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翥：解读契丹文证明辽朝曾实行双国号制度

契丹大字和小字有何区别

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契丹政权建立。960年，北宋建立，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的“南北朝”。辽朝具有一些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不一样的特点，比如它的国号经常改动。

按照宋人方面的记载和近人的研究，916年，阿保机称帝，以“契丹”为国号；938年，由于燕云十六州的割入，辽太宗为了笼络燕京地区的汉人，将具有较浓厚民族色彩的“契丹”国号改为“辽”；983年，辽圣宗又将国号改为“契丹”；1066年，辽道宗又改国号为“辽”，直到1125年辽朝灭亡。辽朝国号的反复更改以及更改的原因，始终是辽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辽朝建立后，为了记录本民族的语言契丹语，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契丹大字和小字有何区别？刘凤翥先生用形象生动但又不失严谨的话语说道：“（大字）不是因为写得大，小字也不是因为字儿写得小。说得简单点，就是（大字）岁数大，先创造的为大字，后创造的为小字。再说得具体点，就是拼音程度强的为小字，拼音程度弱的为大字。再说得简单点，一堆一堆的是契丹小字，一个一个的是契丹大字。”并现场展示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石刻拓片照片。

由于契丹大字以一个一个的形式书写，每个字本身是一个字，但在从上往下的书写过程中，本字与上方的字可以构成新的字，与下方的字也可以构成新的字，各个字之间不容易区分，因而也不便于使用。就目前发现的资料看，大字的资料少，而小字的资料多。辽朝一直是大、小字并用。金代早期也一直使用契丹文字，直到1191年，金朝才废止了契丹文字。

契丹人从哪里来？去了哪里？

契丹人从哪里来？简单来说，就是由东胡演变为鲜卑，鲜卑中的一部分再演变为契丹。“契丹”一名，最早见于朝鲜史书《三国史记》在378年的记载。《魏书》、《隋书》、两《唐书》中都有专门记载契丹民族的传，可以作为我们了解契丹民族起源的重要文献依据。

契丹人去了哪里？刘凤翥先生说，辽朝灭亡后，金朝占有了辽朝的土地和人民。金朝和其后建立的元朝，把大量契丹人征入军队，派往各地。但派往各地的契丹军士并没有回到故地，而是在当地定居下来，融入当地民族之中。契丹民族好比一座巨大的冰山，不断受到撞击，最终融化在汪洋大海之中。

那么，现在的中国人中还有契丹人的后裔吗？

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组成的专家组，对达斡尔族和云南阿、莽、蒋姓“本人”的基因进行测定，将其基因与从辽墓中发掘出土的契丹人（耶律羽之家族墓、耶律旭家族墓）的头盖骨、牙齿中中提取的遗传基因相比对，证实这两者都是契丹人的后裔。此外，国内有些作为一家一户的人（如北京石景山区的某些人家），从血统上讲也应该是契丹后裔。而被派往中亚等地的契丹人，他们的后裔现在何方，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检验，也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的工作。

契丹文字解读的四次高潮

契丹民族的消亡，意味着说契丹语的人的消逝，记录契丹语言的契丹文字也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逐渐失传。此前，学界一直认为没有用契丹文字书写的纸质文献流传下来。

2010年，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IOM）研究员维亚车士拿夫·扎伊特瑟夫（Viacheslav Zaytsev）发现了一本手抄的契丹大字写成的文献。这份文献最初来自吉尔吉斯斯坦，1954年入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这是目前唯一的一本用契丹大字书写流传下来的契丹语文献。

在中国，所有有关契丹文字的资料都是通过考古发掘、非法盗墓等方式发现的金石材料，包括铜镜、铜印、墓志铭等。

20世纪初，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E. P. L. Kervyn）来到中国内蒙古地区传教。1922年，盗墓贼在今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的瓦林茫哈地方发现了辽兴宗墓。当时该地区尚属林西县管辖，县地方政府抓获了盗墓贼。趁着盗墓贼被抓走的间隙，凯尔温在当地继续进行挖掘。

1922年6月21日，凯尔温挖掘出土了契丹文辽兴宗和仁懿皇后的哀册。但凯尔温本人并不会制作拓本，于是他请中国人抄录了哀册上的文字。随后，凯尔温将其发掘经过以及仁懿皇后哀册的相片，用法文发表在1923年《北京天主教会杂志》（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ekin）第10年第118号上。这是契丹文字失传几百年后，世人首次发现契丹文字，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轰动。
1930年，军阀汤玉麟又在当地进行盗掘，发现了辽道宗墓，并出土了分别用契丹小字和汉字书写的辽道宗和宣懿皇后的哀册。在陕西乾县唐代乾陵的无字碑上，还发现了刻有契丹小字的《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以下简称“《郎君行记》”）。辽墓出土的四件哀册以及《郎君行记》，构成了最初解读契丹文字的重要材料。

第一次高潮发生在1932-1935年间。王静如、罗福成、厉鼎煃是最早研究契丹文字的一批学者。由于辽墓出土了分别用契丹文和汉文书写的哀册，因而学者们在研究时采取了比较的方法进行解读。在五件材料中，除《郎君行记》外，其余四件哀册都不是互相对译的。这给释读带来了一定难度。但其中还是有一些相互对应的内容，如皇帝和皇后的死亡日期、埋葬日期等等。王静如还把契丹小字的最小读写单位命名为“原字”。经过反复对比，中国学者初步释读出了部分年号、干支、年月日等契丹小字单词的词义。“三位学者在大致相同的时间用大致相同的方法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果，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刘凤翥先生说道。

1951-1956年间，日本学者掀起了契丹文字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代表人物有村山七郎、山路广明、长田夏树、爱宕松男、田村实造等人。日本学者解读契丹文字并没有采用更为高明的办法。他们并没有重新认字，而是把中国学者已经认出的字想方设法用蒙古语和满语进行拟音。契丹语、蒙古语、满语同属阿尔泰语系，有一些单词的读音存在一致性。但契丹语、蒙古语、满语毕竟是互相独立的语言，虽然有一些读音相同之处，但读音不同之处也很多，无法等同。日本学者为100多个契丹小字的原字所构拟的读音，经过后来的验证，构拟对的或者接近构拟的读音只有30多个。其中，山路广明考虑到用契丹语与蒙古语的比较，又考虑到契丹语中可能会有汉语借词的情况，像契丹文的“哀册”、“宣懿”等有可能是汉语借词，因而他所构拟的读音比其他人的要正确得多。

20世纪50年代以后，全世界对契丹文字的解读都处于停滞状态。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970年代。1972年，刘凤翥先生在“五七干校”期间开始学习研究契丹文字，并从《郎君行记》的90多个契丹小字、100多个汉字中，找到了解读契丹小字资料中汉语借词来构拟契丹原字音值的方法，解读出其中的人名、地名、官名等契丹小字，做到了一通百通。

197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与内蒙古大学合作成立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刘凤翥先生结合新出土的其他契丹文字资料，对契丹文字中的汉语借词进行了全面的解读，成功构拟出110多个契丹原字的读音，并相继解读了400多条词语，还分析了它们之间的语法关系。这就是契丹文字研究的第三次高潮。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清格尔泰、刘凤翥、于宝林、陈乃雄、邢复礼合著的《契丹小字研究》（16开本，800页），集中体现了研究小组的解读成果。
1993-2002年是中国契丹文字资料出土最为活跃的阶段。由于考古发掘的进展，以及盗墓之风的盛行，契丹文字资料大量出土。本世纪以来，《文史》、《燕京学报》（新）、《民族研究》、《民族语文》、《国学研究》等刊物陆续发表了有关契丹文字解读的文章。目前发表的契丹小字碑刻资料有32件，契丹大字碑刻资料有12件。经过对以上材料的研究与综合，刘凤翥先生于2014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契丹文字研究类编》（以下简称“《类编》”）一书，标志着契丹文字研究第四次高潮的到来。上世纪和本世纪发现的契丹文字资料以及研究成果，都汇总到了《类编》一书中，体现了百年来契丹文字解读的所有成果。

辽朝曾实行双国号制度

契丹文字的解读对于研究辽史有什么重要价值呢？由于近年来契丹文字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辽史研究中的诸多疑团都可以借由契丹文字的解读成果而得到破解。刘凤翥先生举出了两个例子：契丹的国号问题，以及“哈喇契丹”与双国号问题。

关于契丹的国号问题。《辽史》记载，公元947年，“改国号为大辽”。这句话本身并不错，但此处所指的“改国号为大辽”，并不是指改契丹国的国号为大辽，而是改后晋的国号为大辽。石敬瑭曾为辽朝的“儿皇帝”，他死去之后，继位的皇帝石重贵要求对辽称孙而不称臣。947年，契丹出兵灭掉后晋，改后晋国号为大辽，将后晋囊入大辽的版图之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契丹在938年已经改国号为大辽之后，还会有947年“改国号为大辽”的举动。

其次，关于“哈喇契丹”与双国号问题。辽朝灭亡后，耶律大石建立了西辽。但“西辽”并不是它自身的国号，是历史学者为了与原来的“辽”相区别而起的名字。西辽本称“哈喇契丹”。陈述先生在1956年的《哈喇契丹说》一文中提出，不仅西辽自称“哈喇契丹”，辽朝也称“哈喇契丹”，但说理和证据并不充分。当时的《光明日报》“史学”副刊组织稿件对陈述先生的观点进行商榷，陈述先生的答辩文章也被退回。现在看来，陈述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已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浦江教授在冯家昇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辽朝本无“辽”的国号的观点，“辽”的国号用于汉人居住的燕云十六州地区，不用于契丹人居住的地区。

1991年，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志铭》出土，墓志铭中出现了“大中央契丹哈喇”的写法，曾使学界一度陷入困惑之中。2005年，刘凤翥先生在研究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铭》时，终于从双国号的角度解决了这一难题。

学界一般认为，“哈喇”作为修饰语，修饰“契丹”，“哈喇”就是“黑”的意思，“哈喇契丹”也就是黑契丹。而《耶律祺墓志铭》的头四个契丹字中，第一个字与第四个字分别是“大”与“国”的意思，那么，在这两个字之间的契丹文字不可能是修饰语，只能是国号。辽朝的国号只有“契丹”和“辽”，而“契丹”一词已经被解读出来，这里的文字只能是“辽”。

那么，“辽”的读音是不是就是“哈喇”呢？刘凤翥先生通过对蒙古语的考察，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了音译的“哈喇”就是意译的“辽”，“哈喇契丹”就是“辽契丹”之意，证明辽朝曾实行双国号制度。在983-1066年间，不管是大字还是小字，都写作“契丹辽国”，将“契丹”置于“辽”之前。1066年之后，不管是大字还是小字，都写作“辽契丹国”，将“辽”置于“契丹”之前。

由此，刘凤翥先生得出一个结论：凡是汉字文献中称国号为“契丹”的时期，在契丹文字中都称为“契丹辽国”，“契丹”置于“辽”之前；凡是汉字文献中称国号为“辽”的时期，在契丹文字中都称为“辽契丹国”，“辽”置于“契丹”之前。

带契丹文字的文物多赝品

刘凤翥先生指出，现在市场上所能见到的来路不明的、带有契丹文字的物品，无论墓志铭、佛经、佛像、金版画、印版画、书法、绘画、铜镜、印章、钱币、丝织品、木活字、铜活字，都是赝品。尤其是像木活字等印刷材料，稍有印刷知识的人即可判定是赝品。因为活字都是同一个字堆成一盒，才能便于捡用，而市面上的活字，都是不同的字乱七八糟地混在一盒之中，这不符合起码的印刷知识，必然是赝品无疑。

2007年春节期间，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准备从文物贩子手中以6万元的价格购入一方带有契丹文字的墓志。馆方请刘先生前往进行鉴定。刘先生一看墓志盖便知是赝品，他解释说，契丹人只有两个姓氏，皇族姓耶律，皇后姓萧。皇族墓志中很少出现“耶律”的说法，一般用“横帐”指代。该墓志盖第二行写有“横帐”，表明墓主人是皇族，又写有“国舅”，表明墓主人又是后族。一个人怎么可能既是皇族（姓耶律）又是后族（姓萧）呢？因此该墓志肯定是赝品。

没有赝品意识，也没有鉴别能力，最容易上当受骗。刘凤翥先生坦言，他自己也曾上过当。因此他告诫诸位，在鉴定时一定要首先询问文物的来源，凡是来路不明（祖传的或者征集的）、带契丹文字的物品都是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