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第一谋崔浩为什么能“料事如神”？- 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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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北魏第一谋崔浩料事如神，其实并无奥秘，说穿了无非八个字：统观全局，知彼知己。先说统观全局。后秦主姚兴去世之时，东晋太尉刘裕率领水军从淮河、泗水进入清河，准备逆流西上，开进黄河，讨伐后秦。因为潼关天险，水军难以到达，他派使节向北魏借道，后秦国主姚泓怕刘裕强兵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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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第一谋崔浩料事如神，其实并无奥秘，说穿了无非八个字：统观全局，知彼知己。

先说统观全局。

后秦主姚兴去世之时，东晋太尉刘裕率领水军从淮河、泗水进入清河，准备逆流西上，开进黄河，讨伐后秦。因为潼关天险，水军难以到达，他派使节向北魏借道，后秦国主姚泓怕刘裕强兵讨伐，也派使节向北魏求援。北魏君臣面临借道刘裕，还是救援后秦的决择。拓跋嗣命文武百官共同商讨，“群臣”都反对借道刘裕而认为后秦“不可不救”。反对借道刘裕的理由是“裕声言伐秦，其志难测”，万一让他们登陆之后攻打北魏，后果不堪设想。后秦“不可不救”则因它是“婚姻之国”。如此，他们主张“发兵断河上流，勿使得西”。唯有崔浩独树一帜，反对“群臣”之说。提出“假之水道，听裕西上，然后屯兵以塞其东”的方略，倘若刘裕攻克后秦，“必德我之假道”，不能攻克，北魏也“不失救秦之名”。

崔浩不像“群臣”那样只凭刘裕“其志难测”，只凭后秦是“婚姻之国”而定战略与国策，提出这样的方略，他考虑到东晋、后秦、柔然以及北魏自身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其一，刘裕吞并后秦之心由来已久，这是他称帝的最后一个筹码，乘姚兴去世之机讨伐后秦，志在必取；其二，姚兴去世，姚泓懦劣，姚氏兄弟相争，国难不断，危机四伏，凭刘裕军队当时的实力，取则必得；其三，因为“南北异俗”，刘裕“必不能以吴、越之兵”与北魏“争守河北之地”，不能成为北魏之患。倘若北魏发兵“断河上流，勿使得西”，则必然激怒刘裕，“上岸北侵”，致使北魏“代秦受敌”；其四，北魏之北“柔然寇边”和北魏当时“民食又乏”，不能再与刘裕为敌而使北魏首尾不能相顾，“发兵南赴则北寇愈深，救北则南州复危”。崔浩尤其不屑“群臣”以“婚姻之国”为由说事，诘问“夫为国计者，惟社稷是利，岂顾一女子乎！”

两晋南北朝的时局犹如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纷争，战事不断。崔浩为北魏出谋策划，总能通观全局，考虑到各个方面的互相联系，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挂一漏万，因小失大。提议借道刘裕，纵其入关，然后堵其归路，只是其中一例，可惜拓跋嗣没有听取崔浩之提议而听从“群臣”之言，发兵阻碍晋军西进，果然激怒刘裕，吃了“却月阵”之大亏，方才“恨不用崔浩之言”。

再说知彼知己。

刘裕攻打后秦姚泓之时，拓跋嗣也想乘机占点便宜，他问崔浩：“裕既入关，不能进退，我以精骑直捣彭城、寿春，裕将若之何？”崔浩不赞成如此偷鸡摸狗、急功近利。他帮拓跋嗣分析北魏的周边环境，“西有(赫连)屈丐，北有柔然”，他们时时都在“窥伺国隙”；又帮拓跋嗣分析北魏与东晋（刘裕）的“强弱利害”，北魏“虽有精兵，未睹良将。长孙嵩长于治国，短于用兵，非刘裕敌也。兴兵远攻，未见其利”，而刘裕此时风头正劲，“克秦而归，必篡其主”，但他想“以荆、扬之化施之函、秦”，却无异于“解衣包火，张罗捕虎”，即使“留兵守之”，也无奈“人情未洽，趋尚不同”，足为“寇敌”入侵提供条件。崔浩劝拓跋嗣只须“按兵息民以观其变”，刘裕攻下的函、秦之地（长安一带）终将为北魏所有。

“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此言出自《孙子·谋攻》。孟氏注:“审知彼己强弱利害之势,虽百战实无危殆也”，崔浩分析的正是“彼”与“己”的“强弱利害”。然这种“强弱利害”并非一成不变，真要知彼知己，还得以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崔浩懂得这个道理。

刘裕克复长安之时，拓跋嗣大为恐慌，立即派遣使臣请和。听说刘裕去世，就想乘机讨伐，崔浩不以为然。拓跋嗣问：“刘裕乘姚兴之死而灭之，今我乘裕丧而伐之，何为不可？”崔浩于是申述此二者之不同。“姚兴死，诸子交争，故裕乘衅伐之”，而刘裕去世，刘宋“党与未离”，北魏若“兵临其境”，彼“必相帅拒战”，不如“遣人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灾，使义声布于天下”，但待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出师”。崔浩不但指出刘宋“党与未离”与后秦“诸子交争”之不同，也看到“党与未离”的刘宋，将会有“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的危机，劝说拓跋嗣等候时机，“坐收淮北”。

拓跋焘的时代，关于是否讨伐柔然，也曾有过两次争论。第一次是“今当用兵，赫连、蠕蠕，二国何先”的争论，长孙嵩、长孙翰、奚斤等朝廷重臣主张先攻“蠕蠕”，崔浩主张先攻“赫连”（即夏国），这个主张基于“知彼知己”：因为“蠕蠕鸟集兽逃，举大众追之则不能及，轻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敌”，而“赫连氏土地不过千里，政刑残虐，人神所弃”，以当时北魏之实力，自“宜先伐之”。恰好日后又碰到夏主赫连勃勃去世，崔浩支持拓跋焘抓住这个时机，一举攻下夏国首都统万城，俘获夏国新主赫连昌，使北魏声威大振。

数年之后，拓跋焘要讨伐柔然，却遭到“群臣”反对，唯有崔浩支持。反对的理由，除了太史令张渊、徐辩提出的“天象”“天意”，还有一条，就是“南寇方伺国隙”。所谓“南寇”就是刘宋，他们认为不能“舍之北伐”。当年主张先伐夏国而暂时不伐柔然的崔浩此时支持讨伐柔然，因为柔然与刘宋的情况都有变化。“蠕蠕恃其绝远”，以为北魏“力不能制”，已经“自宽日久”,如今“掩其不备”出击，其必“望尘骇散”,只因马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不过数日,必聚而困弊”，如此便可“一举而灭”。自从北魏攻克统万以来，刘宋已对北魏“内怀恐惧”，在北魏攻打柔然之时，不可能有所行动，不但“彼步我骑，彼能北来，我亦南往；在彼甚困，于我未劳”，而且“南北殊俗，水陆异宜”，即使将河南之地送与刘宋，他们“亦不能守”,何况如今刘义隆君臣，已远非刘裕时代可比。据此，崔浩十分肯定地回答了寇谦之“蠕蠕果可克乎”的问题，说是：“必克。但恐诸将琐琐，前后顾虑，不能乘胜深入，使不全举耳。”日后虽然大败柔然，却不能大获全胜，果然失之于诸将“前后顾虑，不能乘胜深入”。

知彼知己到这个境界，也可谓出神入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