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文人写诗过程中是怎样设立标准的，这些标准对唐诗有何影响

前言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诗歌艺术最成熟，诗歌发展最快的时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唐朝的诗歌，在写作方面是有标准的。

这个时代的诗人们，在创作诗歌时，都必须遵循一个标准。而且大量历史证明，唐代诗歌标准的确立既有历史先例，也有社会基础。接下来就让小编来为你介绍唐代诗歌的标准。

诗学标准的确立

到了唐代，一套完整的中国诗歌风格已经完成，这些类型开始出现，即古诗 ，乐府 ，律诗 和绝句。其中，规范诗无疑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诗歌类型。后世学者在编写唐诗选集时，都会选择规范的诗歌。

至于七律 ，有元好问创作的《唐诗鼓吹》，五律 ，有李怀民创作的《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这首规范诗是唐代的一种新颖创作，通过将其称为“规范”，诗人们突出了诗歌写作的标准化。, 元稹 写的唐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沈佺期 和宋之问 等诗人通过考虑写作技巧和语言的精炼，努力写出节奏和形式恰当、和谐的诗歌。他们将这类诗歌命名为规范诗歌。

但是，诗人如何才能理解方法和语言的精炼呢？

他必须注意的要点是声调原则和对称对联。一般来说，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之所以成为时尚，通常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旧形式的厌恶已经形成。

然而，在中国文学史上，新形式取代旧形式并不是必然的。相反，旧的形式被保留，新的元素被植入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当规范诗出现时，唐朝人并没有抛弃古代诗歌风格，而是以新确立的标准渗透其中。

因此，李攀龙 认为“唐朝没有五言古诗，但实际上它有自己的五言古诗”。

唐代近体诗（包括律诗和四行诗）是一种形式感很强的诗歌。与古代诗歌相比，其特点如下：

一、结构是关闭的，而不是打开的。四行诗由四行五或七个字组成；规范的诗歌，由八行五或七个字符组成。这两种风格是现代风格诗歌的基本形式。由于诗歌的长度受到限制，诗人施展才华的空间有限。

二、关于声调原则，现代风格诗歌要求诗人严格遵守四个声调的规定，避免文学错误。而对于古代风格诗歌，“无论是以清流的方式流动，还是以潺潺的声音流动，都是足够的，因为无论哪种形式，读者都可能从一种独特的发音中获得快乐。”

三、在句法方面 ，现代风格诗歌经历了从单一措辞和意义到双重措辞和意义，以及从线性流动到稳定对称的转变。

那么，一首诗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使其每一个字符或短语对读者的视觉、听觉和味觉产生最大的影响，从而达到一个可以理解但无法描述的水平，在视线之内，却又遥不可及？

这是一个有待唐代诗人解决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有助于诗歌写作标准化的建立和发展。

唐代诗歌写作的所谓标准化，主要体现在诗歌等作品中。如果我们考察这些作品的标题。

例如崔融写的《唐朝新定诗格》，徐隐勤写的《开元诗格》，王起写的《大中新行诗格》， 郑谷写的《新定诗格》等，其中一些是根据统治头衔命名的，另一些则是用“新”字命名的。

也就是说，这些作品所提供的标准通常属于某一统治时期或时期。然而，一般来说，诗歌标准主要反映了文学作品的声调原则、对称对联、句法、结构和意义的要求。

文笔论之文韵和笔韵

根据文笔论的理论， 从南朝开始文和笔，以韵区分，有文韵和笔韵。刘勰不同意这一理论，并提出了一个关于言和翰之间区别的论点, 前者作为口头语言，后者作为文学表达。

但是，他的解释远远不够清晰和有说服力。尽管在标题为“情采”的章节中, 他把文分成了形文 ，声文和情文，它仍然太抽象，读者无法理解。萧绎提供了进一步的讨论，在《金楼子·立言》里面提到：

笔是指由阎纂等作家编写的作品，而文指的是那些作家吟咏歌曲并在悲伤中徘徊的作品，至于“文”，它必须有丰富的装饰，并具有音乐的品质，它必须流畅感人。

逯钦立 他发表了深刻的评论，指出萧绎的论点与传统的文、笔观点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对我们来说，萧绎的论点的意义在于它是向内省和文学性迈出的又一步。

因此，阎纂的作品， 由于文学性的考虑，诗歌被排除在文学之外。尽管萧绎没有指出他认为阎纂“诗歌笨拙”的原因，但我们可以推测，这是因为阎纂不擅长对称对联。

因为萧绎认为“如果诗歌不是非对称的，那么诗歌就不能称为诗歌”。在他看来，“这只是咆哮的语言”。还有，何僧智被任昉嘲笑， 因为他的诗不像诗，而是像“狗叫”。

总之，并非所有以押韵为特色的作品都是诗歌。只有将语言材料与装饰性设计、语气原则和情感相结合，我们才能称之为诗歌，是形文 ，声文和情文的结合。

唐代《诗歌》中的四声律动受到了大量的限制。上官仪《笔札华梁》中提到，郑谷的《新定诗格》, 节奏仍然非常重要。事实上，唐朝人如此频繁地谈论节奏，以至于纪云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八个违反音调原则的错误直到唐朝才被提及。”

既然“如何写作”是本质，诗歌标准化就面临着共同语言材料组织成文学作品的主要问题。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文笔的讨论在整个南朝都在继续，而在北朝，对声调原则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增加。

因此，节奏问题迅速引起了唐代文学评论家的注意。在文笔式, 作者写道：

在写作中，只有两种风格，文和笔，也就是说，与韵一起创作是文，没有韵的是笔。

看起来，这是一种传统观点。但是，作为汉字韵有两个含义：韵律和节奏，它提供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观点。它特别关注如何避免音调错误。也就是说，这里“韵”字的用法指的是节奏。在最后一部分，本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根据韵律原则创作的作品称为文。人物有不同的节奏，很容易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类别。作家在将人物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文学作品时，不应违背节奏原则。

尽管意义更可取，但如果角色的音调不和谐，这可能仍然是一种失败，就像一个抬起脚失去道路的人，或者拍手违反节奏的人一样。因此，作家必须首先调整音调，使其与节奏相匹配。只有这样，他才能成功避免文学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学者认为语言节奏在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中起着重要作用。关于节奏，发音和音调的话题是受关注的。对于前者，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是对后者做一些介绍。《文笔式》中写道：

不同的声调包含不同的含义。平和的音调是悲伤而平静的；上升的音调是严厉的，离去的音调清晰而鲜明，进入的音调是直而突兀的。诗人在作诗时会参考并选择这四种声调。

因此，有不同的文学风格。例如，在一段四行的诗中，如果在两行末尾使用平调，那么这首诗就会读得相当流利。它在感官上复杂而优雅；如果使用上升、离开和进入的两种音调中的任何一种，这首诗将充满激情，它是壮丽而崇高的。

显然，不同的音调会导致不同的节奏、审美效果和文学风格。

对称对联已成为诗歌的必要前提

萧绎的话告诉我们，“如果不使用对称的对联，一首诗就不能称为诗”。相反，这种所谓的诗歌“只是咆哮的语言”。显然，对称的对联已经被视为诗歌的必要前提。

到了唐代，这一点得到了进一步强调，并成为一项更为普遍的要求。以下是一些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该需求的示例。上官仪在《笔札华梁》曾说：

如果作家要编写一篇文学作品，就必须使用对称的对联。这是因为事物很少是单一的，它们总是成对出现。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必须使用对称的对联。

在一个或两个地方不使用对称对联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非对称对联在一部作品中是正常的，那么这绝对不是一部文学作品，一个不了解这一点的作家无法谈论文学。

崔融在《唐朝新定诗格》 写道：无论是散文、韵文还是押韵散文，对称对联都是必需的，就像人们不希望是单腿或单眼睛一样。

在王昌龄的《诗格》中, 声明如下：

在文学作品中必须使用对称的对联。如果对联的第一行有双字、头韵词和堆砌的押韵，那么第二行也应该有相同的押韵。否则，它被称为离支 ；如果在第一行中使用了文学典故，而在第二行中没有使用，则称为缺偶 。

简而言之，很明显，对称配对是唐代诗人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众所周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如果文学语言缺乏艺术性，它如何与日常语言区分开来？

唐代诗人重视文学语言的特点。在这些特征中，对称对联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对称的对联，文学作品就无法与粗俗、平淡的言语区分开来。

诗歌是根据某些艺术原则从语言中产生的。以对称为例，有各种原则，如比例和平衡原则、对比原则、汉字形声原则等，一旦违反这些原则，就会出现诗歌错误。

日本僧人空海, 在南卷的作品《文镜秘府论》中，整理了唐朝的对称原则，列出了29种类型。

有些类型，依据对比原则，如名对,互成对, 异类对 和背对；

有些按照对称和平衡的原则，像隔句对, 双双拟对, 平对 和同对；

还有一些基于文字的形式和声音原则，比如双声对, 叠韵对, 字对和声对。

在这里，笔者想就偏对和总不对对进行一些具体的讨论。 前者是指那些具有足够的文学修养，但缺乏对称对联的严格要求的对联。

空海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作家有意的改编。事实上，偏对与那些类型相似，例如意对, 交络对, 含境对, 虚实对 和假对, 它们都没有严格遵守关于对称对联的规定。

一般来说，要写对称的对联，诗人需要坚持平衡和对称的原则。他甚至走到了极端，将非对称视为对称，从而产生了总不对对的风格。这是允许的和必要的“有意的适应和改变”，这与由于缺乏对对称对联的理解和技巧而导致的非对称显著不同。

在沧浪诗话·诗体中，严羽、孟浩然 和李白 一并认为“有一些规范诗没有采用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的对称方法”。他继续说道：“盛唐时期的伟大诗人有这种规范的诗歌风格。”。

笔者观点

在整个唐代诗歌发展中，都存在着一个既定的标准，诗人们根据约定俗成的标准创作新的诗歌，在创作中非常注重对联对称。这使得唐代诗歌衍生出古诗、乐府、律诗、绝句等多种诗歌体裁。

与此同时，唐代诗人非常注重语言节奏在文学作品中的审美作用，他们认为不同的音调会导致不同的节奏、审美效果和文学风格。唐代确定的诗歌体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善 （1987），《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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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利器 （1983），《文镜秘府论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