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崇祯朝最著名的内阁首辅，做过不少实事，为何却被列入奸臣传

撰文：琴剑霜月

公元1644年三月，朱由检和他的大明王朝终于走到了尽头。这位谥号思宗的末代皇帝，十七年间励精图治，本人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却仍无法挽救帝国败亡的命运。临死之际，他说出过两句有名的话：一句是“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另一句为“文武官皆可杀，百姓不可杀”。两句话表明的意思无非是：亡国的锅不该由朕来背，都是那些文武官员坑了朕。也正是由于对手下的官员极度不满意、不信任，在短短十几年中，崇祯一朝竟然前后更换了近二十个首辅，频繁程度可谓空前。那么究竟是这些官员真的不称职，还是皇帝要求太高呢？看了明末首辅周延儒的经历，或许有助您找到答案。

#01.

崇祯元年冬，驻守锦州的袁崇焕奏称士兵哗变，请加紧派发军饷。实际上，之前毕自肃当辽东巡抚时，就曾被哗变的士卒绑架，绝食而死，可见此等事已不新鲜。看到袁崇焕的奏表，甫登大宝的朱由检内心说不出的烦躁。

明末在田赋基础上加派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先说后两者：剿饷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筹措军费，练饷同样是出于应对民变而练兵所征收的费用——可笑的是农民起义本就因苛捐杂税而起，如今反而要吸食更多百姓的血汗来镇压起义，岂不是恶性循环？至于辽饷，顾名思义，是从万历四十六年开始，为了应对辽东战事所加征的饷银。如果这笔钱真的能发放到每名士兵手上，也不至于闹到哗变的地步。但各级官僚将领层层贪污克扣，分摊到士卒头上还能有几何？

文华殿上，崇祯就锦州兵变的问题，与臣僚商讨解决方案，大臣们众口一词，都是要皇帝拿出内帑来平息此事。所谓内帑，就是皇帝的私房钱。有关明末内帑究竟有多少，史学界始终有争议：有人说崇祯厉行节俭，上吊的时候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手里哪还会有钱？有人则认为崇祯扳倒魏忠贤，抄阉党的家，肯定将不少贪污的钱财归为己有。无论有钱还是没钱，奉献自己的小金库来支持军费开销，崇祯的内心终归是有些别扭，因此对众臣的建议显得有些犹豫。

也许正是看出了皇帝内心的不爽，时任礼部右侍郎的周延儒进言道：“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宁远锦州哗变，靠花钱解决，那其他边镇有样学样咋办？后来在崇祯单独召见他时，他又说：“山海关粟不缺，哗必有隐情，安知非诸将构煽以挟崇焕邪？”意思则是暗示崇祯，这所谓的哗变，会不会是辽东诸将在故意搞事情，索要钱粮充实自己？周延儒的两番进谏，正合了本就对边将疑心重重的崇祯心思。他对这个擅长揣摩上意的侍郎大为赞赏，老周因此平步青云，很快坐到了内阁首辅的位置。

#02.

周延儒虽善猜主子的内心，却挡不住同僚的攻讦，他很快陷入了朝堂党争的漩涡之中。

周延儒上位后，其子弟家人横行乡里，家乡百姓对周家极度憎恨，甚至放火烧了他的老宅，挖开了周家的祖坟。周延儒之兄周素儒，冒锦衣卫名籍，授以千户；家人周文郁则被安排当上了副总兵。任人唯亲，骄横跋扈的种种，当然逃不过言官犀利的眼睛。

这还不算，有人弹劾周首辅与巨匪神一魁有联系。神一魁是当时活跃在陕甘一带的边兵叛军首领，史书说他“其锋不可挡，官兵望风奔溃”，一度令朝廷十分头疼。而身为内阁首辅，竟然私下收受叛贼的贿赂！无论是真是假，老周意识到，自己在皇帝那里的人设已经崩塌了。他赶紧上书请辞，称病回乡，而崇祯也顺势赐白金、财缎，并派行人官为他送行。假如故事到此便结束的话，那周延儒从此在老家安度晚年，也是一大幸事。

八年后的崇祯十四年，明王朝的内外局势已经十分焦灼，东林党的张溥、马世奇等人以前都得到过周延儒的提拔，他们花费大量钱财上下打点，终于让崇祯帝再次将老周“返聘”回朝。话说同老周一同被要求回朝的还有两人，一个坚决请辞，另一个到了北京后便立即告病回乡。只有周延儒还喜滋滋地赴任。他的儿子试图阻拦父亲：“昨夜我梦到了去世的母亲，她拽着我的衣袖让我劝您不要上任就职”。可老周置若罔闻，这也为他悲剧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周延儒此番入朝，确实做了许多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他释放赊欠漕粮和白粮的农户，对于饱经战乱和岁荒的土地，减免赋税；他主持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并试图制止锦衣卫、东厂等机构刺探民间隐私。假如是和平年代，周延儒的诸多措施也许还能对革除弊政起到积极作用；但此时已是晚明的最后几年，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王朝，他的努力也无非隔靴搔痒罢了。

#03.

崇祯十五年，清兵入关，一路南下打到了江苏，如入无人之境。转年春天，这支“满载而归”的清军得意洋洋地返回辽东。惧怕女真人顺势攻城，明朝廷宣布京师全面戒严。没想到，周延儒却“艺高人胆大”地跑出来，自告奋勇去前线督师，发誓要给那些鞑子一些颜色看看。首辅亲上前线，这可是稀罕事儿！崇祯帝很是高兴，老周便一路行到通州驻扎。

要说周延儒算盘的确打得漂亮：他估计清军急于回辽东，不可能在北京久留，更不可能发兵攻北京城。于是“周督师”在通州，每天除了与帐下宾客饮酒作乐，便是写捷报呈递崇祯。被蒙在鼓里的崇祯龙颜大悦，以为自己的军队真的出息了，御赐玺书作为褒奖和鼓励。老周回朝之后，还被加封太师，儿子也被封中书舍人，赐银币、蟒服。

纸里包不住火，“通州大捷”的真相，最终还是被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告发给了崇祯帝。

要说骆养性能做上锦衣卫的高官，其实还仗着老周的举荐之功。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可骆养性为了继续往上爬，却不惜将恩人踩在脚下。当然，老周也绝非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君子，他只得坐在草席上待罪，自请戍边。可骆养性等人穷追猛打，又扒出与老周同为一党的吴昌时与宦官勾结，收受巨额贿赂，周延儒本人也参与其中。本想对老周免官了事的崇祯怒不可遏，下令派缇骑逮捕他入京，安置在正阳门外的一处古庙中，听候发落。

周延儒被捕后，不少同僚向崇祯求情，请他念在往日功劳上，对这位阁老网开一面。但刻薄寡恩的崇祯对此一概置之不理。是年冬腊月，宦海沉浮一生的周延儒在绝望中自尽，其家产亦尽数抄没，家属流放。人前显赫的一品大员，下场竟如此凄凉！

《明史》中将周延儒与严嵩、胡惟庸等五人并列，归入《奸臣传》。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丢了江山，真的全是因为官员误国吗？个人认为，如周延儒者，若在明朝前期或中期为官，不仅不会算作奸臣，兴许还能有番作为；他一生起起落落，虽有瑕疵，但也不至于被归划到和严嵩等大奸同一水平上。明末君臣的悲剧，虽脱不开这些文臣自身的污点，但与崇祯用人失当也有着莫大的联系：贵为帝王，统御万民，却对下属缺乏基本的信任，亦无有效的手段掌控人心。试问还会有何人，愿意发自肺腑为这个破碎的天下卖命，甚至为江山的覆亡而背锅呢？崇祯临死的那句“诸臣误朕”，不可憎，不可惜，却有些可怜——一种直到生命尽头却不自知、不醒悟的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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