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朝“唯儒独尊”，到隋朝“三教并立”，宗教政策的历史变革！

两汉时期结束后，中国进入783年的“混乱史”。尽管出现了“晋”这个短暂的大一统王朝，但很快就被少数民族打败，中国再次进入混乱。

在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华夏民族的思想领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两汉时期的“独尊儒术”，变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势。

隋朝统治者为了顺应时代的变化，开始大力推动佛、道二教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但这种推动是带着巩固和加强皇权的目的而进行的，所以皇权始终是凌驾于宗教之上的存在。

一、隋朝大力发展佛道的原因

1.概述

在原始社会，宗教的存在其实比较抽象的，它并不是指道教、佛教等任何一个具体的教派，而是天、地以及整个大自然。

这两个时代的人认为万物有灵，天地之间自有神明，人们祭拜天地，只为来年风调雨顺，能有个好日子。

但是，当进入奴隶社会后，宗教的存在就不再单纯，哪怕尚未出现明确的宗教教派，但统治者已经开始“灵活”运用宗教，利用“神迹”来达成某一目的，比如刘邦“斩白蛇起义”。

而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汉武帝之前的“神迹”有了一个具象化的体现，那就是儒家学说。

汉朝的儒学与先秦时代的儒学是不同，后者只是一种学说，而前者是为封建皇权服务的、经过吸纳百家学说而形成的儒学，它的本质已经不单纯。

西汉的儒学虽然不是一种宗教，但它的存在得以让汉武帝在思想文化上作出了统一，儒学从此成为正统思想，且绵延千秋万载。

值得一提的是，正因为当时并没有一个教派能够成为“正统”，三清六御、太一神、西王母等，都是当时人们祭拜的神明。

而当儒学成为正统的时候，孔圣人便也成了与三清六御同一等级的“神明”。换言之，从这一刻开始，儒学其实隐隐已经拥有了宗教的部分职能，即“巩固封建皇权”以及“控制民众思想”。

但是，这种“儒学统治思想领域”的情况在两汉之后得到了改变：北周末期隋朝初期，文帝“复行佛、道二教”。

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寺庙、道观，鼓励世人“出家”、“修道”，并下诏令：

“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以不道论。沙门坏佛道，道士坏天尊像，以恶逆论。”

隋文帝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佛、道二教，从此奠定了二教在全国的地位。

不过，为何隋文帝会放弃已经使用了近千年的儒学，转而推动“三教鼎立”的局面呢？

2.社会背景

两汉之后，中国进入了一段相当混乱的时期，即“三国两晋南北朝”，战乱频发，“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局面再次出现。

尽管后来出现了短暂实现大一统的晋朝，然而晋朝统治者不仅没能守住天下，更是出现了差点亡国灭种的“五胡乱华”。

尽管有晋元帝力挽狂澜，用“衣冠南渡”来完成中原王朝的“自我救赎”，但最终还是出现了南北朝这个割裂的朝代。

在这南北朝这169年中，不乏有英明的君主出现，但明主并不能阻止战争的频发。

因此，在这乱世，对于手握权力的人来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灾难。

天灾人祸当即，便是在和平年代，人们都要祈求神明的保佑，何况是在这等战乱时期？

东汉时期形成的道教、南北朝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的佛教，就成了民众们的精神寄托。

人们将国家太平、生活幸福、家人安康等美好愿望寄托于神明之上，当战争愈演愈烈、国家改朝换代越来越快，民众对宗教的信仰就会越来越深，最后直接演变为一种深刻的“宗教信仰”。

到南北朝末期，佛教、道教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而且这种“发展”是民众自主推动的，“含金量”比朝廷推行的还要高。

至此，中原王朝形成了在思想领域上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

3.历史因素

隋朝之所以对这两教推行至极，与隋王朝初代统治者利用符篆图谶谋取天下有关。

《隋书》记载：“……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统治者利用佛教的“代表人物”——和尚，来为自己造势，说明隋统治者生而不凡，统一天下乃是天命所归。

这种说法，跟刘邦“斩白蛇起义”差不多，都是利用这些“天生异象”来为自己造势，为自己谋取家国权力而找出的冠冕堂皇的借口。

尽管如此，杨坚幼时也的确是在佛寺中长大的，这也就导致他对佛教有着较深的情感。

所以，当他长大之后，在三教之中他最推崇的便是佛教。根据《隋书》记载，杨坚每与大臣交谈，常自白道：

“朕尊崇三宝，归向情深，恒愿阐扬大乘,护持正法。”

统治者的喜好是会影响官员以及百姓的态度的，经过南北朝时期的碰撞、发展，佛、道二教已经在中原大地上扎根发芽，而统治者的态度则是这两教“过了明路”，开始成为国家的“正统教派”。

经由皇权的推动，基本的宗教政策最终得以在这个新生的大一统王朝上确立，再经过后来唐朝的“修剪”，最终成为封建王朝几千年来的“正统宗教政策”。

二、隋朝宗教政策的主要内容

1.对佛教

根据《隋书》记载，杨坚在北周时期就已经开始大力推动佛道二教的发展，“复行佛、道二教，旧沙门、道士精诚自守者，简令人道。”

当时他是作为外戚活跃在朝堂之上，加上统治者的信任，很多政策都能够顺利推行；到隋朝建立初期，他以政令的形式鼓励人们信奉佛法。

在政治上，他通过发布一系列的诏令，鼓励人们修复在战乱时被毁坏的寺庙，以及奖励“出家”当和尚的“俗家人”；在文化上，他对修剪佛寺、翻译经文等事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与帮助。

《隋书》记载：“……恒请沙门三十人……薰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诸州起塔；其未注寺，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旧无寺者，于当州内，清静寺处，建立其塔。”

在朝廷的鼓励之下，寺庙人数得到了飞跃式的上升：

“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

除此之外，为了推动佛教的发展，统治者以法令的形式，鼓励寺庙多做法事活动。

《隋书》载：“……每年正月、五月、九月，恒起八日至十五日，当寺行道……凡是有生之类，悉不得杀。”

2.对道教

杨坚对道教的偏爱与佛教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建道观、重用道士、在各地修建老子庙等，都是统治者为了推行道教而实施的政令。

值得一提的是，与佛教这个“舶来品”作比对，百姓们其实更能接受道教这个“地头蛇”。

“道士”其实早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即所谓的“方士”。

“方士”可以看作是道士的“雏形”，当时的方士自称可以“访仙炼丹”，帮助世人求得长生，祖龙“焚书坑儒”中的“儒”，就是这伙“方士”。

后世的道教，核心理论是老庄的“清静无为”、“逍遥齐舞”，将己身放置于天地之间，“顺应天道”——然而在百姓心目中，无论道家用多少理论来包装自己，本质上还是当年那些炼丹修仙的方士。

因此，无论是隋文帝时期还是隋炀帝时期，在推动佛教发展的同时，对道教仍然抱有一份偏爱。

结语

隋朝的宗教政策是顺应时代发展的结果。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七百多年，成了它们发展的“温床”，它们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之中，无形中将华夏文化融入其中，最终成为为民众所接受的“传统宗教文化”。

而对于统治者来说，既然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意识形态已经出现，何必再回到以前“儒学独尊”的局面？

以传统儒学作为统治根基，佛教和道教是被皇权一手推上来的，它们使得统治者的统治有了神学的基础，即“合乎天命”。

从意识形态来看，统治者们一手为百姓们制定了一个“思维框架”，影响着民众们的思想。

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佛道二教如何发展，皇权始终凌驾于他们之上，说得直白一点：在百姓眼中，宗教是精神上的信仰、是救赎；但在皇权眼中，宗教也只不过是一把“利刃”。

参考文献：

《隋书》

《全唐书》

《旧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