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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西元２２０——２６５年）至两晋年代（西元２６５——４２０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著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藉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著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著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著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这一则故事是大家熟悉的魏晋名士的轶事，它很能说明魏晋人生与文艺以兴为美的特点。位于江南的山阴之地很少下雪，雪夜皎美的景色使富于生活情趣的王子猷油然兴感，想起左思的《招隐诗》，不由得想去剡溪造访一位叫戴逵的高士，这种兴致在于本身的偶发性，并不以功利目的，即见不见戴逵为目标，故而兴发而行，兴尽而归。在这里，“兴”就是目的与乐趣，南宋文人曾几在《题访戴诗》中说：“不因兴尽回船去，那得山阴一段奇。”宗白华先生说：“这截然地寄兴趣于生活过程的本身价值而不拘泥于目的，显示了晋人唯美生活的典型。”宗白华先生独具只眼地发现了这则轶事中蕴含的晋人唯美生活的意义，这也是魏晋风度的表现。

我们现在再来说说著名的王羲之的兰亭故事。东晋王羲之等人在东晋晋穆帝永和九年（西元３５４年）于兰亭举行的文人集会，将文人的以诗会友与民间的三月三日禊饮之礼结合起来。当时许多人士写诗歌，后来编成集子，王羲之在当时写了一篇序，这就是著名的《兰亭集序》，文章以优美清丽的笔调，描画出位于江南的山阴兰亭阴历三月三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与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景观，诗人触景生情，由物的感发，得想起人生的意义，王羲之认为，人生的过程，生命的价值，它既不是庄子所说的一死生，也不是俗人所理解的外在功名，而是在于生命过程中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