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温策动杨隆演称吴国王，淮南正式脱离唐朝封王属性，成地方政权

后因进言献策被杨行密看重，得以参与军事谋划。杨行密平定三叛后，授徐温右衙都指挥使。这也完全符合杨行密后期提拔北来人的策略。在杨行密病重期间，徐温坚持拥戴长子杨握，与以周隐为首的“诸将”意见相左。周隐希望由杨行密部将刘威继任节度使。

这与杨行密的心意不符，但似乎是诸将的心声，因为《九国志》称“诸将皆无言”。之所以诸将不认可杨握，也是因为杨握“素无令誉”、“轻易信谗，喜击球饮酒”，不能服众。而徐温坚决支持杨握，徐温了解杨行密自三将叛乱以来的心态，即严重害怕部将，尤其淮西部将；并希望将吴国基业传给子嗣，世袭同替。

此时徐温进见杨行密并提出立杨握为嗣，杨行密很可能同意。见徐温深知己意，杨行密决意以徐温、张颖为顾命大臣。张颖也是北来人(蔡州)，与徐温一同表态支持杨握。杨行密去世后，张颖和徐温共同拥立杨握继立。杨握也不希望受制于人，自选亲信，令徐、张二人感到不安。于是不久之后两人就架空杨握，最后发动政B，拭杀杨握改立杨隆演，并共同执政。而后徐温又处理了张颖，自己独揽大权。

对于杨握及其继位，以及张颖、徐温的辅政，尤其是徐温的独自上台，部分淮西系的杨氏旧将是不支持的。周隐在杨行密面前就公开反对立杨握为嗣，因此在杨握继位后就被借故杀害。宣州刺史李遇不服徐温，常有怨言，最终在宣州起兵作乱，遭到徐温坚决剿杀；袁州刺史刘崇景也起兵。淮西宿将陶雅、刘威虽然也不喜欢徐温，但见李遇被杀，便一同拜访徐温，表明无二心，方才获免。其余淮西将领们则纷纷表示归附，不再公开对徐温表示反抗。

由此看出，对待淮西武人，徐温的大致策略是，对坚决反对自己的淮西系杨氏元从予以绝罚，不反对的则不再过问。李遇等公开反对徐温权势的，都遭到了诛杀；而刘威、陶雅等不想惹祸上身，向徐温低头，也能得以安全。则可见徐温并非想要大规模清洗淮西势力，只需要他们对自己的权威表示认可和服从。

除了徐温过人的手段以外，与周边局势似也是密切相关的。任何吴国内部的大事件都可能影响到吴国的安危，徐温作为实际统治者，很清楚这样的局势，因此不对淮西势力大开杀戒，是较为明智的。这也有利于徐温自身权力稳固。这些淮西将领则能够继续担任刺史、节度使职位，但势力已然大不如前。

此时，以徐温为核心的不带有武人气质的统治集团在吴国也悄然形成。这得益于徐温巧妙的策略。首先徐温从政策上杜绝了武将进一步得势的根基。徐温执政时期(908-927 )，开始奉行保境安民、定立法纪的治国政策，将内部事务放在首位，减少战争。尤其是天拓十五年(918)全部占领江西之后，吴国版图大致固定下来。除非必要的边境护卫战争，吴基本不再向外扩张。

这样使武将基本没有主动用兵的可能。这是鉴于杨行密后期，拥兵一方的悍将田领、安仁义、朱延寿，经常挑动战事，伺机扩展势力乃至叛乱，前文已经论及。故徐温不能给淮西将领类似的机会。另外这时徐温考虑的，是要建立自己的集团，尤其是文士集团，尽可能排斥淮西将领，这是徐温首要目标。

徐温的执政，除淮西派X对此有过异议以外，其它派X反响没有如此激烈。这为徐温组建自己的集团提供了便利。徐温亲信见诸史籍者，主要有严可求、陈彦谦、骆知祥、钟太(泰)章、柴再用、陈拓、刁彦能、徐价、翟虔等。其中严、柴、刁、徐、翟、贾皆为北来人。严可求，同州人，避乱家于江都，早在杨行密时期便辅佐徐温，后助徐温铲除张颖。

在徐温后期又多次“劝温以知询代知浩。”是徐温的首席谋士。柴再用，蔡州汝阳人，初为秦宗权、孙儒部将，后归附杨行密。帮助徐温平定李遇，其后长期为徐温信任，作为亲信武将。刁彦能，蔡州上蔡人。因及时稳定王茂章叛逃后宣州局势，被徐温任命为军事校使，隶属徐知训。徐价，徐州人，为人一向狡黯善变。他曾任吉州刺史，后进入相府，也多次向徐温进言以嫡子替代徐知浩辅政。翟虔，徐州人，被徐温委派阎门宫城武备等使，因对吴帝杨溥防制甚急，令杨溥非常不适，甚至向徐温诉苦。还是因杨溥劝说才免于徐温的严惩。

另有未见于史籍者，据墓志知这些人也得徐温任用。贾潭，洛阳人，早年为徐温所用，执掌书记。孙彦思，庐州合肥人，父为温州司马。可能早年就跟随杨行密征战。天拓十年(913 )被任命为黄州制置使，次年拜为刺史。除柴再用外，其余皆是徐温亲自提拔并信任的北来文武。

对于淮西派X，徐温也进行了拉L，不少人因而投身徐温府邸，辅佐徐温。骆知祥，庐州合肥人，在徐温幕下职掌财赋。钟太章，庐州合肥人，帮助徐温诛杀张颖，立下汗马功劳。其次女嫁予徐知浩长子徐景通(后来的南唐元宗)，虽为姻亲，可能另有监视徐知浩的意图。陈拓，和州历阳人，早年归杨行密，也协助徐温杀张颖，成为徐温亲信将领。

除淮西人之外，还有陈彦谦，常州人，早年任杨行密泅州司马，以干略闻名，徐温居金陵，使其主军国事，他曾劝徐温推动杨吴称王建国，并力主徐温嫡子主政。徐温在主要重用北来人之外，对部分淮西人等也加以任用，扩大统治基础。

随着徐温势力逐步稳固，“论功行赏”也提到了议事日程。对于徐温而言，其权力来源是吴主的授予，那么通过提升吴主的权威，就能相应巩固自己的合法性。于是天拓十六年(919)，徐温策动吴主杨隆演称帝。个中缘由，第四章将具体论述。结果杨隆演拒绝称帝，只称吴国王，改元武义，追封杨行密、杨握，并加封徐温以下诸官员。

在这份任命名单里，除了徐温继续实际掌控吴国朝政以外，徐知浩因此前“朱瑾事件”进入京城，代替徐知训成为辅政人物。而进入中枢机构的文臣中，王令谋籍贯不明，严可求、骆知祥明确是徐温重要幕僚，卢择为京兆醋泉人，杨迢祖杨敬之祖籍掳州弘农。殷文圭为池州人，游恭是建安人。沈颜，唐书法家沈传师之孙，苏州人。因而中央重要人员都属于北来、江南人，并无淮西甚至淮东人。

徐温如此用意，想来是重用北来、江南人，排挤淮南本土，以达到平衡吴国地域派X的目的。在武将中，柴再用为徐温亲信。陈章疑为陈璋，许州人，原为钱谬部将，街州刺史，后归杨行密，多次攻打湖南、吴越。钱镖为吴越钱谬之弟，天拓八年(911)投奔吴国。则进入中枢的武将也以北来人为主，且多并非杨氏元从(如柴再用原为孙儒部将，陈璋、钱镖原为钱谬部将)。徐温不信任淮西杨氏元从的心态也似可管窥。

地方大员中，刘信、李简、李德诚、张崇、王缩五人都得到了将军封号，可知他们较能得到徐温信任，而且能够长期出镇。还有刘金、刘仁规、刘崇俊祖孙三代甚至可以“世袭”壕州。”这都表明，徐温在打击杨氏亲将的同时，也在拉L他们中的一些人，以便更好地掌控地方。对于各小藩镇，尤其是有过作乱经历的宣州、润州、寿州，徐温更加重视。

宣州宁国军，几任节度使田领、王茂章、李遇接连作乱反叛，徐温一度停止了宁国军的藩号，至天拓十二年(915 )纳入徐温所领镇海军管辖，宣州也成为了徐温的巡属。此后宣州也一直由徐氏家族亲自掌控。润州镇海军，在徐温执政初期便被当做徐氏核心地带管理，徐温自领镇海军，镇海军移治异州后，将润州交由徐知浩统领。寿州清淮军也被交由徐温比较放心的王稳、周本等镇守。

总之伴随着徐温策动杨隆演称吴国王，淮南在名号上正式脱离唐廷封王属性，成为了一个名实皆备的地方政权。但徐温治理这个由藩镇转化而来的政权的策略，依旧没有变化。徐温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对于不信任的淮西人，徐温坚决将其排斥在中枢机构之外。但他对自己的亲近僚属信任有加、照顾备至，不会因为非原则性的问题而妄加处置。

一个例子便是钟太章“请功”之事。古来功高震主，即便有大恩而遭屠S的功臣不计其数，徐温对钟太章如此宽容，足见其珍惜人才的理念，但可能也侧面反映其属下并无较多真正可用之人。严可求、骆知祥、陈彦谦是徐温最重要的谋臣和股胧。而他们分别来自北方、淮西和江南，可以看出徐温构建自身集团时兼容并包的用人倾向。

但遗憾的是除了这七八位亲信之外，朝中其余人员虽然得到徐温任命，却并非直属于徐温府中，更大一部分甚至是徐知浩自行辟任，下章将具体论述徐知浩组建自身班底的过程。总之，徐温府中真正亲信和交心之人寥寥。马令称:“温客尤见信者，唯骆知祥、严可求。”当非虚言。

徐温执政期间，淮西杨氏元从势力依然强大，而上文又提到，徐温亲信并不多，大批淮南本土人冷眼旁观，没有进入徐温的班底中。故徐温始终在朝中建立非常稳固的支持派X，仅依靠部分淮西和北来人，以及实际上是徐知浩僚属的人员在统治吴国。人才难得，这致使徐温终究无法进行禅代。

徐温主张对内休养生息、保境安民，对外结好邻邦，使吴国获得相对安定的发展时间。如贸然禅代，将会引发吴国大规模内江，这是徐温不希望看到的。但徐温依然牢固把持吴国政局，并逐步推进:从天拓十二年封齐国公，出镇润州，以异、润、常、宣、款、池六州为都督府(类似封地)，到天拓十四年移镇异州，命徐知训、徐知浩分别留守扬、润州，再到武义元年(919)策动杨隆演称王，拜大承相、封东海郡王。随着吴国的逐步建立，徐温也一步一步地摆脱藩镇僚属的属性，而走向名正言顺的朝廷权臣。

讨论了杨行密和徐温时代的新变化，即淮南开始成为竞争性的场域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这一时期，伴随着高骈的败亡和淮南政治秩序的彻底瓦解，来自淮西庐州的杨行密及其势力崛起，成为整个淮南新的统治者。杨行密部众，最初带有明显的淮西武人特色，是整个政权的中坚力量。同样，在杨行密争霸过程中，许多北方人南下，加入了杨行密的事业，也成为淮南政权不可忽视的地域派X。

在开始治理淮南之后，杨行密面临唐末五代常见的部将问题，他所信赖的庐州同乡田领(宣州节度使)、妻兄朱延寿(寿州节度使)，以及较早归附他的安仁义(润州节度使)，已成为淮南治下新的割据势力，田领更是频频对外动作，结恩怨于钱谬。本章认为，这些问题是由于淮南政权依旧具有藩镇属性，受制于藩镇体系和外部力量制约导致的。杨行密一方面继续信任其他淮西将领，命其各自镇守一州；另一方面，他开始进一步重用北方武将，使扬州幕府中以北来人为主。最终，田、朱、安三将几乎同时发动叛乱，给杨行密制造了较大的军事压力。

虽然杨行密平息了这场危机，其中暴露的问题还是令杨行密担忧的。杨行密晚年坚持传位给并不贤能的长子杨握，并选用北籍部将张颖、徐温作为顾命辅政，则可能是他对淮西武将不信任，希望抬高北来派X限制淮西派X的具体表现。这也正如本章所讨论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淮南政权仍然具有较多藩镇属性残余，武将势力还能左右政局，即便是乡里情谊也很难改变。

但是，淮南政权已经出现了国家属性，杨氏开始自命文武，并继续保持了自高骈以来的政治独立性。杨行密被唐廷册封为吴王，同时由于朱温篡唐，淮南藩镇与唐廷的矛盾，被转化成了杨吴政权与朱梁政权的矛盾，吴政权又以唐廷册封自居正统，这成为了吴此后一直坚持的对外理念。

徐温通过政B获得执政地位，成为吴国的实际统治者，他对于吴国各派之间的策略是比较明确的，即着力打压淮西派X，重用北来派X，培植自己的霸府班底，以在合适的时机谋求禅代。对于淮西派X，徐温一方面坚决镇Y不服从者，如李遇作乱即被平定，另一方面依旧安抚，如陶雅、刘威表示臣服，徐温也没有过多为难他们。

而骆知祥、钟太章等人主动投奔徐温，在徐温的政权中更是居于高位。对于北来派X，徐温十分重视，严可求、柴再用等文武是其中代表，都是徐温幕府中的股胧之臣，并且徐温力推吴国的文治化。这一时期，吴国逐渐从藩镇向国家转变，徐温的策略使这一趋势更加明显。相较于高骈时期，吴国的内部向心力更强:高骈时期武将在地方拥有大权的情况已经得到压制，但杨、徐也没有像高骈一样完全排斥武人，而是文武兼用、以文为主，同时与邻为善。

这使得吴国能够平稳发展、过渡。徐温一步步推进了专权的程度，通过封爵、劝进，将自己从藩镇部将身份转化为朝廷权臣，但他并未完全做到化家为国，他的班底远未完善，更多的江南士人没有聚集到他身边，人才稀缺是徐温幕府的主要问题，这个情况徐知浩将做出改变。这同样是地方政治受制于各方势力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