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包括农业技术在内的科学技术持续改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手工业和商业独立于农业之外，逐渐成为重要的社会经济形态。与繁荣经济相对应的是人作为生产主体的自我意识加强。

随着物质生活的进一步富足，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要求逐步凸显出来。唐人具有极强的文化创造力和学术精神，皇族权贵和平民百姓对于精神和娱乐生活的不舍追求创造出了绚丽夺目的思想和艺术成果。

生产力发展带动商品经济发展

唐代，耕作和铸铁等核心技术的革新带来了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使得农业经济稳步发展，商品经济也逐步出现繁荣态势，成为唐代社会重要的经济基础。

入唐后，随着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生产力得到普遍提高；粮食产量的稳定使得农业产品商品化倾向逐渐加强，手工业产品开始规模化和市场化。唐代以前耕地开垦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到唐代随着制铁技术和耕地方式的进步，唐人利用铁质工具开垦到更多的耕地。

灌溉排水设施的改良对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也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得益于都江堰的水利灌溉体系的巴蜀地区早在入唐之前就已经成为闻名全国的粮食产区，获得了“天府之国”的美誉。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唐人仍处在与山林、湖泊争地的状态。

直到唐中期，随着围湖造田技术的提高以及精耕细作技术的掌握，湖南地区的粮食产量才呈现稳定局势，成为继巴蜀地区之后新的粮食产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促使农业产品商业化，劳动力也逐步向手工业转移以谋求更好的发展。

制茶、渔业、纺织等手工业逐步脱离家庭生产的自给自足状态，走向手工作坊的规模化和市场化经营。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手工作坊和联合型的手工作坊成为城乡人民生活用品的主要供应者。

随着车马运输技术的改进，手工业商品流通性得到增强，地域性和全国性的民间手工业商品市场逐步形成。至唐中后期，手工业经济已不再是自然农业经济的补充，而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广泛而频繁的商业活动，唐代各地涌现众多商业城市、市镇和草市，推动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唐中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官方坊市制度已经不能满足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集产品生产、技术和商品交流作用的城市、市镇、草市在全国兴起。

它们之间依靠一条条水陆交通串联起来，反过来刺激了各地物产、财富和人文的沟通和交流，推动城市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除了长安、洛阳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唐代全国还有许多规模不等的二三线商业城市和无以数计的商业市镇、草市。

淮南的扬州和西蜀的成都是繁华富庶的全国性大都市，即所谓“扬一益二”。此外，重要的商埠和都会还有广州、泉州、杭州等沿海城市和各地节度使府、州府治所等。唐前期不允许州县之外的地区之设置“市”，到唐后期改规定为只要户数量达到三千，就可以设置“市”，并设立“市令”和“史”两个官职进行相应管理。

从唐政府对“置市”要求的前后变化可以窥见唐中后期各地城镇、商业区贸易的发展和繁荣态势。各地大、小城市中的市民既是商品的生产者，同时也是商品的消费者。城市交易的繁荣和市民的消费需求为日用陶瓷器生产提供了新的市场、创造了新机遇。

唐中后期兴起的草市突破了唐代“坊市”制度的各种严格规定，居民和工商业者可以在草市进行手工业生产、商品买卖和各种娱乐活动。草市摆脱了相关行业规定和限制，草市交易享受更多的免赋税的优待政策；它的灵活性和巨大的商业利益吸引各类商人纷纷参与沿江船埠民间集市活动。

技术进步推进陶瓷产业繁荣

唐代制瓷技术逐渐趋于成熟，生产流程逐步趋向完备，产品质量比东汉时期有了很大提高。为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生产出更好更优质的瓷器产品，以满足日益扩大和多元化的市场需求，唐代匠人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制瓷技术。

首先，成型用陶车转速的提高和稳定性的加强，以及在装窑时各种形态匣钵的普遍使用，使得陶瓷的生产效率和单窑装烧量都得到提高。唐代窑口普遍具有大宗瓷器生产能力。其次，匣钵的使用还能有效的保护窑炉中的胚体不受烟灰和降尘的影响，保证胚体的洁净和正常呈色，提高烧窑的成品率。

制瓷初期，烧窑的可控性并不高。火候的大小、窑温的高低和气氛的好坏一直是影响烧窑成功率的重要因素。“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既是对窑工精湛技艺的夸赞，也是对烧窑不可控性的真实写照。历朝历代的窑工们一直没有停止这方面的尝试以更好地控制烧窑过程。

再次，唐代窑工使用火照，以试片的形式随时掌握窑炉温度和气氛变化。火照的使用能最大限度地帮助窑工把握烧窑过程中的问题，以便进行下一步的工艺调整和改进。最后，为增加陶瓷产品的美观性，唐代窑工也很注重制釉和施釉技术的尝试和改良。

唐代北方巩县窑的制釉技术非常高，它生产的唐三彩产品以其丰富、稳定的呈色而享誉全国。经过制瓷匠人们不懈地努力，到唐代，瓷器器皿以低廉的价格、过硬的品质及其丰富的釉色呈现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器皿用具。

随着制瓷工艺的不断改良以及社会对瓷器器皿的普遍认可，唐代陶瓷业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根据目前已掌握的考古发掘资料，唐代以前的窑址不仅数量少，而且相对集中地分布在浙江、河南等地，其它地方仅有零星烧造，且质量普遍不高。这应与唐之前制瓷技术不高和市场需求量偏低等限制有关。

唐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制瓷业的繁荣。目前已知的唐代窑址遍布全国各地。因我国古代的陶瓷运输多走水运，既廉价又安全，唐代新兴窑址广泛分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甚至东北地区等水路交通便利的商业集镇和草市。

岳州窑地区不仅具有具有丰富的瓷土和燃料，还可通过湘江、洞庭湖的水运优势，入长江达扬州、宁波等重要陶瓷消费地区和贸易转运地。岳州窑早在汉代就开始烧造青瓷，至隋唐时期真正达到繁荣兴盛，成为湖南地区与越窑、邢窑齐名的全国性窑址之一。

因岳州窑烧窑历史悠久，至唐代已形成了以湘阴城关镇窑群为中心的庞大青瓷烧造体系。位于湘江上游的长沙窑是岳州窑体系中位置最南端的窑址。作为岳州窑的外围窑场，长沙窑延续着岳州窑成熟的制瓷传统以刻花、点彩、雕塑为主的装饰工艺。

海外贸易提升陶瓷市场活力

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国力受到创伤，逐渐失去了对陆上丝绸之路的控制。海上丝绸之路凭借先进的航海技术迅速发展起来。唐代海上贸易主要在广州、扬州、福州等沿海港口进行，这些城市的贸易频率和规模都达到空前。从文献可知我国南方海域特别是广州地区每年都有外国船只出入；外国船只所载货物，琳琅满目，多奇珍异货。唐高宗在位时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船只和贸易行为的官职“本道长史”。

唐政府对海外贸易实行开放包容的政策，外商船只的税赋“不敢有加”，在管理上“并任蕃商，列肆而市”。在唐朝统治者这种宽松态度的支持下，以丝绸、茶叶、瓷器为主的中国物产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世界各地。大量来华贸易的外国商人不远万里来到长安、洛阳乃至内地各大城市和地区进行更多的商业活动，给唐代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商业机遇。

长江中游的潭州地区具有洞庭湖和湘江水路的优势，是唐代南北、东西物资集散、商旅往来、官员升迁、人员流动的必经之地。由潭州往北可通荆州、鄂州，进入中原，到达长安、洛阳，往南可走湘江水网到达岭南的广州；往西可走长江到达富饶的蜀地，往东可顺流达到长江沿岸各地。而长沙窑毗邻湘江，北靠洞庭湖，是潭州地区水陆交通的必经之路，条件得天独厚。

各地外商纷纷远道而来，开展远程运输、转手贸易等等商业活动。外商订单也给长沙窑带来了异国新奇的艺术风格，唐代长沙窑既根据外商订单要求定制瓷器，而且还在传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比较、撞击、互补和融合中，激发出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产品畅销海内外。

“黑石号”中5万多件中国传统纹饰彩绘纹碗即是最好的例证。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显示，长沙铜官窑瓷在东南亚、东亚、西亚、中亚都发现大量长沙窑瓷器残片。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国均发现大量长沙窑瓷器，其器型和装饰都显示出明显的异国情调，应为根据长沙窑根据销往国的使用需要和审美爱好特别定制生产。

巨大的外销市场激发了长沙窑的市场活力，为长沙窑不断创新制瓷技艺，凸显产品价值提供了强大的外在动力。长沙窑是唐代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时代发展的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