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商人成军是为报效朝廷吗？并不是，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才是根本

开元天宝为唐朝唐玄宗时期的年号，禁军作为该封建王朝的天子亲军，担负着卫戍京师、维持皇权的重要任务，这原本应是一支精兵强将组成的队伍，然而在开元天宝后，禁军里却混杂着很多商贩之徒；安史之乱后，作为禁军主力的神策军，虽曾强盛一时，但后来亦变得软弱涣散，缺乏战斗力。其原因何在？以通财鬻货为天职的长安商人，为什么纷纷混迹禁军？这一现象对唐后期历史进程有何影响？这些问题颇值得探按。

唐代禁军名类颇多，废置不一，本文所说的“禁军"系指左右羽林、龙武、神威等六军,以及神策军等宿卫京师的部队。

一、长安商人进入禁军

1、唐初时期甚为罕见

唐初，商人在许多方面仍受歧视和限制。唐初规定：“刑家之子，工贾殊类”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工商杂类,无预士伍"。唐太宗规定：官吏“五品以上,不得入市"。商人云集的市场，在统治者眼里几成下贱之所。《唐律》亦规定：“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者，不得仕。”唐初甚至还对工商者的服饰作了具体规定。这表明，当时商人的社会地位仍然很低，也没有很多权力。

唐初禁军的选拔也较为严格。如“北衙七营”卫土的标准是:“长六尺阏壮者，试弓马四次上，翘关举五、负米五斛行三十步者。”这个标准一般商人很难达到，加之当时禁军兵源较为充裕，兵力需求尚不太大。在此情况下，一般商人很难进入禁军。

2、开始出现

但是，高宗、武则天以后，卫士多有逃亡，府兵制日益破坏。开元时更趋严重，竟至“宿卫不能给"，于是玄宗从张说之议，改行募兵制，“一切募士宿卫”，设“长从宿卫”十二万(次年改称“旷骑”)。这次募兵主要在关中进行，长安亦在其中，且召募对象兼及白丁。这就为长安商人进入禁军提供了方便。

天宝末，史称“六军诸卫之士,皆市人白徒。”“禁卫皆市井徒。”司马光更明确指出:天宝以后，禁军“应募者皆市井负贩、无赖子弟。”凡此均说明，当时禁军中已混杂着相当数量的商贩。安史起兵后，玄宗命封常清“募后东讨”。封氏遂“赴东京召募，旬日得兵六万，皆俑保市井之流。”不久，唐政府又“出内府钱物，于京师募兵十一万，号日天武军，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这次应募入军的商人或其子弟显然不少。

3、成为普遍现象

安史之乱后，长安商人混迹禁军已成为普遍现象。代宗广德元年，吐蕃进犯长安，作为天子禁军的六军竟然仓皇“逃散”，以致代宗逃入陕州避敌。为此，郭子仪上书指出：“近因吐蕃凌逼，銮驾东巡，盖以六军之兵，素非精练，皆市肆屠沽之人。”郭子仪所言当是事实。可见当时仍有不少屠沽商贩混迹禁军。

代宗幸陕，鱼朝恩帅神策军护驾有功，该军遂被收编为“天子禁军”。神策军成为禁军后，陆续收编过一些方镇兵，军力渐盛。同时，神策军也曾多次以招募形式补充兵源。建中四年，德宗下令召募禁军，“时禁军募致，悉委白志贞。

两军应赴京师。杀伤殆尽，都不奏闻，皆以京师沽贩之徒以填其阙，其人皆在市廛。”白志贞时为神策军使，他大量收受商人财货，将其“补为军士”。由此可见，这些商人行贿而混迹禁军，他们并不亲自参加宿卫，而仅仅是挂名军籍以取得赏赐而已。司马光明确指出：这些商人挂名禁军籍后，仍然“身居市廛为贩鬻”。德宗贞元中，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曾试图“募才勇之士以易，贩鬻者”，将混迹禁军的商人逐出军伍，也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德宗之后，长安商人混迹禁军可谓司空见惯。当时“长安奸人多寓占两军，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谓之纳课户。”此处所言“两军”，指左右神策军。所谓“长安奸人”则大部分是商人。晚唐时商人混迹禁军者亦为数不少。广明元年，神策军观军容使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数千以补两军。”其中“坊市人”中大部分应是商人。司马光指出：“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这些“富家子”，除官僚子弟外，大部分是富商子弟。

乾宁三年，由于皇帝的殿后四军等亲军中也混杂着不少市井商贩，落得了韩建解散天子亲军的口实，昭宗不得已，遂将殿后四军数万人悉放散，“自是，天子之卫士尽矣。”四十年之后，唐祚遂终。

二、商人争相成为禁军的原因

1、商人想要改变自身社会与经济地位低下的现状

如前所述，唐代商人仍受到诸多歧视，其社会政治地位仍然较低。商人进入禁军或与禁军将领往来，无疑有利于改善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至少可以为其寻找一个政治靠山。巨商窦义就曾对李晟说：“犹恐后有缓急，再来报告令公。”充分表达了他寻找政治靠山的意图。

而且对于中小商人来说，不但社会地位低，其经济地位亦未必尽如人意。他们甚至遭到各种敲诈勒索和盘剥，“宫市”之害作为皇室对人民财物最无赖残酷的剥削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它完全就是在掠夺人民群众手中的财富。对于他们来说，进入天子禁军不仅可得到优厚的赏赐，又可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并且，中唐以后，国家财政支出剧增，而统治者认为“货利所聚，皆在富商。”为此唐政府一再增加商税，并采取“率贷”“借商”“括商”等措施。而且，“借商"大多在长安进行，致使长安商人的经济负担显著增加。由于商税繁重，“高旅失利，多失业矣。”

在此情况下，商人就以各种办法逃税。对长安商人来说，跻身于禁军或与禁军将领往来不失为最佳途径。而且，商人一且混迹禁军，则可凭借政治势力，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商人或应募入军，或挂名禁军籍，或与禁军将领密切往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逃避征赋。

2、禁军待遇优厚

长安商人所以会应募入军，以至行贿而求得跻身禁军，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唐以后，禁军(特别是神策军)待遇十分优厚，在许多方面都享有特权，甚至可以免死罪。如德宗时，“以神策兵有有劳，皆号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恕死罪。”

安史之乱后，“边兵衣饷多不瞻”，而神策军等确是“抚恤优厚”以致驻扎外地的方镇军亦纷纷请求遥隶神策军。总之，禁军所特有的优越地位使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长安商人想尽千方百计，力图跻身禁军，享受这些特殊待待遇。

3、唐政府为之大开“方便之门”

随着府兵制的破坏，禁军兵源发生困难迫使唐政府以募兵等方式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这一重大变化为商人进入禁军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在此情况下，商人就可能以应募的方式进入禁军。如前所述，不少商人正是通过这一途径而进入禁军的。

开元天宝以后政治日益腐败，更贿赂之风盛行。这就为那些富商“窜名军籍”提供了可秉之机。为此，商人们依靠其雄厚的财力进行贿赂，以求跻身禁军。如前所述，白志贞负责招募禁军时，就曾大量收受商人的财货，将其“补为军上”。随着唐后期政治的日益腐败，混遵禁军的商人亦日趋增多。

三、商人纷纷跻身禁军的祸乱

1、加速了唐后期社会和政治腐败的进程

不少商人以行贿等不正当手段挂名军籍，这必然助长行贿之风，使社会风气更加败坏。一些富商大贾贷巨款给禁军将领，为其提供了行贿上级之资，这些将领一旦得到节度使之职(史称债帅)，到行后“则重敛以偿新负",加倍搜括百姓，从而加深了社会矛盾。一些富商大贾与禁军将领暗中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禁军将领利用富商雄厚的财力，而富商则利用禁军将领的权势以权谋求私利，这种钱权结合的结果，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有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一些富商系名诸军后，则依靠禁军权势，“不遵府县法令，以凌衣冠，夺贫弱为事，有罪即逃入军中”，从而使“府县无由追捕”，府县官员乃至朝官对此多有不满。由于禁军地密，府县官员往往不敢至其地，许多不法商人正是利用这一点，依靠禁军的特殊地位横行于坊市之间。

一些官商挂名军籍，逃避征赋，府县官员稍有追查，则会引起“军府纷然”。另外，一些商人凭借禁军特权，以取得超额利润，这对其他商人的经营活动显然是很不利的。概言之，长安商人混迹禁军，或与禁军将领暗中往来，狼狈为奸，加深了京兆府与禁军的矛盾，破坏了京师的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

2、加速了禁军的腐败，严重削弱了禁军战斗力

开元天宝时中央禁军混杂不精，缺乏战斗力这与大量商人混入军伍密切相关。当时“六军宿卫皆市人”，及上阵，“皆不能受甲矣"。禁军如此腐败软弱，岂能抵御安史之叛军，捍卫京师？安史起兵后，唐政府“于京师募兵十一万.....皆市井子弟也”。这样的军队又岂能不败！

在洛阳地区，封常清所部新募兵，亦多为市井之徒，结果该军屡遭败绩，东都旋为叛军所有。时高仙芝所部五万余众驻防陕州，这支部队包括飞骑、部分边兵及新募兵。其中,新募兵就是在长安召募的市井子弟。洛阳失守后，封常清帅残兵退归陕州，与高仙芝会合。不料叛军继至，“诸军惶骇，弃甲而走，无复队伍。”唐军死伤甚众，遂退守潼关。潼关失守后，玄宗仓慌西逃，而“禁军从者裁千人”。至此，唐中央禁军几乎全部溃散。

广备元年，吐蕃进犯长安，然而“六军逃散”，“时禁军不集，征召流散。”以致代宗仓慌逃出长安。在这次抵御吐蕃进犯的战役中,禁军几乎是群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可言。

景福二年，昭宗命覃王帅军三万送凤翔节度使徐彦若赴镇，时李茂贞等合兵数万于周至拒之。李茂贞等所将兵乃百战之余，然而覃王所部“禁军皆新募市井少年”，结果“禁军皆望风逃溃”，一败涂地。李茂贞等乘胜进逼长安，京师大震，士民奔散。李茂贞陈兵长安城西上表问罪。昭宗不得已，为之先后贬杀宰相杜让能、神策中尉西门君遂等人，李茂贞等才算罢休。这场风波终以昭宗委曲求全而告结束，反映了禁军软弱无力的真实情况。

四、总结

开元天宝后，以通财鬻货为天职的长安商人因自身与社会推动的原因，纷纷混迹禁军，从而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而其最直接的不良影响则是削弱了禁军的战斗力。玄宗、代宗、德宗、僖宗、昭宗等屡次仓慌逃出长安均与禁军混杂不精、软弱涣散有关。

参考文献：

1、薛平拴《试论开元天宝以后的长安商人与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