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海”的唐朝世家子弟

文｜宁欣

相和歌辞·估客乐（节选）

元稹

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

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

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

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

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

经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

《估客乐》为乐府歌名，包括李白在内的许多唐代诗人都以此为题作诗，但元稹这首最为人所称道。诗作文字充实而丰满，对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描写具体真实。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重本抑末、重农轻商不仅体现在制度和各种政策上，也深刻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但正如《汉书·食货志》所言：“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唐朝城市商业的发展使农商关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诗人笔下，抑扬褒贬交错其中，正是现实社会的反映。

元稹的《估客乐》最后一句“经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是这一讲的历史眼。这首诗将商人南上北下，到处搜求珍奇物品，长途贩运，最后汇聚到长安城来兜售或寻找更多商机的场景呈现在我们眼前。这种场景的背后，是以长安为代表的唐朝城市商业的兴盛，城市广阔而具有辐射性的市场为商人提供了无限机会。商人势力的壮大也在慢慢改变着社会阶层的结构。

商人何时“富可敌贵”

《太平广记》是宋人把截至宋初的历代笔记、小说汇集而成的一部大集子，共五百卷，其中收入了大商人王元宝的故事。王元宝是唐玄宗开元时长安城的巨商，算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城市商人。玄宗皇帝闻知王元宝家财万贯，便直接召他进宫，询问其拥有的财产到底有多少。王元宝对曰：“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山树虽尽，臣绢未穷。”南山是长安城南的山脉，林木茂盛。王元宝的意思是，南山树虽然很多，但他所拥有的绢更多。绢在当时是一般等价物，也就是可以作为货币使用和流通。甚至出使的官员，朝廷给他们的路费都是用绢，因为绢比金属货币更易携带，也比较好分割。还有一次，玄宗登上大明宫的含元殿，遥望南山，看见一条白龙横亘山间，他问左右近侍的大臣，大臣们都说什么也没看见。于是玄宗急召王元宝，王元宝答：“见一白练横在山顶，不辨其状。”意思就是隐隐约约地看见一条丝织物缠绕在山间。于是大臣们都感到很奇怪，说：“为什么我们就看不见呢？”玄宗说：“我闻至富可敌贵，朕天下至贵，元宝天下至富。”以此解释为何只有他和王元宝能见到这种奇异的景象。在这里，玄宗就提出了“富可敌贵”这样一个观念。但是，据书中的描写，即使像王元宝这样的大商人、长安巨富，对待权贵的态度依然是非常谦恭的，纵然“富可敌贵”，也没有因富而贵，取得一官半职。

唐末五代人王仁裕写有一本追述唐朝玄宗年间逸闻遗事的书，书名为《开元天宝遗事》，当中记录的“扫雪迎宾”之事，也是关于王元宝的：“巨豪王元宝，每至冬月大雪之际，令仆夫自本家坊巷口扫雪为径路”，“躬亲立于坊巷前，迎揖宾客就本家”，赴“暖寒之会”，并以酒宴来招待。至于宾客，应该是以名士、贵族为主。这足见他逢迎和交好权贵的谦恭之态。

《太平广记》的记载中，另一位大商人邹凤炽（因为身体畸形，所以绰号“邹骆驼”），也为了结交朝士而大摆宴席，同样谦恭逢迎。

商人的这种姿态与中国古代长期奉行的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思想有关。从统治者的政策到社会普遍的价值观，都对商人有诸多限制、压抑。比如，我们曾提到的唐朝就规定商人和商人子弟不能做官，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当财政收入窘迫时，因为商人家财丰厚，国家经常以借商、征商为名义，强制剥夺商人的财产，把他们积累的财富征为国有。

到了晚唐，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南唐人尉迟偓写的《中朝故事》记载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商人王酒胡（名字带“胡”字，可能是胡人，抑或是“壶”字的谐音）主要经营酒业，“居于上都”，即居长安，拥有巨额财产。黄巢起义军曾攻陷长安并建立政权。黄巢兵败撤出长安后，整个长安城残破不堪，很多建筑遭到破坏，包括皇城正南门的朱雀门。王酒胡纳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僖宗皇帝又下诏重修安国寺。安国寺位于宫城和皇城东、大明宫南的长乐坊，具有皇家寺院的性质。僖宗皇帝在寺内设大斋，并铸了一口新钟，自己亲自撞钟，舍钱一万贯，率先带头号召官民捐修安国寺。僖宗表示，舍钱一千贯者可以敲钟一锤。书上记载，“斋罢，王酒胡半醉入来，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后令人到西市运钱十万贯入寺。王酒胡的气势和心态显然已经完全不同于王元宝和邹骆驼，他已经财大气粗到可以助修朱雀门和安国寺，但是，“径上钟楼”中一个“径”字就充分表明了此种心态变化又并非仅仅是因为财大气粗。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

“以末致富”却未“以本守之”

窦乂是唐德宗至唐文宗时期活跃在长安的商人，《太平广记》收入的关于唐朝商人的文章中最长和最完整的一篇，就是描述窦乂的发家史的。

《窦乂》属于典型的传奇小说，追述了窦乂在闯荡长安的过程中发家致富，与城市共进退，获得了巨额家产的过程。窦氏家族属于北朝以来的高门大族，曾经长期因外戚的身份在政治生活中显赫无比。入唐以后的窦氏家族，虽然也有不少人位列高官，也有一些女性和皇族联姻，甚至成为皇后、皇妃等。但相较于北朝，无可讳言，整个家族已经走向衰落。《太平广记·窦乂》所记述的主人公窦乂，不见正史记载，或因家道中落，或因只是窦氏家族的一个旁支、疏支而被忽略，也可能只是同乡而攀附门第，甚至可能只是文人综合所闻而杜撰出的人物。但对于我们了解唐代城市商人的历史却不无裨益。

文中的窦乂最初以习业为名，即以准备复习功课参加科举考试为名，投奔长安任检校工部尚书的伯父（可能是远房伯父）。伯父允许他借住在家庙里，这使他在京城有了落脚之地，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窦乂利用京城人口众多，生活需求量大的便利条件，从小做起。他先把亲友赠送给窦氏子弟的丝履，就是丝做的鞋卖了，卖得的钱用作种植榆树的本钱。树长成后，先卖榆条，一束卖十余钱，卖了百余束。第二年卖了二百余束，盈利数倍。五年后榆树长大了，可以做屋椽了，又到市场上去卖木材，利润更加丰厚。

经济实力增加了，窦乂又转战其他领域。此前的木材生意放下，开始生产京城百姓所需的日用品，比如蜡烛、法烛。他雇来工人，以破麻鞋、槐子、碎瓦等为原料，简单分工，流水作业。每根蜡烛售价百文，获利更多。这种经营活动就类似简单的手工业作坊了。

然后窦乂又把经营方向转到房地产领域。他用三万钱在西市的低洼处买了十几亩空地，把洼地填平，在上面建了二十余间房屋，用于开店，号“窦家店”，可以供客人住宿，也可以囤积货物。房地产正是城市发展以后兴起的产业。

窦乂还涉足高档奢侈品的经营和销售。他曾通过购买宅子得到一块好玉，又通过加工玉器得到钱数十万贯。这也是因为窦乂看准了随着财富的日益聚集，京城奢侈品的消费市场逐渐旺盛这一点。

窦乂又看到京城娱乐之风很盛，于是进军娱乐市场，开设陆博局，计利百余倍。

对于商人而言，改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是一种必然需求。窦乂寻找时机，贿赂太尉李晟，投其所好，为数名巨商的子弟谋求一些官职。李晟许给了这些商人子弟位置比较好、待遇比较丰厚的官职，而窦乂从中又得到中介费数万贯。

可以说，作为商人的窦乂，非常有眼光，既能发现依托城市发展的商机，又能抓住商人以富求贵的心态。因此，在长安城长袖善舞，求风得风，求雨得雨。

商人与城市生活服务业

还有一位可以与窦乂形成鲜明对比的商人是罗会，《太平广记》也收入了他的故事。罗会专注经营淘粪业，并凭此业成为富甲一方的豪族，家财巨万，家人衫衣极鲜，居室华丽，一应物品无所不有。有自诩清高的士人说：“你已过得如此快活富足，为什么不离开淘粪业这种属于恶事、污秽的产业？”罗会解释说：“我也曾停业了一两年，但是一停业‘奴婢死亡，牛马散失’，整个家业就破落了，因此只能重操旧业，‘复业以来，家途稍遂，非情愿也，分合如此’。”意思是自己也是不得不从事这一行。

罗会的选择其实有更深刻的社会背景。城市日益发展，人口增加，生活服务业则不可或缺，淘粪业就属于其中一类，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有人推测，罗会可能垄断了这个行业，或者至少部分实现了垄断。他的经营对象准确地说应该是城市垃圾，离开了这个行业，罗会之流也就失去了生财来源，家道必然要衰落。其实类似罗会这种以经营城市生活服务业为主的商人，不在少数。

窦乂与罗会的商业模式两相比较，一方是多种经营，一方是专业化经营，但都是围绕城市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展开的。说明城市生活服务不仅市场需求日益增加，行业种类也随之丰富，专业化程度也不断提高。

“商人重利轻别离”中的世家子弟

魏晋南北朝以来持续发展而走向鼎盛的世家大族，在进入隋唐时期后，已经处于“乌衣巷口夕阳斜”的没落境况。故而，在经商的大潮中，世家子弟的纷纷下海也是毋庸置言的。但我们在正史中很少看到专门记载这些转型下海的世家子弟的篇章。

白居易的千古名篇《琵琶行》中，有一句对商人的描写：“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生活在唐朝已经由盛转衰的时代，虽然也有宪宗时期“元和中兴”的回光返照，但放眼望去，并没有挽救国运的大势。不过商业的发展并不一定与政治形势的走向同步，这句诗就是仍然如火如荼的茶叶贸易的反映。唐后期，饮茶之风兴起，使得茶叶成为市场交易和转输的大宗商品，利润丰厚，尤其是上市季节，抢得先机，就是抢得了市场，商人趋之若鹜，轻于别离。浮梁，即今江西景德镇地区，盛产茶叶，为当时重要的茶叶贸易重镇。

在中国古代，城市始终是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各级市场主要是以各级城市（镇）为中心，周边形成集市和草市，或者像北宋都城开封府，在城关区形成批发市场。进一步发展，则出现南宋临安城那样的从城内到城外的一条龙经销服务。商人群体的内部，就有行商、坐贾之分。坐贾更依赖城市本身的发展，如前述的王元宝、邹凤炽、窦乂、罗会等，就是依托于城市的城市商人。而元稹《估客乐》中所描绘的商人则与城市商人不同，是走南闯北的行商。

随着商人势力的增长、财富的积累、社会地位的提高，唐后期商人的类型和出身也起了变化。不少人弃农经商，弃政从商，或政商结合，甚至世家子弟的“下海”也可见诸记载。

据《太平广记》，德宗时的宰相赵憬之子赵操性格疏狂不慎，屡教不改。赵操因盗小吏之驴，惧罪，被迫潜逃入山中，不想在山中遇到了两个老头，教他烧炼黄金，后来他学习经商，投身于商业，游于江湖。《太平广记》还记载有唐懿宗咸通年间的宰相于琮的侄子于涛的故事。于涛南游，到了今天的浙江湖州一带，得到神仙的帮助后，多游于江湖间，往来贾贩，经商规模不小。但他最终还是步入官场，做到泗州（治今江苏泗洪东南）、歙州（治今安徽歙县）刺史。

史书上对于涛是有记载的，对赵操却没有。赵操的父亲赵憬正史中有传，按惯例，父亲身份地位显赫，传后附子孙传，但《赵憬传》只附了四个有官位的儿子的传，赵操不在其列，则一种可能是赵操此人为笔记小说杜撰，一种可能是因为其行为不符合家族的标准而有意不记。但无论如何，《太平广记》的这两则记载都是世家子弟转型经商的反映。这些世家大族子弟显然游离于政治中心之外，从而也就离开了史臣的视线，成为游宦文人笔下的人物了。应该说窦乂、赵操、于涛都不属于世家子弟的典型或者是主流，而是疏支或另类。

没有入仕的世家子弟选择经商，毫无疑问与社会风气和观念的转变有关。下面一个故事同样记载于《太平广记》。长安有荥阳郑又玄，因荥阳郑氏是大姓，门望清贵，又玄因此很轻视寒贱者。他在长安读书的时候，就看不起出身商贾的同学闾邱氏子，导致闾邱氏子郁郁寡欢。数年以后闾邱病故，应该说与此很有关系。后来郑又玄调补唐安郡（今四川崇州）参军，他的同僚仇生是大贾之子，家产万计，并屡次资助郑又玄。但是因为仇生所属家族并非士族，所以郑又玄与他交往时并不以礼相待，还不止一次辱骂他说，你就是个市井之徒，就知道赚钱，为什么还要“僭居官秩”？意思就是，你怎么配走仕途呢？仇生因此抑郁自闭，终致弃官病死。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笔锋一转写了郑又玄此后的遭遇。他想学道，却遭到断然拒绝。道童说：“汝以性骄傲，终不能得其道。”意思是你太骄傲了，最终是修不成道的。可见，作者的目的是为受到轻视的商贾子弟伸张。故事出自晚唐人张读的《宣室志》，而张读却出身官宦世家，这也反映了社会观念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世家子弟转型经商一般都在江淮地区，如前述的于涛活动地点就是在湖州（今属浙江），而《琵琶行》中的浮梁（今属江西），同样也在江南。这也说明了在唐朝后期（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正在从西北向南方、东南转移，最有商机的地方当然是南方，如扬州、益州。“扬一益二”这个说法其实出自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唐扬州之盛》：“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记述的是唐后期的扬州和益州，繁盛程度已经超过了北方的长安和洛阳。连踞守在今北京地区的节度使安禄山都看到了南方的商机，他特地派遣诸道商胡到各处经营，主要去的就是南方。商人把赚得的丰厚利润送给安禄山，“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极为可观。每当商人来“献宝”，安禄山就着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击鼓歌舞至暮而散，场面极热闹。

元稹诗中描写的“经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的商人，诗句中列举的经营内容五花八门，海珠、美玉、党项马、吐蕃鹦、火浣布、蜀地锦、越婢、奚僮等都属于各地特产和奢侈性消费品。商人为牟取暴利，通过长途贩运，在长安城的东西市从事交易。但唐代的商品结构其实并不限于上述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元稹诗中还提到了商人经营的木材、盐卤，这才是我们要关注的对国计民生更重要的商品。并且，从以上讲述也能看出来，“经营天下遍”的商人也有各种类型，来源和背景也各不相同。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宁欣：隐藏在唐诗背后的历史》，标题为编者所加）

《从唐诗走进历史》

宁欣 著

新星出版社

以诗为媒，简读唐史，唐史学者宁欣以多年授课经验为基础，从唐诗入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唐朝的官制、科举、城市风貌、文化生活、交通运输、赋役制度，乃至社会结构变迁、民族交流融合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