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漕运与转载线路是怎样的？唐代中后期的漕运，有何变化？

事实上，基于前代历次的失败和教训，唐朝并没有采取穿凿砥柱的做法，而是变通思路，在黄河两岸的山崖之间又开辟出了新的转载线路，借以绕开砥柱天险阻碍，避天险而运输。毫无疑问，

在隋唐时期“河渭漕挽”的运输过程中，受限于地理条件的阻碍，三门峡段已经是整个漕运的“瓶颈”所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关东漕粮的输入。

为此，唐代不惜以巨资投入来整治三门峡漕运。由此可见，唐代在黄河峡谷的沿岸道路上分设有“递场”衔接运输，并配合以民间征调的车、牛，往来运输，从而尽可能地提高了陆路运输的效率，使漕运得以绕行天险。

但这样一来，却也有新的问题随之产生：由于漕运过多地占用、损耗有限的畜力资源，以“八递伤牛”故，势必会使运输成本抬高，长此以往，根本无法维持。"待到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时，关中地区又遭遇了一场十分严重的雨灾，导致京师长安的粮价飞涨，时任京兆尹的裴耀卿适时重提“节级便取”的运输方法，这才引起了唐玄宗的注意，开始下定决心要着力恢复“河渭漕挽”。

如此一来，“水通则随近运转，不通即且纳在仓，不滞远船，不忧久耗”，完全可以做到随运随存；同时，鉴于“三门既水险，即于河岸开山，车运十数里”，裴耀卿仍依循绕行砥柱的思路，在三门山的东西两侧分设有集津仓(今龙岩遗址)、盐仓(今下仓遗址)，另作为漕运中转的的枢纽，如“每运至仓，即般下贮纳”、“水通即运，水细便止”使用。

随后，又经过一年多的施工建设，漕运系统全线贯通，沿途诸仓之间已经形成了联动效应，江南漕船可先行“自河阴送纳含嘉仓，又送纳太原仓”，再“自太原仓浮于渭，以实关中”，时人“谓之北运”。

待到韦坚重新将漕渠疏通时，关内最后三百里运输的难题也得到了解决，遂与三门峡漕运连通转载，终于又重现了昔日“河渭漕挽”运输的繁忙景象。在此基础上，凭借着统一的调度和指挥，来自各地的漕船、车马协调运作，仓庾中转衔接，使漕运得以大幅提高运输效率，结果“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凭借着“河渭漕挽”运输的全面恢复，唐朝总算是暂时解决了漕运艰难的现状。

唐代中后期的漕运变化

但是，漕运畅通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在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围绕着长安、洛阳两京地区的争夺，唐军与叛军展开了反复地拉锯，“是时淮、河阻兵，飞挽路绝”，通往关内的漕运几乎断绝，漕渠渠道淤废；而在平叛战争结束以后，国家局势仍一直持续动荡，为确保东南地区的贡赋转运，朝廷起用了擅于财政的刘晏兼任盐铁、漕运等职；

自此起，“晏始以盐利为漕佣”，吸引商贾加入，“复江淮转运之制，岁入米数十万斛以济关中”，总算勉强恢复了漕运输送，却再也无法重现战前的水平。

事实上，

随着唐朝国势日渐衰落，就连正常河段的运输也开始变得越显艰难

，至大中五年(851年)时，如“漕米岁四十万斛，其能至渭仓者，十不三四”，确已说明漕运发展之式微；待到唐朝统治的末期，军阀朱温又强行迁都于洛阳，直接拆毁了长安，从而间接引发了整个漕运系统的重组，遂有开封城崛起，逐步取代了长安、洛阳原有的地位。

同时，按宝历二年(826年)将“太仓广运潭复赐司农寺”的记载，可知漕渠废用已久。在这种情况下，若还有漕运，漕船也只能改行渭河；及至“太和初，岁旱河涸，接沙而进，米多耗，抵死甚众”，运输显然已无法维持。这个时候，考虑到“秦、汉时故漕兴成堰，东达永丰仓”，又有“咸阳县令韩辽请疏之”，是为隋唐时期第三次重疏漕渠的提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朝议过程中，已有详细说明这次这次重疏漕渠的政治意图：彼时，右相李固言“以为非时”，本不予赞同；可文宗却坦言：“苟利于人，阴阳拘忌，非朕所顾也。”执意想要落实。究其原因，当如中书侍郎李石所述：“此漕若成，自咸阳抵潼关，三百里内无车挽之勤，则辕下牛尽得归耕，永利秦中矣。”

据此推断：在当时的实际条件下，仅凭陆运车转，运输势必得要占用大量的耕牛畜力，以致于严重影响到正常的农耕生产。毫无疑问，

出于对运输成本的考量，这才是统治者之所以要坚持重疏漕渠的直接动机。

除此之外，针对韩辽是否有过疏凿漕渠一事，郭声波已有提出质疑，并认为《旧唐书》和《新唐书》在转述的过程中存在曲解。客观而论，按“昨辽计度，用功不多”一语，李石所指应当只是重修兴城堰的工程规模；

若要“结合唐后期两税法施行后很难大规模征调力役和地方财政拮据的情况”，则唐朝方面确已无力再去重新疏凿漕渠故道；如果只是简单地将水引入旧渠，却又未作疏通，怕也是无济于事的徒劳。所以说，即便韩辽确有重疏漕渠的行为，其效果恐怕也十分有限；甚至说，这就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最终很可能不了了之。

受此影响，每年漕运至长安的粮食尚不足四十万石，还时常会有运输不济的现象发生。正如《新唐书·食货志》所载：“贞元初，关辅宿兵，米斗千钱”，由于持续的战乱、封锁，使长安城内一度出现了大规模粮荒，以致“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

为此，饥饿的禁军将士心生怨愤，几乎就要发动哗变，幸得韩混所部及时将三万斛米运送至陕州，消息传来，这才稳定住人心；其后，为将这批粮食尽快输送到长安，朝廷甚至不惜“以飞龙驼负永丰仓米给禁军”，所用的牲畜、车辆更是不计其数，结果“陆运牛死殆尽”，“倒是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很显然，在国势日渐衰落的历史背景下，不仅漕渠废用，就连唐朝苦心经营了数十年的漕运系统都已很难再维持下去，而唐德宗“吾父子得以生”的事例则更是说明了漕运所要面临的现实状况。应该说，仅就漕运衰败所见，这正是唐代中后期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国家与边疆的长治久安，中晚唐在西北驻扎大军，饲养军马”，但经历安史之乱的破坏以后，关陇残破，因而“主要依靠来自内地的资源在西北维持军政体系，与吐蕃、回纥曾长期争锋”，势必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漕运调拨钱粮资源”。

事实上，唐代中后期每年四十万石漕粮的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尤以朝廷与藩镇之间的攻伐谋略，大多也是围绕着运河、漕运所展开的反复争夺，这些事例贯穿于唐代中后期的历史发展之中，恰是说明了

漕运兴衰之于整个王朝统治走向的决定作用。

小结

综上所述，基于对前人工作的整理，现已将隋唐时期关中漕渠的历史沿革、渠道渠系和沿途的仓庾、码头一并考证如上；在此基础上，尝试着将逐个孤立的交通枢纽作连点成线，形成一条完整的水陆运输线路，借以呈现出历经隋唐两朝经营的漕运系统之基本面貌。

相较于汉渠故道的行迹，隋渠在线路上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唯有唐渠是以滋堤堰拦截浐、灞之水，交汇形成广运潭水面，从而将灞河沿岸的漕渠渠道整体向上游推移，改“霸水故渠”为一条新的主线，实为历代漕渠线路之主要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回归到历史语境下的探讨以后，通过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分析，可以发现历代修凿漕渠的动机存在有明显不同。应该说，隋朝初年的情形与西汉较为相似，内外诸事造成了巨额开销，因而必须要以扩大漕运输入、提升运力作为当务之急。

但是，有唐一代所要面临的问题明显要更多、更复杂，除却纾解灾荒以外，还必须得兼顾到成规模运输所带来的效益考量，这一点尤其是在唐代中后期国势日渐衰落的情况下愈加凸显。为此，深陷于饥荒之中的统治者虽有心想要重新疏通漕渠故道，但却根本无法将恢复运输的想法付诸于实践，因而只能怀揣着一厢情愿的主观想法，勉强在漕运不济的现实处境中苦苦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