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刘渊的崛起：匈奴人刘渊如何建立后汉？

五胡的兴起，可归结为中原晋朝内部的混乱引来了外部势力的侵入，“内难兴于戚属，外祸结于藩维”（《魏书·列传第八十三》）。晋室当时的内讧，后世称之为“八王之乱”。这场内讧历时十六年，始自汝南，终于东海。

“八王之乱”期间国政黑暗，政治迫害此起彼伏，国势大衰。而此刻，外族的兵马已经蠢蠢欲动。

首当其冲者便是匈奴人——刘渊。

刘渊字元海，是新兴匈奴人。著名的匈奴单于——冒顿（读作“默独”）的后人。刘渊之父乃是匈奴的左贤王，名叫刘豹。关于刘渊的出世，史书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刘豹的妻子呼延氏，曾去龙门祈祷，期望上天可以赐给她一个儿子。此时，有一条头上长着两只角的鱼游到呼延氏面前（龙门内应该有一个水池），过了好一会儿才游走。当天夜里，呼延氏做了一个梦，梦见白天所见的那条鱼化为人形，左手中拿着一样东西，大约有半个鸡蛋那么大，闪闪发光。他对呼延氏说：“此是日精，服之生贵子。”第二天醒来后，呼延氏把这个梦告诉刘豹。刘豹认为这是一个“吉徵”。十三个月后，刘渊出世了（约在曹魏嘉平年间，即公元249年至254年之间）。（《晋书·载记第一》）

奇人诞生，必有异兆。刘渊的降世亦是如此。长大后的刘渊非常好学。他拜上党崔游为师，学习《毛诗》、《京氏易》以及《马氏尚书》，但他最喜欢读的书乃是《春秋左氏传》和《孙吴兵法》。其他如“史、汉、诸子，无不综览。”（《晋书·载记第一》）。

钱穆先生在其著作《国史大纲》中曾提到“诸胡中匈奴得汉化最早”，“故匈奴最先起”（《国史大纲·第四编·第十五章》）。刘渊极其子刘聪等人皆染汉学。不但习文，其武艺也同样了得。刘渊“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妙绝于众”（《晋书·载记第一》）。

当时的太原王浑、上党李憙都极力推崇刘渊的才能。王浑更是将刘渊推荐给晋武帝司马炎。王浑之子王济亦对晋武帝说道：“陛下若任之以东南之事，吴会不足平也（当时孙吴政权尚在）。”（《晋书·载记第一》）晋武帝点头称善。

可孔恂、杨珧则认为“元海之才，当今懼无其比。陛下若轻其众，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权，平吴之后，恐其不复北渡也。”之后更是一语诛心，提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晋书·载记第一》）。晋武帝闻之默然。

孔、杨二人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的。依刘渊的能力，加之些许野心，割据一方的事情极有可能发生。而且当时正处于晋、吴两国对峙期，汉末以来的诸侯割据局面方才收场，人们对于乱世的忧虑心理还未被彻底消除。

而当时的凉州，正为鲜卑人秃发树机能所攻陷。

树机能强极一时，连连击败数名晋将，一度将晋廷逼上绝路。李憙曾向晋武帝举荐刘渊。认为若“假刘渊一将军之号，使将之而西，树机能之首可指日而枭也。”孔恂则极力劝阻，认为“渊果枭树机能，则凉州之患方更深耳。”（《资治通鉴·晋纪二》）此事只好作罢。

日后，王弥离开洛阳，刘渊于九曲之滨为王弥饯行。临行时，刘渊曾流着泪对王弥说：“王浑、李憙以乡曲见知，每相称达，谗间因之而进，深非吾愿，适足为害。吾本无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阳，永与子别。”“因慷慨歔欷，纵酒长啸，声调亮然，坐者为之流涕。”（《晋书·载记第一》）

晋武帝司马炎于太熙元年（即公元290年）四月去世。接任帝位的是其二子——司马衷，即晋惠帝。

晋惠帝在历史上素以愚蠢著称。后人更称其为“白痴皇帝”。史书中记载着这么一件事：说当时天下荒乱，老百姓吃不上饭，饿死了许多人。有人把这个事情告诉晋惠帝，晋惠帝说：“何不食肉糜？”（《晋书·惠帝纪》）“肉糜”即煮烂成糊状的碎肉。晋惠帝的意思是“百姓既然吃不上饭，那他们为什么不去吃肉糜呢？”可是，在当时的背景之下，百姓连米饭都没的吃，又哪来的肉糜吃呢？后人以此事为理由，极力称晋惠帝之“不慧”、之“白痴蠢钝”。

晋惠帝确是昏庸的。其无作为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自身缺乏雄才大略；二、大权旁落，政不己出。就连他的帝位也是靠野心家们的幕后操控所得到的。晋惠帝无统驭群下之才，其皇后贾氏却是一个野心勃勃之人。贾氏与大臣杨骏的不和招致了空前的大内斗。“八王之乱”拉开序幕。（八王之乱的来龙去脉可参看清朝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卷八·八王之乱》）。

当时，刘渊被授以匈奴北部都尉之职，史称“渊轻财好施，倾心接物，五部豪杰、幽冀名儒多往归之”。（《资治通鉴·晋纪四》）

而时之天下，已经开向大混乱的局面发展，各路群雄并起：北地有郝散、郝度元兄弟；秦、雍一带有齐万年；李雄占据益州；张昌举兵义阳……天下汹汹，寇盗蜂起。刘渊的从祖右贤王·刘宣召集族人，认为此时正是称霸的时候。刘渊“英武超世”，“天苟不欲兴匈奴，必不虚生此人也！”（《资治通鉴·晋纪七》）于是，刘宣及其族人密谋推刘渊为大单于。刘渊当时人在邺城，而邺城则是由成都王·司马颖镇守的。刘宣等人派呼延攸前往邺城，告诉刘渊他们的计划。刘渊得知消息后，打算离开邺城，就跟司马颖说他要回去奔丧。可这一请求遭到了司马颖的拒绝。于是，刘渊只好先让呼延攸回去，“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杂胡，声言应颖，实背之也。”（《晋书·载记第一》）

不久后，王浚及东嬴公·司马腾起兵进攻司马颖，刘渊向司马颖献策道：“今二镇跋扈，众余十万，恐非宿卫及近都士庶所能御之，请为殿下还说五部，以赴国难。”（《晋书·载记第一》）刘渊所想的，依旧是返回故地，与刘宣等人汇合。司马颖起初还有疑虑，认为就算能发五部之众，也未必可挡鲜卑、乌丸之劲骑（王浚所率）。司马颖打算“奉乘舆还洛阳，避其锋锐，徐传檄天下，以逆顺制之。君意何如？”（《晋书·载记第一》）

若依司马颖这条方针，则刘渊将无法实现其野心，所以刘渊劝道：“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勋于王室，威恩光洽，四海钦风，孰不思为殿下没命投躯者哉，何难发之有乎！王浚竖子，东嬴疏属，岂能与殿下争衡邪！”（《晋书·载记第一》）一方面极力抬高司马颖的地位，一方面认为此时不能示弱于人，此事应当速办：“殿下一发鄴宫，示弱于人，洛阳可复至乎？纵达洛阳，威权不复在殿下也。”（《晋书·载记第一》）进而为了使司马颖放心，刘渊夸下海口道：“当为殿下以二部摧东嬴，三部枭王浚，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矣。”（《晋书·载记第一》）听了这一番话，司马颖非常高兴，于是便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

困龙入海，岂可复制？刘渊回到左国城（今山西省方山县境内），接受了刘宣等人所上的大单于之号。短短“二旬之间，众已五万”。刘渊将都城定在离石。

不久后，王浚的人马打败司马颖，司马颖“挟天子南奔洛阳”。刘渊闻知此事，说道：“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然吾与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晋书·载记第一》）刘渊此时是想去帮司马颖一把的，可刘宣劝住了他，对他说道：“晋人奴隶御我，今其骨肉相残，是天弃彼而使我复呼韩邪之业也。鲜卑、乌桓，我之气类，可以为援，奈何击之！”（《资治通鉴·晋纪七》）刘宣是说天厌晋室，应当与之划清界限。此时是复兴大业的时候，应和鲜卑、乌桓搞好关系，怎么可以去攻击人家呢？刘渊听了此话，觉得很有道理，说道：“善！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资治通鉴·晋纪七》）

于是乎，刘渊将都城迁于左国城。他以当年匈奴与汉室曾约为兄弟，“兄亡弟绍”，所以建国号曰“汉”。刘宣等人上尊号，请刘渊称帝，刘渊说道：“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称汉王。”（《资治通鉴·晋纪七》）于是即汉王位，改元元熙，并追尊安乐公刘禅为孝怀皇帝（借尸还魂之计）。就这样，十六国之中第一个政权建立了。此时乃是公元304年。

现行的高等院校教科书《中国古代史》中，以淝水之战为分界点，将十六国分为两个时期（《中国古代史·第九章·第三节》）。而钱穆先生则将十六国分为五个时期，即：一、晋、赵、蜀三国鼎立期；二、第一次燕、秦分据期；三、苻秦全盛期；四、第二次燕、秦对峙期；五、刘裕灭秦后之北方三国（《国史大纲·第四编·第十五章》）。我个人更倾向于钱穆先生的分法，更细节、更明了。而这一篇所讲到的刘渊建立“汉“政权，正处于十六国历史的开始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