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唐太宗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他打造的贞观盛世古今文明。不过，要说李世民最雄才大略的地方非他的政治手段莫属，尤其是在维护边疆稳定、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可谓是成绩斐然。

纵览世界历史，一个帝国想要保持长久稳定，必须要建立一个符合国情的民族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各民族和睦相处、和平发展，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唐太宗所推行的一系列民族政策，以及它所起到的作用。

一、李世民制定的民族管理制度

秦朝时期，《属邦律》是它处理多民族关系的依据，汉朝时期的属国制和边郡制是它处理民族之间的基础，唐太宗则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一步完善了这一体制。

根据历史的记载，唐太宗于朝廷中央设立了“民族事务管理机构”一部门，突厥、高昌、党项和疏勒等外族使者访问唐朝时，此部门便起到了接待的作用。

民族事务管理机构的专业性和职能性，不仅提高了唐朝处理与各大民族之间事情的效率，更维护了它与多民族关系的稳定，使得双方不再爆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百姓得以在和平的环境下生活。

与此同时，唐太宗消除东突厥、西突厥的威胁后，大量突厥百姓投降唐朝成为了唐人的一份子，李世民皆以宽广的胸怀收纳。不仅如此，他还给了少数民族与汉人几乎相等的待遇，甚至少数民族也可参加科举考试、入朝为官。

这一制度在当时被称之为“少数民族员外官制”，此制度的作用大致体现在两点：其一，过员外官制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等于得到了唐朝官方的认可，在利益的趋势下他们更容易拥护唐太宗的统治。

其二，李唐王朝给予少数民族上层人事官职，这些人在拥护李唐统治的同时又可起到一定的示范性作用，能够极大地提高少数民族百姓融入唐朝内部的速度，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民心归附力。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西汉东汉400年的历史都没有解决北方匈奴问题，唐太宗却以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民族的大融合，可见他设立的这一制度具备多么大的优势。

除了以上两个制度之外，李世民还在少数民族聚集区设立“羁縻府州”，这一制度具有很大的前瞻性，与现代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具备异曲同工之妙。

西汉时期、隋朝时期，两国都曾在少数民族聚集区设立相应的藩属国，利用少数民族自治的特点治理少数民族，比如呼韩邪单于就曾负责西汉与匈奴的政治稳定。

然而，这样的一种制度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双方矛盾再起很容易回到之前的流血冲突状态，所以唐朝的“羁縻府州”制度既保证了少数民族自治的特点，又在此基础进行了完善，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方面，羁縻府州制度依然沿用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体制，即任命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当首领管理辖区内的百姓，并承认各大首领的政治地位。

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各大首领在各自的管理区域内也有一定的自主权，这样也有利于维护多民族国家政权的凝聚力，和各民族之间建立一个情绪、情感的沟通桥梁。

第二方面各地区的首领虽然是少数民族，但他们却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唐朝官员体制内的一员。也就是说，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是以都督、刺史等形式存在的，他们的身份就是唐朝的官员。

官员在辖区内有行政权力，但也需要对唐朝中央负责，必须要听朝廷的派遣与吩咐，这样一种民族管理制度限制了他们军事权力的独立和扩大，避免了统一的政权再度分裂。

二、组建利益共同体

众所周知，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唐太宗解决少数民族侵扰的另一个手段，就是从政治经济角度出发的。

1.稳定政治环境促进经济交流

东突厥、吐谷浑、高昌和西突厥军事战争问题被平定后，唐太宗深知战争与压迫并不能迎来长治久安，只有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百姓手里的财富不断增加，才能够保障天下的太平。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唐朝统一局面基本形成后，李世民便以政策的形式带动西北百姓进行开发，使得西北百姓再度回到了和平发展的局面，当地的农业生产、经济交流欣欣向荣起来。

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为整个大唐的经济带来了活力，经济的频繁交流又会使得民族联系更加密切，以至于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局面，也塑造了唐朝的辉煌盛世局面。

经济的繁荣使得北方、西北地区的百姓生活、生产恢复正常，老百姓衣食住行皆迎来了长期的稳定，这又使得大唐王朝赢得北方和西北民族百姓的信赖与支持。

2.不断扩大经济交流的范围

唐朝时期疆域幅员辽阔，为了促进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满足民族间经济往来的需求，在丝绸之路的基础上朝廷又不断开辟各种新的渠道。

比如，水路交通系统的建立就促进了我国南方与北方的商品贸易，新渠道的开辟也为民族交流做出了贡献，唐朝时期还出现了南方、长安、西域三点一线的经济交易路线，其交通基础便是水上运输、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

在交易通道的开辟的同时，唐太宗还放开了对商业的限制、官制，允许官、商、民三者之间相互互市，所买卖商品的范围也进行了扩大调整。

商品贸易范畴的扩大，使得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可交易的商品也变得更多、经济往来也就会增加，促进物质交换的同时也间接促进了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3.差异性的经济发展

如上述所言，唐朝疆域幅员辽阔，东西和南北距离相隔遥远，不同地区的地理条件和气候、土壤、水源等皆有所不同，这就造成了生产资料的差异化。

唐太宗立足于这一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关的政策调整，比如在降雨少、以草原为基础的西北地区仅仅只进行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其余大部分地方进行放牧经济。

我国南方全年高温多雨、植被茂盛，农业生产所需的土地非常少，往往民族的经济利益就是他们共同的利益，此时商品贸易便会解决生活上的“供给矛盾”。

总的来说，唐朝各个区域的生产资料不同、生产资料有限制，而他们则可以在自己的生产资料下生产相应的产品，后期只需要通过经济贸易即可换来自己需求的东西。

这样一种制度既提高了社会的生产力，又刺激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经济，使得不同民族在商品输入和输出的同时相互依存，进一步加强了民族融合的程度。

民族之间的交换既可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又可以促进生产关系的高度分化，与现代的流水线形式类似，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不足的部分则可以通过经济交流进行弥补。

也就是说，在唐朝的民族政策下，民族与民族之间可以通过外部的交换完成对自己短板的补全，这一个交换的过程也可被称之为民族聚合的过程。

纵览唐朝时期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各民族为了争夺生存资源而发动战争与冲突，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共享成为时代的主题，进一步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大唐王超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昌盛。

三、总结

回首往昔，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因为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利益不同、管理不同，使得经济交流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商品贸易很难满足人们的需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平衡的经济发展自然会导致矛盾的激化，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了争夺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的战争，战争又会进一步破坏生产活动、激发民族矛盾，进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唐朝时期，经济上的高度往来使得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实现共享，彻底解决了因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民族矛盾，这样的经济关系也直接促进了民族交融。

纵览整个贞观年间的发展历史，前期唐太宗虽然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民族之间的矛盾，可是当问题解决之后他并没有以高压的政策进行剥削和统治，而是以怀柔的方式对待。

从政治和经济上给少数民族带来巨大的优惠，古人曾言“民以食为天”，当百姓的利益与李世民绑在同一辆马车上时，他们自然会维护大唐政权的稳定，这也是唐太宗最高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