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与其它的佛教圣地的区别（五台山不仅是佛教圣地）

秋日下，五台山显通寺铜殿金碧辉煌。显通寺的前身大孚灵鹫寺是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在五台山建立的第一座寺院，成为中国的“释源宗祖”之一。隋唐两代是五台山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唐朝时五台山有寺庙360余座，唯识宗创始人窥基、律宗初祖道宣等高僧都曾在五台山传教弘法。

五台山的藏传佛教寺院菩萨顶历史悠久，到清朝成为皇家寺庙，地位极其尊贵。塔院寺的藏式大白塔是五台山的标志。元初，胆巴在五台山开演藏传佛教。后来元代诸帝在五台山大规模建寺立塔，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兴起，五台山成为汉藏佛教圣地。

佛教认为，五台山为文殊菩萨应化道场，在信仰体系中地位极尊。五台山以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成为汉、藏、满、蒙古等民族文化交流之地。五台山佛教对民族团结，对元代以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有着卓越贡献。

塔院寺大白塔。马海明摄

元代，五台山成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圣地

藏传佛教自元代传入内地，在许多地方留下独具特色的文化胜迹，五台山、北京、承德最终成为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三大中心。

唐代是五台山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寺院有360余处，僧众达万人。各宗派在五台山开宗演教，建立弘法基地。其时，密宗在五台山也十分活跃，不空大师派弟子含光在此建金阁寺。密宗对文殊菩萨最为尊崇，以文殊崇拜为核心的五台山佛教在当时影响极大。汉传佛教在唐时传入吐蕃，从此也开始了僧人不远万里至五台山的朝礼活动。据藏文史书《拔协》记载，赤松德赞时，吐蕃派往汉地的使臣桑喜等5人，前往五台山求取佛寺图样。吐蕃占领河西后，在敦煌石窟壁画上还留下五台山图。据初步调查，莫高窟和榆林窟中共有中唐、晚唐、五代8幅五台山图。

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兴起，始于元代。至元元年（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大都（北京），邀请八思巴到大都，设置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和藏区的事务。1270年，忽必烈加封八思巴为帝师。从此直到元末，在元代帝王和皇室的崇信和扶持下，藏传佛教十分兴盛。《元史·释老志》载：“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

八思巴23岁时就前往五台山，在学法之余，著赞文4篇。在赞文中，他将五台山的五顶看作是密法金刚界五部佛的佛座。因八思巴之地位和影响，由他赞颂诠释的五台山在藏传佛教界更是盛誉空前。至今在五台山华严谷还有普恩寺（俗称西天寺）遗址，寺中有一高约10米的藏式佛塔，被认为是八思巴的“衣冠塔”，说是为了纪念八思巴与圣地五台山的这一段因缘。

八思巴之后，在五台山活动的藏传佛教高僧是胆巴。胆巴是八思巴在首次返藏途中收的弟子，后随八思巴面谒忽必烈。八思巴举荐胆巴常驻五台山寿宁寺，在五台山开藏传佛教演法之先。后来有许多来自西藏的高僧于五台山活动，八思巴的弟子、元朝第四任帝师意希仁钦（1249年-1295年），就圆寂于五台山。噶玛噶举黑帽系三世活佛攘迥多杰（1284年-1339年）应元文宗之请进京做法，于返藏途中专程至五台山朝山。

塔院寺内闻名遐迩的标志性大白塔，始建于元大德五年（1301年），原名释迦文佛舍利宝塔，以其通身垩白，俗呼大白塔，是尼泊尔著名匠师阿尼哥按照藏式传统建筑风格建造的。阿尼哥于元中统元年（1260年）随尼泊尔80名工匠入藏，八思巴赏识其才华，遂收为弟子，并把他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五台山的万圣佑国寺也是阿尼哥设计的。

元室诸帝对五台山佛教尊崇有加。《清凉山志》载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诏曰：“朕眷仰灵峰，大圣所宅。清修之士，冥赞化机。官民人等，不得侵暴。”第二年造经一藏，敕送五台山善住院，令僧披阅，并修十二佛刹。元贞元年（1295年），元成帝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元史·武宗本纪》载，至大元年（1308年）二月，元武宗“发军千五百人修五台山佛寺”。同年十一月，再“摘军六千五百人供其役”。至大三年（1310年），又一次增派工匠军卒，“营五台寺，役工匠千四百人，军三千五百人”。可见当时工程规模之大。元代五台山新建、重建的寺院有万圣佑国寺、大圆照寺、普恩寺、铁瓦寺、寿宁寺、西寿宁寺等。元代兴建的寺院，规定住僧三百，住持由朝廷选派任命。经过元代诸帝的崇建，汉、藏、蒙古等民族的信奉，五台山成为兼弘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圣地。

明清，五台山佛教促进多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定

明清两朝是五台山佛教的兴盛时期。明清为巩固江山社稷，都曾在五台山兴建寺院，大作佛事，帝后大臣到五台山礼佛供僧也屡见记载，到内地朝观传教的藏传佛教高僧也以至五台山为荣。为了团结蒙古和藏民族，维护大一统的王朝统治，明代特别重视藏传佛教，并不断对五台山遣使供养，建寺修塔，藏传佛教发展到与汉传佛教等量齐观的地位。为了安抚边地，明统治者不惜代价招徕藏地高僧。《明实录》馆本卷250记载：“以西番俗尚浮屠，故立之以来远人也。”安抚了各个宗派的高僧，也就是安抚了边地民众。《明史》卷331“西域传”载：“初，太祖招来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边患。”明成祖朱棣完全承继了明太祖加强与蒙藏地区交流的政策，永乐元年（1403年）派人到西藏迎请名僧哈里麻，藏族史书《贤者喜宴》中完整记录了迎请诏书。永乐四年（1406年），哈里麻到京，于钟山灵谷寺建普度大斋，为帝后荐福，受封为“如来大宝法王”，统领天下释教。哈里麻恐朝廷之下有妨禅修，遂至五台山。《清凉山志》载：“奏辞，游五台，上赐旌幢伞盖之仪，遣使卫送于五台山显通寺。”永乐五年（1407年），命太监杨昇修寺宇及舍利塔（即大白塔），并建塔院寺，“以饰法王之居”。《明史》卷331载，明成祖曾“命哈里麻赴五台山建大斋”，敕五台山十寺为国祝厘，命五台县按月供给寺僧米粮，又将贝叶经及梵文经藏赐予大文殊寺（菩萨顶）。

其时，宗喀巴在西藏整顿佛教，声誉日重，影响深远。明成祖闻之，遣人召请，宗喀巴遂派弟子释迦也失前往北京。永乐十二年（1414年），释迦也失经成都至北京，驻锡法源寺。次年，明成祖赐其“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之印诰。释迦也失慕文殊之道，至五台山，栖止显通寺潜心修法，历时年余。宣德六年（1431年）返回，九年（1434年）三度入朝，宣宗留住于京，册封“大慈法王”称号。格鲁派认为宗喀巴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文殊道场五台山又与宗喀巴紧密相连，越发加重了五台山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所立《敕谕碑》，明确将朝廷任命的五台山僧官称为“钦依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僧寺”，这说明五台山佛寺已分为汉僧寺和番僧寺。

自元代藏传佛教传入五台山以来，当地寺院就逐渐分化为“青庙”和“黄庙”。内地僧人因着青衣而称“青衣僧”，格鲁派僧人因戴黄帽而称“黄衣僧”。据《清凉山志》记载，当时“台内佛刹，凡六十八所”，“台外佛刹，凡三十六所”。明万历十年（1582年），明代四大高僧之一憨山德清在显通寺讲经时，百日之内，常住上牌一千众，僧俗每日不下万人，也可说明当时五台山汉藏佛教交流之盛。

清王朝更是对佛教优加崇奉。《山西通志》载，从康熙开始，“国家绥柔蒙古，特兴黄教，宏启宗门，藉资控驭，是中外乂安，边民享升平之福者逾二百祀。而清凉五顶以近邻郊圻，岁或再至，怀柔最先，所以迓休祥而带乐利者，典尤巨焉”。朝廷非常重视利用藏传佛教格鲁派来加强中央政府和蒙藏地区的联系，史称“以黄教绥柔蒙古”。据《清凉山志》载，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顺治皇帝朝礼五台山时，曾将原属青庙的菩萨顶改为黄庙，回京后又委派北京西山满族喇嘛阿王老藏至菩萨顶主持，总理番汉各寺。从康熙年间到清末，朝廷又将统辖蒙古、青海佛教事务的大活佛章嘉呼图克图迁住五台山镇海寺，以这种鼓励蒙古族佛教徒朝拜五台山的办法来融洽民族关系，稳定边疆秩序。

乾隆皇帝也赴五台山六次，每次都要在菩萨顶建坛讲经，焚香礼拜，尤对藏传佛寺赏赐钱物，宠遇极隆。由于朝廷的尊崇，五台山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极为兴盛。《五台新志》说，雍正时，五台山已有规模宏大的黄庙26所，“黄衣僧恒千余”。据高鹤年《名山游访记》载，嘉庆时，仅菩萨顶就有喇嘛561人，最多时达3000余人。《西巡盛典》卷二就明确记载，五台山藏传佛教“为诸藩部倾心信奉，进关朝山顶礼者接踵不绝，诚中华卫藏也”。藏传佛教在五台山传入、发展、壮大的历程，从一个角度也反映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隶属关系，反映了汉、藏、蒙古、满等民族友好相处的融洽关系。

近代以来，五台山高僧的汉藏文化交流

据有关资料统计，1939年五台山境内有寺宇110所，僧尼2200人，其中喇嘛800余人。沌谷《五台山参佛日记》中说，民国时“黄衣僧，大寺六七，中小数十，综计僧徒约三四千人”。

近代以来，多位高僧驻锡五台山，开展汉藏文化交流，为民族团结作出巨大贡献。1928年，能海法师偕同戒数人入藏，历尽艰辛，到达拉萨，拜康萨仁波切为上师，学习显密教理。1935年，能海法师返回内地，第一次登上五台山，即被推举为五台山碧山禅寺的方丈。能海法师为住院十方僧众讲解显密教法，更在学僧中选出行持精进者约40人，组成金刚院，使五台山沉寂多年的密法修持再次兴盛。1940年，能海法师率领弟子多人再次赴藏，康萨仁波切将生平所用衣钵及法螺、佛像等一并传与能海法师。新中国成立后，能海法师曾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1955年后，能海法师回到五台山清凉桥吉祥寺，讲授《现观庄严论》，一直至1966年圆寂。赵朴初撰碑铭：“承文殊教，振锡清凉。显密双弘，遥遵法王。律覆冰洁，智刃金刚。作和平使，为释宗光。五巅嶷嶷，三峨苍苍，閟塔崇岳，德音无疆。”对能海法师显密双弘、沟通汉藏文化的功绩给予了极高评价。

被誉为“翻经沙门”的法尊法师，早在1920年于五台山广宗寺出家，后入武昌佛学院学习。从1925年至1933年，法尊法师翻越雪岭，艰辛备尝，入藏求法，并着手翻译藏传佛典。1934年，法尊法师应太虚大师之请回重庆汉藏教理院工作。1935年，再度入藏，携回大量藏传典籍。所谓十载勤学，备通三藏。法尊法师先后编写与翻译近50种汉藏典籍，为推动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藏传佛教研究，增进汉藏人民的相互了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16年8月，“文殊信仰暨能海上师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在五台山举行。“能海上师显密双弘，驻锡五台山达30余年，为汉藏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值得我们学习继承与发扬。”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五台山佛教协会会长、五台山黛螺顶住持昌善法师表示，经过研讨，大家对能海上师在佛教改革与汉藏文化交流中发挥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这对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发展和佛学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