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斗酒诗百篇，武松18碗后能打虎，古人当真能喝？学者：有水分

酒不仅是英雄豪杰谈天说地的必备食粮，还渗透进了崇尚雅韵的诗人群体中，是不可多得的“雅俗共赏”之物。

李白可以一日喝下三百杯酒，整日整夜地浸在酒坛中也不耽误他写诗。

武松在喝完十几碗酒后，还能意气风发地施展拳脚，并一举拿下大老虎。

似乎，不管这两人如何浸染在酒中，都不会耽误正事。

难道，李白、武松就是传说中对酒精免疫的人吗？

事实并非如此。

李白、武松二人的酒量其实掺杂了许多“水分”。

而这些“水分”的来源正是古代的“酒”与“酒器”。

不可否认，古代人所说“酒”的内涵与现代人并无二致。

但“酒”本身却不大一样。

这是因为“酒”的种类相当繁多，而在名称上又统一以“酒”冠之。

这就导致，在讨论不同时代的人的酒量时，常常会忽略这一时代盛产何种酒。

通常认为，现代人以白酒为主要酒类。

然而，在古代社会，白酒算得上是稀缺玩意。

根据甲骨文资料的说明，酒在殷商时期便已出现。

此时的酒，还是用黍做原料酿制而成，内有大量的谷物杂质。

沿袭旧制的周朝也发现了酒的可贵之处，便专门设立行政机构管理制酒业。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礼制的松动，各国诸侯纷纷在自家都城发展起了制酒业，并允许私人酿制供自己饮用的酒。

如此一来，整个社会开始尝到了酒的甜头，普通老百姓沽酒饮酒已经是再寻常不过的事。

只不过，酒中的谷物杂质还是极大地影响了酒的口感和纯度。

秦汉时期，制酒技术得到了质的发展。

先前使用的过滤物品——茅草，此时已经被细密的大口袋所代替。

过滤品的更换导致酒中杂质大大减少。

酒质开始变得清澈，口感也不再似先前那般粗糙。

而酒质的提升，又迎来了整个社会与酒的狂欢。

家家户户的人，不论身份高低，平日里总是要喝上几口酒才尽兴。

这一风气发展至魏晋时期，大有演变成嗜酒如命的倾向。

当时的富贵子弟纷纷以酒作为人生的标榜，不把自己喝到醉誓不罢休。

《晋书》记载，陶渊明就曾感叹道：“令吾长醉于酒, 足矣。”

如此看来，似乎这一时期的人酒量极好，不然怎么四处去比拼酒量呢？

实则不然，因为魏晋时期尚未发展出高浓度酒精的蒸馏酒。

在古代社会，酿酒的步骤其实非常简单。

古人多是利用酒中酵母自然发酵，促使酒精的产生。

而当酒精浓度达到百分之十左右的时候，酵母就会停止活动。

发酵速度也会随之减慢，甚至是停滞。

因此，古人酿酒的方法虽然能让酒有些许“酒味”，但始终无法提炼出高浓度的酒精。

这也就意味着，在蒸馏这一手段尚未出来之前，古人所酿造的大部分酒，其中酒精的浓度都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

显然，按照现代人的理解，酒精浓度不超过百分之二十的酒并不能算作真正的“酒”，只是掺了些许酒味的水。

既然在唐代以前，人们大多品尝都是低浓度的酒味饮料。

这是否又意味着唐代的人也只能如此呢？

尽管低浓度的酒味饮料已经让整个社会陷入狂欢的状态，但古人并不满足于此。

他们迫切地想知道如何开发高浓度的酒。

幸运的是，唐人似乎发现了酒的秘密，

其利用酒精与水的不同沸点，即可蒸馏出酒精浓度较高的酒味饮料。

这一种酒，在当时又被称为“烧酒”。

根据《本草拾遗》的记载，只需要酒培中有“甄（蒸）气水”，便可“以气乘取”，进而制造出蒸馏水。

换言之，唐代已经拥有制造蒸馏水的条件，那么也可能将这一方法用来制作蒸馏酒。

与此同时，《唐书》中还记载道：“蒲桃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贡献······酒成，凡有八色，芬香酷烈。”

这里所说的“蒲桃酒”正是新疆特有的葡萄酒。

唐朝击破高昌之后，葡萄酒的做法便在京都流行。

值得注意的是，《唐书》对此酒的描述是“芬香酷烈”。

一般来说，酒有芬香是一件极为正常的事。

果酒、谷物酒均有浓郁的香气。

但问题在于，这些酒不大可能做到“酷烈”。

道理很简单，“酷烈”一词表明的是葡萄酒的口感。

而低浓度酒精的酒味饮料入口并不会对味觉过分刺激，更谈不上什么“酷烈”了。

那么，能做到“酷烈”的葡萄酒，只能是被蒸馏过的酒。

尽管唐代已经出现了“烧酒”和蒸馏手法的文献记载，但烧酒并未在社会面上广为流传。

作为一种新式饮品，大多数人并不能适应其酷烈的口感，更倾向于温和的果酒。

同时，烧酒的酿造技术还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不论是理论还是具体实践都不够成熟。

这也导致烧酒未能大量应用于社会上。

像由西域引入的葡萄酒，也只是专属于皇室，并未下沉到普通平民百姓。

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唐代的制酒业可谓是百花齐放。

地区名酒层出不穷，如山西的汾酒、四川的竹筒酒。

既然烧酒在唐代并未普遍应用，那在宋代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根据《通鉴纲目》记载，宋人认为烧酒即是火酒。

蒸馏过后的酒由于酒精浓度过高，的确能够燃烧。

只不过，宋人对烧酒的这一认识，又限制了其应用范围。

烧酒多用于医用，而较少地为人们所饮用。

宋朝医书中多次提及“烧酒”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如唐慎微编纂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便记载道：“羖羊角微寒烧酒服”。

另外，此书中还15次提到“烧酒服”的类似字。

而记载了大量酿酒技术的《北山酒经》却只提及黄酒、果酒，丝毫不提及烧酒的存在。

由此可见，宋人虽然意识到了烧酒的存在，但在日常生活中仅将烧酒视作医用药酒。

如前所述，尽管烧酒已经在唐宋时期出现，但尚未进入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那么，像李白这类的大诗人，有没有可能日引三百杯烧酒呢？

诚然，才气出众的李白在受到皇帝宠幸之时，或许能尝到烧酒的滋味。

但在历史上，李白却是怀才不遇的典型人物。

换言之，其仕途并不如意，生活也是颇为窘困。

在此等条件下，喝上高纯度的烧酒几乎是非常困难的。

就算李白喝下的不是烧酒，那一般的果酒能喝下三百杯不也是酒量好的体现吗？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诗歌中出现的酒量描述，并不能直接置换成现实。

诗歌讲究创造，而“创造”本身又不排斥夸张的手法。

换言之，不管李白是自称一日三百杯，还是杜甫夸赞其斗酒诗百篇，这些说法都带有夸张的意味，无法尽信。

同时，古代社会的计量单位与现代社会并不一致。

因此，杜甫所言的“斗”也不能直接置换成“十升”。

更重要的还在于，古代社会的计量单位多以当时的器具为依据。

根据出土文物资料显示，唐代的酒器是一种小酒杯，其大小与如今的小玻璃杯差不多。

换言之，李白的一斗，实际很有可能就是一杯。

既然如此，武松的十八碗也不能以当下碗的大小去衡量其酒量了。

一般认为，宋代的酒碗并不算大。就其容量而言，大约与当代一次性纸杯差不多。

武松喝了十八碗，换算成如今的计量单位，大概也就是五六斤左右。

又加上当时市面上所流行的酒，只是普通的米酒、果酒，还不是酒精浓度高的烧酒。

因此，武松的十八碗，也就相当于现代社会的九、十瓶啤酒的量。

虽说只有九、十瓶啤酒的量，但武松能做到一次性喝完不倒、不吐，还能上山打个老虎，只能说明他的酒量确实不错。

与之相比，李白的酒量着实掺的水分大了些，但武松的酒量还算可以，与现代人的设想差别不大。

诚然，历史记载是现代人了解古代生活的重要方式。

然而，一旦用现代眼光去观照古代生活，便容易因为认知上的误差，产生不少误会。

李白、武松虽好喝酒，然其所喝之酒只是酒精浓度相当低的米酒、果酒这类，并非高浓度的烧酒。

同时，二人所用的容器，也并不足以作为将其视作饮酒高手的证据。

参考文献

《唐书》

《北山酒经》

《晋书》

《本草拾遗》

《通鉴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