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无赖

概说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中古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先是三国鼎立，相持不下。继后，五胡入华，进而形成南北对峙之势。朝代更迭，如同游戏。

入魏之后，最为突出的是政治之转变。在东汉时期，汉人崇尚气节，敦崇伦际，社会上形成一种醇良之气习。但曹操拥有冀州以后，开始崇奖跅弛之士，下令再三，至于一些不仁不孝之人，也能治国用兵，士风大坏。如建安十五年（210）春，他就下令：

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八月，又下令曰：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显见，魏武帝曹操此举，已完全抛弃东汉时期所实行的崇重儒行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转而采取重才轻德的政策。因此，一些权诈奸逆之士，也是一朝登天，平步青云，政刑随之失平，风俗以之败坏。时人对这种弊端风习又作如下概括，可谓一语中的：“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

曹操

其实，这也怪不得曹孟德。一是风习转换，固然与他的倡导不无关系，但终究是时势所迫，他是无法负其全部责任的；二是曹孟德自己为人就任侠放荡，颇有些流氓习气。陈寿《三国志》就说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而《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就曹操的行为特征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他“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中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行为如此轻佻，说明曹操不仅是放荡儿，而且也是轻薄子。

当然，在东汉末年与三国鼎立时期，任侠放荡者并非只曹孟德一人，凡是在当时闻名者，或为人豪侠，或行为轻薄，不治操行，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流氓气。不妨试举几例。如袁绍，《三国志》卷6裴松之注引《英雄记》，就说他“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许禇，勇力绝人，手下养着许多“侠客”，当汉末时，“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这种“少年”，其实就是流氓，而“侠客”云云，其行为也大多与流氓相近。许禇豢养这类人物，其为人也可想而知。在吴国，名为豪杰，而实与“好事少年”、“轻侠少年”、“轻薄少年”这类流氓交往者比比皆是。如《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吴书》，说孙坚虽然少为县吏，但也“性阔达，好奇节”，与一些流氓都有交往。他历佐三县，所在多得声誉，一些“好事少年”纷纷归依门下，孙坚“接抚待养，有若子弟焉”。中平元年（184），黄巾军起事，汉朝廷派遣车骑将军皇甫嵩、中郎将朱儁率兵讨伐。朱儁上表，请任孙坚为佐军司马，于是，孙坚手下的“乡里少年”纷纷一同随征。又如鲁肃，裴松之注引《吴书》，就说他“体貌魁奇，少有壮节，好为奇计”。当时天下将乱，这位鲁子敬就学习击剑骑射，“招聚少年，给其衣食，往来南山中射猎，阴相部勒，讲武习兵”。至于吴将甘宁，更是“轻侠杀人，藏舍亡命，闻于郡中”。到了后来，甘宁更是成了一些“轻薄少年”的首领，“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带铃”，闻名郡中。

北魏时期，史料上虽少流氓活动的记述，但也能找到一些。如当时有大倪、小倪两人，“皆粗险薄行，好为劫盗，侵暴乡里，百姓毒患之”。所为虽是劫盗之事，行为却如流氓一般。又如房法寿，小名“乌头”，弱冠时一度出任州里的主簿，但从其一辈子的行为来看，却与流氓极为相近。他在少年时，就好射猎，“轻率勇果，结群小而为劫盗”，以致成为宗族内的大患。至后，又时常盗杀猪牛，还“招集壮士，常有百数”，成为一个流氓头子。还有一位刘灵助，《魏书·刘灵助传》就说他“粗疏无赖，常去来燕恒之界，或时负贩，或复劫盗，卖术于市”。显见，刘灵助初时也是一位流氓。

至晋代，关于流氓的记载就比北魏多了许多。《晋书·刑法志》曾就无赖之徒作如下阐述：

今为徒者，类性元恶不轨之族也，去家悬远，作役山谷，饥寒切身，志不聊生，虽有廉士介者，苟虑不首死，则皆为盗贼，岂况本性奸凶无赖之徒乎！

这里所说的“奸凶无赖之徒”，就是“流氓”。《晋书·刑法志》所表达的意思也很简单，一般犯徒罪的，均是一些本性“元恶不轨”之人，一旦发配到山谷作役，就必然流为盗贼。其实，在晋朝，无赖凶徒是广泛存在的。如吴皮、王隐之流，本来都是“无赖凶人”，却被“皆加重爵”，看来在官场上混得相当不错。与此同时，即使是一些官员，也绝无行检可言，行同流氓无赖一般。如周缙，曾经在建康乌衣道中遇见孔氏之婢，当时正好他与同僚同车，但他不顾廉耻，“便令左右捉婢上车”，其强暴无赖，如此张狂。

在说及晋代的流氓时，不能不提到周处。周处，字子隐，义兴阳羡人。父周鲂，是吴国鄱阳太守，出身倒算是名门，但周处所行，却一如无赖。史载：

处少孤，未弱冠，膂力绝人，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处自知为人所恶，乃慨然有改励之志，谓父老曰：“今时和岁丰，何苦而不乐耶？”父老叹曰：“三害未除，何乐之有！”处曰：“何谓也？”答曰：“南山白额猛兽，长桥下蛟，并子为三矣。”处曰：“若此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则一郡之大庆，非徒去害而已。”处乃入山射杀猛兽，因投水搏蛟，蛟或沈（沉）或浮，行数十里，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人谓死，皆相庆贺。处果杀蛟而反，闻乡里相庆，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吴寻二陆（陆机与陆云——引者）。

这段记述，其主旨固然是说周处弃恶从善，但从中对周处少时的无赖行径也揭示得淋漓尽致。周处的恶行，可与南山白额猛兽、长桥下蛟并称“三害”，可见周处平日里“不修细行，纵情肆欲”云云，实在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其实际所干的可能会更加横行无忌。

南朝刘宋，无赖流氓的活动也极频繁。首先，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就很喜欢“摴蒲之事”，在赌博场上鬼混，很有些流氓习气。《宋书》卷64《郑鲜之传》载此事：“刘毅当镇江陵，高祖会于江宁，朝士毕集。毅素好摴蒲，于是会戏。高祖与毅敛局，各得其半，积钱隐人，毅呼高祖并之。先掷得雉，高祖甚不悦，良久乃答之。四坐（座）倾瞩，既掷，五子尽黑，毅意色大恶，谓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座）席与人！’”皇帝如此，外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萧思话，是孝懿皇后弟之子。当他十余岁时，未知诗书，整天“以博诞游遨为事，好骑屋栋，打细腰鼓，侵暴邻曲，莫不患毒之”。至于一般官员，其少时的流氓活动更是随处可见。如何尚之，“少时颇轻薄，好摴蒲”；臧质，“少时好鹰犬，善蒲博意钱之戏”，也是轻薄无检。

刘裕

说及刘宋一朝的流氓，不能不提到朱龄石与王僧达两位。朱龄石，字伯儿，沛县人氏。少时就好武事，“颇轻佻，不治崖检”。他的舅舅蒋氏，人才伫劣。龄石就让其舅卧于客厅一头，“剪纸方一寸，帖著舅枕，自以刀子悬掷之，相去八九尺，百掷百中。舅虽危惧战栗，为畏龄石，终不敢动”。更为可恶的是，其舅头上长有大瘤，龄石乘其舅熟睡之际，偷偷将大瘤割去，以致其舅一命呜呼！王僧达，琅琊临沂人，为太保王弘少子。后娶临川王义庆女为妻，又出任过太子舍人。从出身、婚姻、为官来看，王僧达还是个颇有身份的人，但所行却不加检束，如无赖一般。他先是在杨列桥观鸭斗，被有司纠参，而且“性好鹰犬，与闾里少年相驰逐，又躬自屠牛”。

在南梁，流氓人物与活动也时常见诸史籍。据载，在南梁，戏荡好博之人不断。如裴之横，“少好宾游，重气侠，不事产业”；朱异，“年十余岁，好群聚蒲博，颇为乡党所患”。而那位南郡当阳人邓元起，在少时就成了流氓头子。史籍说他“少有胆干，膂力过人。性任侠，好赈施，乡里年少多附之”。此外，一些有名的官员，若追查他过去的简历，或轻薄好游，或不持操行，或多或少带有一些流氓习气。如王瞻，“幼时轻薄，好逸游，为闾里所患”；张充，少时也“不持操行，好逸游”，《梁书》这样记述他出猎时的行径：“左手臂鹰，右手牵狗。”架鹰牵狗，这本来就是纨绔恶少的本色。

关于南梁流氓的活动，最值得一记的是曹景宗、陈伯之两人。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自幼就善骑射，喜好畋猎，很有胆勇，手下有一批无赖少年。后来做了官，当上了侍中、将军以后，仍不能摆脱其原有的流氓习气。他为人自恃尚胜，每次作书，“字有不解，不以问人，皆以意造焉”。还嗜酒好乐，“腊月于宅中，使作野虖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这一仪式，本来不过是嬉戏而已，而他的部下则借此“多剽轻，因弄人妇女，夺人财货”。部下这种流氓行径，曹景宗实负有其责。

陈伯之，济阴睢陵人。幼时就很有膂力。年13岁时，就喜欢带獭皮帽，时常带着刺刀，等到邻里田中的稻熟，就偷偷割稻。有一次，正在割稻之时，被田主发现，伯之就大耍无赖。史籍作如下记载：“尝为田主所见，呵之云：‘楚子莫动！’伯之谓田主曰：‘君稻幸多，一担何苦？’田主将执之，伯之因杖刀而进，将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担稻而归。”少时的无赖习气，已是跃然纸上。

关于南陈时期的流氓活动，史籍的记载也着实不少。陈高祖少年时，就“俶傥有大志，不治生产”，颇有些流氓习气。只是长大以后，喜欢读兵书，“多武艺，明达果断，为当时所推服”，才成为“成者为王”一类的人物。在南陈，“恶少年”的活动时有所见。如宝安，年十余岁时，就“便习骑射，以贵公子骄蹇游逸，好狗马，乐驰骋，靡衣偷食”，一副贵游公子的派头。后周文育为晋陵郡守，因征讨而无暇顾及郡中政事，就让宝安监知政事。宝安上任后，就“聚恶少年”，专干不法之事，成为地方上的心腹大患。值得指出的是，后陈流氓大多流入军队，危害军队的军纪与战斗力。如当时有一支“自在军”，其中招集的军兵，都是一些无赖流氓。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土豪、门客的活动也时见诸史载，同样应给以适当的叙述。在当时，“土豪”一词，通常是指那些先世无高官重名而在当地有财有势，但政治上却没有地位，往往被士族高门轻视的人。如西魏的“豪右”王覆怜因“先世无闻”，故被目为“土豪”。梁末的落难士族子弟王元规，即将“土豪”刘瑱看作“非类”，不愿与他联姻。不过这些土豪“子弟纵横”，为此，“百姓甚患之”。如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残掠生民”。后刺史薛道摽率兵讨伐，李波率其宗族迎战，“大破摽军”。因此，李波一家，成了“逋逃之薮”，一些流氓无赖也纷纷归附于他。所以当时为之语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可见，当地百姓对李波一家，惧之如虎狼。

这些土豪，手下又养着一大批“宾客”与“门客”。如南齐曹虎，“善于诱纳，日食荒客常数百人”。 “荒客”云云，其实就是门客，也是一些无赖流氓。这些宾客，也是似狼如虎，在当地胡作非为，欺压平民百姓。如晋祖逖手下，就有一批“宾客义徒”，都是一些暴桀勇士。这些人平常“多为盗窃，攻剽富室”。一旦被地方官吏所获，祖逖就自己出面救解。

所谓“客”，有时又指“剑客”。如北魏阳固，性格俶傥，不拘小节，少时就任侠，“好剑客，弗事生产”。北齐高昂，为人俶傥，胆力过人，专事驰骋，剽掠当地。他“招聚剑客，家资倾尽，乡闾畏之，无敢违迕”。可见，“剑客”之类，与流氓打手无异。

魏晋南北朝存在的流氓人物及其活动，也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当时，游手游食之人颇众，为流氓提供了大量的“后备军”。如晋人傅玄就说晋朝“游手多而亲农者少，工器不尽其宜”。晋人束皙对当时城市游食之多，更是作了如下详尽的概括：“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较计九州，数过万计。”其实，“数过万计”不过是一个保守的数字，有晋一代，实际游食的人数将远过于此。到了东晋，因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也大量随之南奔，称为“侨人”。除“侨人”外，东晋还有很多“浮浪人”。据载，所谓“浮浪人”，就是“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北周时期，从小农中也分离出一批好逸恶劳、不勤事业之人，其实就是一些农村二流子。他们游手怠惰，早归晚出。虽然地方官府将他们单独编为一籍，守令随时对他们加以处罚，但这些二流子仍是有增无减。小农一旦脱离耒耜，流入城市，游手游食，成为无籍贯的浮浪人，其中的大部分固然又会找到新的正当职业，成为雇佣劳动者，而一部分则成为游手无赖，为害社会。

无赖少年与轻侠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流氓的大量活动，应该从“无赖少年”与“轻侠”中去寻找。关于“少年”，在当时称呼不一，或称“轻薄少年”、“好事少年”与“勇敢少年”，或称“恶少年”、“乡党少年”与“州里少年”，统称“无赖少年”。所谓“轻侠”，虽可归于侠客一类，但有时与恶少的关系也颇为密切，所以又有了“轻侠少年”的称呼。有关轻侠的称呼也多种多样，如“凶侠”、“奸侠”、“游侠”之类即是。“游侠”一称，固然是战国、秦汉时的遗存，而“凶侠”、“奸侠”云云，则已明确道出这些轻侠不仅有一副凶狠的无赖嘴脸，而且所行也均是一些奸恶之事，并非一身凛然侠气。

关于“无赖少年”的活动，正史中有不少记述，不妨摘引分类如次：

首先，这种无赖少年，在史籍中称之为“少年”，不作任何意义的限定。如东汉末，张绣“招合少年，为邑中豪杰”；曹仁也“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旅淮、泗之间”。

其次，在少年之前冠之以“轻薄”、“好事”、“勇敢”等限定性的词。吴将甘宁，少年时就好游侠，于是手下就招集了一批“轻薄少年”。这些少年，有些其实就是亡命之徒，身负杀人命案。北魏时，一些郡国的豪右，大为民蠹。于是，太宗下令，优诏征召豪右，但民间多留恋乡土，一些地方官吏就逼遣豪右。为此，就有一些“轻薄少年”，乘机煽风点火，“所在聚结”，以致“西河、建兴盗贼并起，守宰讨之不能禁”。吴地豪杰孙坚手下，除了乡里知旧以外，其中大部分是一些“好事少年”。北周陈忻，少年骁勇，有气侠，姿貌魁岸，同类少年对他敬惮三分。魏孝武西迁之后，陈忻“招集勇敢少年数十人，寇掠东魏，仍密遣使归附”。

再次，这种少年，有时则又称“乡里少年”、“乡党少年”，或称“州里少年”。所谓“乡里”、“乡党”、“州里”云云，其实都是一种地域性的限定，意思均指本地少年。如南陈周敷，本为郡中豪族，为人胆力劲果，超出时辈，而且生性豪侠，轻财重士，于是一些“乡党少年任气者咸归之”；又如任忠，少年时孤贫微贱，被乡党邻舍所蔑视。等到长大，就变得为人诡谲，足智多谋，而且膂力过人，尤善骑射，因此“州里少年皆附之”。

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少年，其种类甚多，他们不但为人轻薄无赖，到处煽风点火，扰乱社会治安，而且还好事凶顽，在乡里为非作歹，是一群为害社会的恶少。这批恶少的存在，对社会治安一直构成巨大的威胁。一旦封建统治秩序败坏，这些少年就会聚集在地方豪侠的门下，或与贼盗合一，或起而谋叛。如侯景之乱时，南昌著姓熊昙朗就聚集少年，“据丰城县为栅，桀黠劫盗多附之”。当然，有时候朝廷与地方官府也利用这些少年好勇斗狠的特点，调遣他们镇压叛乱或农民起义。如东汉末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事，朝廷派遣车骑将军皇甫嵩、中郎将朱儁率兵征讨。孙坚为佐军司马，而随他出征的乡里少年也为数不少。又如梁末，海宁、黟、歙等县及鄱阳、宣城一带，多地方盗贼，近县官府甚感苦恼。当时有一位程灵洗，素为乡里所畏伏，于是地方官府就让他招募少年，“逐捕劫盗”。

魏晋南北朝时期之侠，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一般意义上的游侠，二是轻侠，三是凶侠与奸侠。分类不同，其性质也有所区别。这里所要叙述的是，这些侠客如何从行侠仗义之侠转化为为非作歹的凶侠与奸侠。

先说一般意义上的游侠。如刘宋时期的龙符，为人骁果有胆气，干力绝人。少年时好游侠，“结客于闾里”。又如晋时石崇，也是“任侠无行检”；还有北周时的韦祐，少年时就好游侠，与他相交游的人，都是一些“轻猾亡命”。

关于“轻侠”，其活动也时见诸当时史籍。轻侠，有时就是豪强大族的同义语，他们不但与流氓无赖相通，而且与贼盗勾结，成为控制一方的恶势力。如三国时吴国斯从，为一县吏，“轻侠为奸”。当时贺齐“守剡长”，打算对斯从严加惩治。于是，主簿劝道：“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但贺齐不听劝阻，一心严惩，将斯从立即斩首。不久，斯从的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有时“轻侠”成为豪强的门下之徒，或从事谋反，或起兵反叛。如北魏太宗时，昌黎王慕容伯儿“收合轻侠失志之徒李沈等三百余人谋反”。又如晋代王廞，“即墨绖合众，诛杀异己，仍遣前吴国内史虞啸父等入吴兴，义兴聚兵，轻侠赴者万计”。至于少时轻侠、长时修改，在当时更是习以为常。如北齐高乾，“少时轻侠，数犯公法，长而修改，轻财重义，多所交结”。又如刘海宝，也是“少轻侠，然为州里所爱”。这种轻侠，有时则称“轻果”、“轻险之徒”，与盗贼一般无异。“轻果”云云，是说这些人为人轻率果敢，不计后果；“轻险”者，则在轻率果敢之外，又增加了奸险一意。如北齐时有一位东方老，少年时粗犷无赖，结交“轻险之徒”，共为贼盗，成为乡里大患。

轻侠一变而为凶侠，说明其行为发生了质的变化，侠义的一面逐渐减少，而凶残暴戾的成分却渐趋增加。直至奸侠，轻侠流氓化的历程已经彻底完成。什么是“凶侠”？一般说来，凶侠就是指那些大为民蠹的郡国豪右，也即带有流氓习气的地方豪强。如北魏太宗时，下诏征召豪右入京，以致盗贼四起。太宗曾问北新侯安同、寿光侯叔孙建、元城侯元屈，对凶侠乱民有所释义：“前以凶侠乱民，故征之京师，而守宰失于绥抚，令有逃窜。今犯者已多，不可悉诛，朕欲大赦以纾之，卿等以为何如？”所谓“奸侠”，比起凶侠来，就带有更多的流氓气。他们虽为人轻财重气，却也奸险狡猾，是一些十足的地方豪猾。如北齐时有一位薛脩义，少年时为人奸侠，轻财重气，时常招召豪猾，即使“有急难相投奔者，多能容匿之”。又有一位李愍，少年时就胸怀大志，到40岁时，仍不仕州郡，“唯招致奸侠，以为徒侣”。可见，诸如轻侠、凶侠、奸侠之辈，他们不仅是一些带有流氓习气的地方豪强，而且时常聚集在豪右门下，成为地方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

（来源 澎湃新闻 本文摘自陈宝良著《无籍之徒：中国流氓的变迁》，山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