抑制佛教，随着政治情势的需要而不停的变化。

1.唐太宗的三教政策

唐太宗即位后，继续高祖时期的三教并行政策。但立国之初，急需儒者之臣以为巩固政权，所以太宗对儒家更为重视。这就为儒家在伦理制度、经书编撰、取士制度、开新社会风气方面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对于佛道二教，太宗皇帝也继承了高祖皇帝的崇道，因为道教和李氏的特殊关系。对于佛教，太宗皇帝又所转变，不像高祖皇帝那样抑制佛，而是有保留的发扬。太宗的三教政策总的说来便是以儒立国，佛道并重。

这就可以看出，太宗对三教的政策大都围绕他的政治统治，对于借助佛法来追念母亲以及通过建立寺塔祭奠阵亡兵将，这种因为精神上的关怀而崇奉佛教只是他宗教政策中很微小的一部分。对于太宗一朝的三教地位，顾自奋先生总结道：“他始终坚持标榜皇权借重道，治国所学在于儒，归化民心必尊佛。他在动静矛盾中操纵平衡。”这就是太宗皇帝的闻明之处。

2.唐高宗的三教政策

高宗在位时期儒释道三教稳步发展。高宗执政初期，朝政深受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影响。在三教政策上，高宗谨守先祖遗志，以儒家为立国主导；礼遇道教，受玄奖法师的影响，佛教也备受崇敬。

在面对儒释道三教时，高宗基本做到了以儒治国，重用儒家贤臣，建章立仪；重视后进儒生的培养及对儒家先祖圣哲的礼敬。这就是高宗朝先期表现出“贞观遗风”，后期由于武氏的篡权，而使一切另有局面。

对于道教，高宗自始至终都极为崇敬，不仅遥奉道教始祖，以提升自己家族地位，而且利用自身与道家的这层特殊关系，极为发展道教势力、笼统道士，而充实自己的势力以抵制武则天的篡位。对于佛教，高宗的态度虽然前后有变化，但还是以发挥其教化作用为主。总之，对儒释道三教，高宗还是秉持“尚用”之道。

三、总结

本文以唐代初期帝王三教政策为立足点，探讨了唐代初期帝王三教政策形成的各种因素。在文章的具体论述中，笔者借助大量的史料记载论述唐初期三教所处的状态。通过对唐初帝王三教政策的描写，可以看出宗教在治理社会时所能发挥的作用，笔者认为不能一味地认定宗教是封建迷信，精神鸦片。应该从多个层面认识宗教的作用，给予宗教适当的政策。

在此，我认为宗教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寄托，担负着社会文化的导向作用。透过历史可以看到，历代帝王合适地利用儒释道三教，教化了社会，丰富的人心。今天遂是一个崇尚制度文明的社会，但也应给宗教以合适的空间，让其发挥社会教化的作用，让宗教回归到“教”的本源。

不可否认，儒释道三教的部分义理已经不适宜现在的社会，但可以有所损益而变革，批判地承继。不然总是一种文化的遗失，一种历史的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