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真实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卫国（今河南洛阳一带）人，原名卫鞅或公孙鞅，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法家主要代表人物。自幼喜好刑名之学，公元前361年去到秦国，深得秦孝公的信任，历任左庶长、大良造等职，执掌秦国军政大权达一、二十年之久。秦孝公曾以于（今河南内乡东）、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封他，号为商君，故又称商鞅。

商鞅生活在诸侯分裂割据、兼并战争十分频繁的战国中期。他为了使秦国富国强兵，建立统一的封建帝国，先后推行了两次以“农战”和“法治”为中心的变法活动。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一场比较深刻的社会变革，有力地打击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和旧的生产关系，使落后的秦国一跃而为压倒山东六国的一等强国，并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口思想在商鞅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商君书·弱民》。本辞条以下引文，凡引自本书的，只注篇名）。他认为人口众多是赢得兼并战争胜利、统一天下的重要前提。人口太少，出兵攻伐敌人，就没有多余的人力耕种土地，取得给养；如果把人力用于耕种，敌人也会得到休息，不能两全其美。所以，要想富国强兵，彻底制限敌人，首先就应根本改变秦国“人不称土”（《徕民》）的局面，大力增加人口。根据当时秦国的国内外形势，他认为增加人口最好是用经济办法，采取“徕民”政策。这样既可在短期内大量招徕其他诸侯国的移民，增加本国人口，又可使敌人兵源枯竭，迫使敌人完全臣服。反之，采用人口自然增殖，不仅费时久，收效慢，也削弱不了敌人。在人少地多、生产工具和军事装备都很落后的战国时期，商鞅主张用徕民办法增加人口，虽然有益于秦国的社会生产发展和富国强兵，但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办法。

商鞅发展了墨翟关于人口与土地必须保持平衡的观点，第一个提出了“制土分民之律”（《徕民》）。他认为容纳五万的生产人口，需要有方圆一百里的土地，其中良田占40％，坏田占20％，城镇、道路占10％，湖泊、河流、山地占30％。上述比例不论是否符合当时实际，但在两千多年前他就提出来了，是十分可贵的。此外，他还指出人多地少时，应大力开垦土地，不然会出现“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算地》）的情况；人少地多时，应大力增加人口，不然会出现“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同上）的情况。

为了推行“农战”政策，商鞅还很重视增加农业人口，第一个提出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最好是百比一，最多不超过十比一的主张。“百人农，一人居者（指非农业人口），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农战》）他认为商人和官吏虽然在社会生活中各有其特殊作用，但他们尤其是那些以技艺为业、游说好辩为业、学诗书为业的人，都是一些不事生产的游食之人，这部分人多了，会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垦令》），造成国家的贫困危弱，“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农战》）。为了增加农业人口，他除了主张采取“徕民”政策，大量招徕其他诸侯国的农民外，还主张用赐与官爵、免除徭役、加重工商业和非农业人口的征课、实行粮食高价政策、限制雇工和不准开设旅店等来扩大农业人口。商鞅把一切非农业人口都看成不事生产的游食之民，是错误的。他增加农业人口的办法，有的也是极端的。但远在农业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战国时期，主张农业人口必须占总人口的90％以上，是符合实际的。同时，象他这样不惜采取一切措施来增加农业人口，在我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商鞅还反对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主张人民愚昧无知。他认为人们“务学诗书”（《农战》），有了知识和文化，不但可以在其他诸侯国势力的支持下，“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同上），不再为了名与利去努力从事农战，还会“高言伪议”（同上），扰惑民心，使人民与君王离心离德。“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同上）所以，要想富国强兵，赢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使民“不好学问”（《垦令》）。商鞅这一思想，不论是否有利于当时秦国的富国强兵和农战政策的推行，都充分暴露了他的剥削阶级的本质，有害于广大人民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

公元前340年，卫鞅设计生擒魏将公子昂，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过去夺走的西河地。魏惠王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此大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15个邑，号为商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生擒公子昂，拒绝他入境。他回到自己的封邑，举兵抵抗，结果失败，被车裂而死。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就是田间的大路）。秦国把这些宽阔的阡陌铲平，也种上庄稼，还把以前作为划分疆界用的土堆、荒地、树林、沟地等，也开垦起来。谁开垦荒地，就归谁所有。土地可以买卖。

二、建立县的组织，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织成县，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这样，中央政权的权力更集中了。

三、迁都咸阳。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雍城（今陕西凤翔县）迁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这样大规模的改革，当然要引起激烈的斗争。许多贵族、大臣都反对新法。有一次，秦国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头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受罚。”

结果，商鞅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虚和公孙贾都办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上字。这一来，一些贵族、大臣都不敢触犯新法了。

这样过了十年，秦国果然越来越富强，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魏国不得不割让河西土地，把国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

商鞅南门立木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中原各诸侯国落后。贴邻的魏国就比秦国强，还从秦国夺去了河西一大片地方。

公元前361年，秦国的新君秦孝公即位。他下决心发奋图强，首先搜罗人才。他下了一道命令，说：“不论是秦国人或者外来的客人，谁要是能想办法使秦国富强起来的，就封他做官。”

秦孝公这样一号召，果然吸引了不少有才干的人。有一个卫国的贵族公孙鞅（就是后来的商鞅），在卫国得不到重用，跑到秦国，托人引见，得到秦孝公的接见。

商鞅对秦孝公说：“一个国家要富强，必须注意农业，奖励将士；要打算把国家治好，必须有赏有罚。有赏有罚，朝廷有了威信，一切改革也就容易进行了。”

秦孝公完全同意商鞅的主张。可是秦国的一些贵族和大臣却竭力反对。秦孝公一看反对的人这么多，自己刚刚即位，怕闹出乱子来，就把改革的事暂时搁了下来。

过了两年，秦孝公的君位坐稳了，就拜商鞅为左庶长（秦国的官名），说：“从今天起，改革制度的事全由左庶长拿主意。”

商鞅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十两金子。”

不一会，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儿用得着十两赏金？”有的说：“这大概是左庶长成心开玩笑吧。”大伙儿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一个敢上去扛木头的。 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赏金提到五十两。没有想到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仍旧没人敢去扛。 正在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人跑出来，说：“我来试试。”他说着，真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 商鞅立刻派人传出话来，赏给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澄澄的金子，一分也没少。 这件事立即传了开去，一下子轰动了秦国。老百姓说： “左庶长的命令不含糊。”商鞅知道，他的命令已经起了作用，就把他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新法令赏罚分明，规定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以打仗立功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的就没有爵位；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为了做买卖和因为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都罚做官府的奴婢。

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农业生产增加了，军事力量也强大了。不久，秦国进攻魏国的西部，从河西打到河东，把魏国的都城安邑也打了下来。

其实在商鞅树木立威之前，吴起也采用过同样的手段。在吴起人西河郡长官时，把一根木头立在城南，规定谁能推到木头就封他做长大夫的官。结果真有人这样做了，做的人也被封了官了。商鞅的做法流传下来而吴起的则没有。

商鞅两次变法的主要内容

公元前356年第一次变法，主要有下列三点：

1．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将李悝《法经》颁布实行，增加了连坐法。就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告发，同罪连坐，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不告发的腰斩。一家藏“奸”，什、伍同罪连坐。客舍收留无官府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

2．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规定斩敌甲士首级一颗赏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服劳役的“庶子”一人。爵位越高，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越大。宗室、贵戚凡是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能享受贵族特权。

3．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拏”（意思是尽力从事男耕女织的生产事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从事工商业和因不事生产而贫困破产的人，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

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主要有下列两点：

1．“开阡陌封疆”。破除过去每一亩田的小田界一阡陌和每一顷田的大田界一封疆，把原来的“百步为亩”，开拓为240步为一亩，重新设置“阡陌”和“封疆”。国家承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权，在法律上公开允许土地买卖。

2．普遍推行县制。在未设县的地方，把许多乡、邑，聚合并成县，共新建31县。设县令、县丞，由国君任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