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年代的再认识及相关问题

KEY WORDS:Xiaomintun Locus Southeast bronze foundry site pottery molds Bronze dating Dividing up the gains from Yin

ABSTRACT:The pottery molds unearthed from the bronze foundry site at Xiaomintun Locus Southeast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ating of bronzes between late Shang Dynasty and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Based on a close scrutiny of the age of 2000AGH31,we could know the age of related bronzes,and could also conclude that the bronze workshop still worked in the early years of Western Zhou Dynasty.The fact that actual products of those pottery molds have not been found so far at Yin-hsu could be related to “Dividing up the gains from Yin”.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是近年殷墟发掘工作的一项重要收获，对研究殷墟铜器冶铸工艺和殷墟布局具有重要意义^[1]。伴随殷墟晚期陶器出土的大量陶范为殷墟铜器分期和商末周初铜器断代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引起学者们广泛关注。

《考古》2007年第3期刊载的由李永迪、岳占伟和刘煜三人撰写的《从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谈对殷墟青铜器的几点新认识》一文即是影响较大的一篇力作^[2]。在铜器断代方面，该文根据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等藏铜器之间的关系，认为一些“没有科学考古发掘品可对应、而与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器形及风格基本一致的博物馆藏品，如直棱纹簋、方禁、长尾凤鸟卣等，其年代或许应当提前到商末。”但是该文所列举的陶范及相关铜器都没有明确纪年，为该文判断这些铜器的绝对年代造成困难。

我们注意到报告公布的形制特征比较明确、共存器物比较丰富、对探讨一批商末周初铜器年代具有重要意义的陶范主要集中在2000AGH31。因此准确认识该单位的绝对年代对判断相关铜器的绝对年代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该单位绝对年代的判断，来探讨相关陶范反映的铜器的年代，并藉此探讨孝民屯东南地铸铜作坊的年代下限^[3]。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2000AGH31的绝对年代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2000AGH31出土陶范中，绝对年代特征最明确的是2000AGH31：11。2000AGH31：11是一块簋范，存口沿下颈部和上腹部，颈部饰一周回首折身的夔龙纹间以圆涡纹，无地纹，腹部饰一周直棱纹（图一）。

2000AGH31：11所铸造的铜簋与名义士旧藏^[4]、现藏华盛顿塞克勒美术馆^[5]的肆簋最为相似（图二）。二者的形制、纹饰乃至大小都很接近。据发掘报告介绍，2000AGH31：11高7.5厘米。我们在报告原图中测量得2.7厘米，同时测量同图中圆涡纹的直径为0.6厘米，计算可得2000AGH31:11所铸铜簋颈部所饰圆涡纹的实际直径约为1.667厘米。在暂时无法对肆簋进行实测，也未见该器正视图的情况下，我们根据《美集录》刊载的图像尽可能求得接近实际的数值。《美集录》记载肆簋高13.9厘米。考虑到《美集录》所载肆簋图像并非正视图，我们取AB（11厘米）和AC（13厘米）的中间值（12厘米）作为图中该器的高度。同时测得图中颈部所饰圆涡纹的直径为1.4厘米。综上计算可得肆簋颈部所饰圆涡纹的实际直径约为1.622厘米。可见2000AGH31:11所铸铜簋与肆簋颈部所饰圆涡纹的直径相差无几。如果考虑进因《美集录》所载图像非正视图所致误差，二者直径可以说几乎完全一致。通过同样方法求得二者颈部所饰夔龙纹的大小也几乎一致。

因此，2000AGH31：11所铸铜簋与肆簋纹饰、形制和大小几近一致，年代应该也十分接近，甚至一致。肆簋铸有五行三十六字铭文，年代比较清楚，主要有帝乙二十年^[6]和帝辛二十年^[7]两种看法^[8]。仅凭铭文内容本身这两种看法都无法否定彼此。2000AGH31：11的发现证明肆簋年代应为帝辛二十年。

这一判断是基于与2000AGH31：11共存的完整陶罐2000AGH31：41（图三，1）的年代。2000AGH31：41与殷墟西区M700：10^[9]（图三，2）和后冈圆形祭祀坑HGH10:18^[10]（图三，3）相似：三者均为泥质灰陶，高斜领，折肩，斜腹，平底，肩部饰弦纹（前两者并饰附加堆纹），腹部饰弦断细绳纹，下腹部绳纹被抹光。三者大小也相似，通高依次为33.8、35、35.4厘米，口径依次为21.5、22.5、23.4厘米。可见三者年代十分接近。此外，三者高斜领、折肩、深腹的形制和肩腹部纹饰作风与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陶罐、罍、尊的作风如出一辙^[11]。殷墟西区M700年代为殷墟四期晚段（即帝辛时期）；后冈圆形祭祀坑HGH10不早于殷墟四期晚段，甚或已经进入西周初年^[12]；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的年代为西周初年。因此，2000AGH31：41的年代应不早于殷墟四期晚段即帝辛时期。与2000AGH31：41共存的陶范2000AGH31：11也应不早于殷墟四期晚段即帝辛时期。因此肆簋和2000AGH31：11的年代应为帝辛二十年。

2000AGH31:11年代的确定为探讨2000AGH31出土其他陶范反映的铜器的年代和整个铸铜作坊的年代下限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基点。2000AGH31及其出土其他陶范的年代应该也在帝辛二十年前后。但孝民屯东南地铸铜作坊的年代下限似不止于此。羊父丁簋等器的年代可为证。

二、羊父丁簋等器与孝民屯东南地铸铜作坊的年代下限

《美集录》A197羊父丁簋（图四，1）、A198、A215和《通考》所录戈簋、簋^[13]（图四，2、3）等器形制、纹饰和大小同2000AGH31：11和肆簋都很相似，年代应该比较接近而稍晚，推测铸造地点可能也在孝民屯。但是要确证这点还需要比较与2000AGH31：11和肆簋相似的同类铜簋发展至西周初年的形式，总结它们之间的异同和演变规律，尤其是颈部回首折身夔龙纹的演变规律。

与肆簋形制相似、双耳附长方形珥的圈足铜簋主要流行于晚商至周初成康时期^[14]。但是周初成康时期这种形式铜簋的长方形珥内敛不甚，多自然下垂，且圈足下端普遍有足缘（图四，4—6）。

与2000AGH31：11和肆簋在颈部饰一周回首折身夔龙纹间以圆涡纹相似者也主要见于晚商至西周早期，但形制和风格已经变化：2000AGH31：11和肆簋颈部夔龙纹回首折身处折角圆弧，上折角处没有向后的延伸线，颈部没有地纹；而西周时期夔龙纹回首折身处折角成直角，上折角处向后多有一延伸线，并有云雷纹作地者，如御簋、伯簋^[15]、父乙簋^[16]（图四4、5、6）、父乙先簋^[17]、簋^[18]、宜侯夨簋^[19]、倗生簋（图五，4）^[20]、天马-曲村M6210:13^[21]、宝鸡国墓地BZM7:4、BZM7:5^[22]和2003BZFM3:8^[23]、周原李家铸铜作坊遗址西周早期簋范H116:11和H116：16等^[24]。

综上，羊父丁簋等器形制与2000AGH31：11和肆簋相似，而与周初同类铜簋差异较大；颈部所饰夔龙纹形式介于2000AGH31：11、肆簋和周初伯簋、父乙先簋等之间；因此其年代可能稍晚于2000AGH31：11和肆簋而稍早于周初伯簋、父乙簋等。

《今本竹书纪年》云帝辛在位时间达五十三年^[25]。《初学记》卷九引皇甫谧云帝辛在位时间为三十年^[26]。夏商周断代工程也认为帝辛在位时间为三十年^[27]。《今本纪年》杂有伪作，帝辛在位五十三年之说可能有误。若此，2000AGH31：11和肆簋的铸造年代距离殷商灭亡之年尚有约十年时间，羊父丁簋等器的年代可能属于这一时期。这说明在这一时期孝民屯东南地铸铜作坊仍在铸造铜器。

方鼎、宰角和利簋铭文可佐证这点。三件铜器铭文均记载作器者在阑受到王赏赐而制作铜器。阑在殷都附近，其地有太室，是商王常去之地，经常见于商末铜器铭文^[28]。方鼎和宰角铭文最末分别铸有“在五月，隹王廿祀又二”和“在六月，隹王廿祀羽又五”，年代分别为帝辛二十二年和二十五年^[29]。二器铸造时间距殷亡之年仅约八年和五年。利簋记载武王克商后第七天在阑师赏赐有司利铜料，利用来铸造铜器。武王在征商兵马倥偬之际应不会预先携带赏赐给利等人的铜料，克商后的七天内亦恐无暇从后方运送铜料至此，推测这些铜料应是周人在新占领的殷都铸铜作坊或府库获得的战利品之一。这些库存铜料的存在也佐证商代末年殷都的铸铜作坊仍在铸造铜器。

作为一处规模庞大、等级较高^[30]、工匠众多^[31]的铸铜作坊，揆诸周克商后殷都的政治形势，孝民屯东南地铸铜作坊应不会随商王朝的灭亡戛然而止，可能已经进入西周纪年。史学界一般以商都沦陷、商纣见杀之年作为商王朝的灭亡之年，此后即进入西周纪年。《史记·周本纪》记载商都沦陷后周人在商都举行了隆重的受命仪式，宣告“革殷，受天明命”，并采取“释囚”、“表闾”、“封墓”、“散财”、“发粟”等措施笼络殷遗贵族和平民。同时“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使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可见牧野之战商周更替后周人并未对商都实习“扫穴犁庭”的野蛮政策，也没有大量迁徙殷遗民。因此，作为当时都邑最高、精、尖工业的孝民屯铸铜作坊应不致遭受周人严重破坏。相反，周统治阶层让其继续运作为自己服务可能更符合历史实际。殷都孝民屯铸铜作坊随周人平定武庚叛乱、殷遗大量外迁而终止可能最接近事实。因此其铜器铸造活动可能延续到了周初周公二次东征时期。

三、2000AGH31:15组华冠凤鸟卣范与“分殷之器物”

李永迪先生等注意到2000AGH31:14、2000AGH31:15和2000AGH31:17三块陶范与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等藏的五件华冠凤鸟卣的关系^[32]。我们认为2000AGH31:18和2000AGH31:19与上述三块陶范可能属于同一组，反映的可能就是上海青铜器博物馆、美国弗利尔博物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等收藏的华冠凤鸟卣之一。根据发掘报告提供的数据难以比较陶范与博物馆藏铜卣的尺寸关系，如能测得2000AGH31:15和2000AGH31：18齿冠饰大小与弗利尔等藏华冠凤鸟卣比较，可能得出更精确的结论—弗利尔藏华冠凤鸟卣或即出自这组陶范也未可知(图六)。

总之，2000AGH31:15组陶范的发现，证明弗利尔藏华冠凤鸟卣等器可能是商代末期在殷墟孝民屯铸铜作坊铸造的。传这几件铜器系党毓昆自宝鸡戴家湾盗掘出土，应是周初从殷墟流入宝鸡的。因为宝鸡地区发现的商时期铜器中不见与华冠凤鸟卣形制或纹饰相似者，不具备产生这种凤鸟卣的传统。相反，在殷墟则有这种传统。殷墟郭家庄殷墟三期墓葬M160随葬的两件铜方尊（M160：128、M160：152）肩部所饰牛首上着五齿冠，同墓出土铜卣M160：172的形制和纹饰与弗利尔藏凤鸟卣十分接近^[33]。2000AGH31:15组陶范在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的出土更证实了这点。

戴家湾铜器群中的华冠凤鸟卣等商末铜器从殷墟流入宝鸡地区可能与周初武王克商后赏赐跟随征伐的“西土之人”有关。即《史记·周本纪》所云：武王克商后，“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即《尚书》佚篇《分器》）所致。《逸周书·世俘》云“凡武王俘商，得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辛亥，俘殷王鼎”^[34]。这段史实已经得到地下出土材料证实，如：山西曲沃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M63随葬玉人（M63：185）、玉鹰（M63：90-23）、玉熊（M63：90-2）和玉鸮（M63：156）都是商代晚期遗物^[35]；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6随葬王伯玉觿（M2006：107）、M2012随葬小臣豆殳玉戈（M2012：86）均是商代晚期武丁时期遗物^[36]；陕西韩城梁带村M19春秋早期芮国国君夫人墓随葬玉牛(M19：201)亦是商代晚期遗物^[37]。而商代晚期帝乙帝辛时人小臣系所作器物除见于殷墟侯家庄西北冈1003号大墓的石簋^[38]外，其所作玉瑗、玉戚还分别见于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9虢仲墓^[39]和陕西韩城梁带村M26春秋早期芮国国君墓（M26：651）^[40]。山东藤县庄里西村西周早期滕侯墓随葬有商代晚期铜鼎和铜壶^[41]。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早期潶伯墓出土一件与肆簋形制、纹饰和大小相似的商末铜簋^[42]。宝鸡纸坊头西周早期墓葬2003BZFM2随葬的殷墟晚期铜瓿（2003BZFM2:4）^[43]也应是周初自殷墟流入，而非宝鸡地区商时期所生产或晚期所能仿造。

上述墓葬均为西周时期或春秋早期诸侯国君或夫人和方伯的墓葬。宝鸡纸坊头2003BZFM2与1981年在同地发掘的西周成王时期第一代伯墓BZFM1东西并列，间隔3-4米，级别应相当（可能为伯夫人墓）。传出戴家湾的华冠凤鸟卣具体出土背景不详，推测当出自诸侯或方伯一级墓葬。戴家湾出土铜器中大部分的年代属于商末周初^[44]，推测其中的一部分当系“班赐宗彝，分殷之器物”的结果。虽然除周分封外，殷末风格铜器在西周早期分布范围扩散的另外一原因是殷遗民的迁徙，但是戴家湾没有发现殷遗民迁徙迹象，基本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根据戴家湾附近斗鸡台墓地和国墓地的性质推测，戴家湾铜器群的主人应是佐武王伐商有功的西土部族。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作坊出土陶范铸造的铜器在殷墟很少发现，很可能是因为年代接近商末，铜器铸好之后未及普遍用于随葬商即灭亡，这些宗彝重器被周人缴获用来奖励功臣，或被殷遗民迁徙时携带到其他地方。

需要说明的是，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的详细报告尚未发表，2000AGH31仅是目前公布的材料较为丰富的单位之一，透过它虽然可以窥得整个铸铜作坊遗址之一斑，但我们更期待正式发掘报告的出版，以对整个发掘区域及相关遗迹单位的堆积情况有更加详细的了解。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文中简称报告。

[2]李永迪、岳占伟、刘煜：《从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谈对殷墟青铜器的几点新认识》，《考古》2007年第3期。

[3]2000-2001年安阳工作队发掘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后，2003-2004年殷墟孝民屯考古队又对孝民屯铸铜遗址进行了发掘。两者相距约200米，发掘者认为二者各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在广义上属于同一大型铸铜作坊遗址，统称为“孝民屯商代铸铜作坊遗址”。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2003-2004年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1期。

[4]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A196，科学出版社，1962年。文中简称《美集录》。

[5]Robert W. Bagley,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6]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

[7]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年。彭裕商：《西周铜簋年代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第1期。

[8]裘锡圭先生将殷墟卜辞和肆簋等金文中的“廿祀”改释为“曰祀”，认为不是纪年之辞。笔者认为宜从常玉芝、王晖等先生坚持旧释。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中的所谓“廿祀”和“廿司”》，《文物》1999年第12期。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中的所谓“廿祀”和“廿司”>追记》，《文物》2000年第2期。常玉芝：《说“隹王廿祀（司）”》，《中国文物报》2000年2月23日。王晖：《帝乙帝辛卜辞断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

[1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12]对于后冈祭祀坑的年代主要有商末和周初两种看法。杜金鹏先生对相关讨论进行了总结，见杜金鹏：《安阳后冈殷代圆形葬坑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07年第6期。

[13]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二0九、二0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4]彭裕商：《西周铜簋年代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第1期。

[15]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A216、A173，科学出版社，1962年。

[16]李学勤、艾兰：《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85，文物出版社，1995年。

[17]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二六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8]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

[19]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

[20]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图四引自马成源主编：《商周青铜器纹饰》，文物出版社，1984年。

[21]邹衡主编：《天马—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年。

[22]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

[23]宝鸡市考古研究所：《陕西宝鸡纸坊头西周早期墓葬清理简报》，《文物》2007年第8期。

[24]周原考古队：《2003年秋周原遗址（ⅣB2区与ⅣB3区）的发掘》，《古代文明》（3），文物出版社，2004年。

[25]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世界书局（台北），1977年。

[26]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2005年。

[27]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28]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马成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

[29]李学勤：《试论新发现的方鼎和荣仲方鼎》，《文物》2005年第9期。马成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

[30]王学荣、何毓灵：《安阳殷墟孝民屯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及相关认识》，《考古》2007年第1期。

[31]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墓葬2003-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1期。

[32]李永迪、岳占伟、刘煜：《从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谈对殷墟青铜器的几点新认识》，《考古》2007年第3期。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34]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3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

[3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

[3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19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2期。

[38]高去寻：《小臣系石簋的残片与铭文》，《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下册，1957年。

[39]李学勤：《谈小臣系玉瑗》，《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3期。姜涛、贾连敏：《虢国墓地出土商代小臣玉器铭文考释及相关问题》，《文物》1998年第12期。

[4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6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期。

[41]滕县博物馆：《山东滕县发现滕侯铜器墓》，《考古》1984年第4期。

[42]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组：《灵台白草坡西周墓》，《文物》1972年第12期。

[43]宝鸡市考古研究所：《陕西宝鸡纸坊头西周早期墓葬清理简报》，《文物》2007年第8期。

[44]王光永：《陕西宝鸡戴家湾出土商周青铜器调查报告》，《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