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动荡的魏晋南北朝：说说形形色色的人生观- 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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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老庄盛行，佛教弘传，两汉以来固守的“明经行修”的道德规范受到挑战，人们开始对自我价值、生命意义做重新的估价，而新的社会道德准则又尚未形成，所以在人生观上尤其表现得纷错舛乱、多彩多姿、形形色色。今天，与大家分享魏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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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老庄盛行，佛教弘传，两汉以来固守的“明经行修”的道德规范受到挑战，人们开始对自我价值、生命意义做重新的估价，而新的社会道德准则又尚未形成，所以在人生观上尤其表现得纷错舛乱、多彩多姿、形形色色。

今天，与大家分享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几种社会思潮，看看古人思考人生的方式与我们现代人有哪些不同之处。

悲人生之短促，叹功业之未成

这一主题的代表性人物非曹操莫属。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人生哲学。这一点，从他的诗词作品中亦可见一斑。

曹操的《短歌行》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度关山》中，他写道：“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

“天地间，人为贵”可以看做是汉魏之际人生自觉的第一声呐喊，更是对汉代忠孝名节高于生命观念的大胆否定，而悲人生之短促，叹功业之未成成为该时代的主旋律。

生命的忽逝，功业之未竟，是这个时代诗的主题，也是人生的主题。正是这种人生观念的更新，带来了诗的清新和风骨文学的铸成。

酒与药

酒、药是两晋士族的一种时尚、一种风流。两晋对酒、药又各有侧重，大致说来，西晋是尚酒的时代，东晋是尚药的时代。

西晋一代，皇帝饮酒，大臣亦饮酒，在官的饮酒，下野的也饮酒，席中有酒，诗中有酒，朝堂有酒，竹林之中也有酒。

众所周知的文人墨客，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大多喜欢谈佛论道，这些场合都少不了酒，以文会友、以酒会友更是当时的流行风尚。

东晋士族中服药是很普遍的，药多为五食散，为了追求长生不老而去官的、弃家的、隐逸的很多。

《晋书·哀帝纪》载：“帝雅好黄老，断谷，服食过多饵长生药，遂中毒，不识万机，崇德太后复临朝摄政。”

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里系统论证了服药可致长生的道理，可见葛洪的长生理论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酒与药，看似不太搭边的两种事物背后，既是对生命的一种认识，也是生命的一种迷茫。

纵情放意的人生观

两晋之际的《列子》中关于人生的态度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贵游子弟颓废和放纵的情绪。

魏晋之际是士人们整体自觉的时代，阮籍、嵇康及“竹林七贤”是这场运动的先驱。

史书记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章仪…”换到现在，就是身高180以上，帅气潇洒的型男一枚。

当时的上流风气是崇尚男人的阴柔之气，而嵇康从来不修饰自己，经常十天半个月不梳洗打扮，再加上小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没人管，放纵之心一刻也没消停过。

同一时期人们的种种怪异行为，是对当时虚假礼仪的不满、蔑视和抗争，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全真”。但其后在元康时期贵游子弟的行为则是一种完全的“放纵”。

《杨朱》提出要人们只求“丰屋美服，厚味姣色”，这是一种典型的纵情、消极的人生，是以个人感官为满足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杨朱》也叹人生之短，他说：“百年者，寿之大齐，千无一焉。”但他叹人生之短，是告诉人们要恣情纵欲，这同曹操须抓紧时间建功立业的进取心态迥然不同。

隐游遁世的追求

隐游遁世，不始于魏晋，但魏晋的隐逸遁世殊为不同。两晋许多隐逸者大多数是政治上的得意者，他们隐逸是为了“逐鱼鸟林草”，调神养色。

正史单独为隐逸者列传，始于《后汉书》，《后汉书》有《逸民传》。传中所列隐逸者，或是政治上不得志者，或是标榜其志操者，他们中间大都为“众望所归”，即所谓“举逸民而天下归心者也”，而东晋戴逵骂元康时的遁逸之人是“好遁迹而不求其本”。

唯钱是求的钱神观

魏晋以来上层仕贵贪得无厌、视钱如命，是另一类人生观。联系晋人比财斗富、卖杏凿核的现象，它又代表了一个群体。

晋武帝时成公绥的《钱神论》，对这种人生观是一个十分形象的描述和披露。

《钱神论》云：“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唯钱是求。朱衣素带，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能己，执我之手，托分终始，不计优劣，不论能否，宾客辐凑，门常如市。谚曰：‘钱无耳，何可暗使！’岂虚也哉？”（《太平御览·资产部·钱下》）

鲁褒又作《钱神论》。《晋书·鲁褒传》载：“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折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由此论之，谓为神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

佛教的虚幻世界

佛经说：在菩提树下开悟的释迦牟尼，看到这个世界上一切众生都在六道轮回的生死大海中升沉，不觉生起无比的大悲心。

晋、宋间的诗人陶渊明在《神释》诗中写道：“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更须尽，无复我思虑。”

甚至儒学色彩极浓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告诫他的子孙中谈到，若不能出家，“当兼修戒行，留心诵读，以为来世津梁”。反映了佛教对当时人们人生观的影响。

佛教给人们指示的极乐世界，对生活在战争恐惧、穷困、饥役中的下层人民看来，是个富有无限诱惑力的世界，对那些困惑、迷茫的士人们来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上述种种人生观，作为一种个体意识而言，其每种意识在每个朝代都可以找到，但作为一个群体意识出现，则是其他任何朝代都没有的。无论“唯酒是务”者也好，“唯钱是求”者也好，还是把希望寄寓来世者也好，都是那个社会世态的一种折射，是对生命意义再审定，是人生价值再认识中的一种困惑和异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