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可信吗？- 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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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五胡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可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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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中，北方的各种非华夏势力被发动起来，最终他们脱离司马氏诸王的控制，攻陷洛阳。华夏的晋帝国退守南方，北方从此开始了被史家称为“五胡十六国”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该如何看待，又是如何书写的？史家润色的结果：“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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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可信吗？简介 文章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中，北方的各种非华夏势力被发动起来，最终他们脱离司马氏诸王的控制，攻陷洛阳。华夏的晋帝国退守南方，北方从此开始了被史家称为“五胡十六国”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该如何看待，又是如何书写的？

史家润色的结果：“僭伪诸君有文学”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立有一条，专论十六国中的非华夏君主的文化素养：“晋载记诸僭伪之君，虽非中国人，亦多有文学”。

赵翼所举，在《晋书·载记》中都有据可查。除了沮渠蒙逊和赫连勃勃的事例稍嫌单薄，其列君主的“文学”大多有细节性的事实支持。这些材料常被现代学者引用来说明五胡十六国政权在文化上的“汉化”。

石勒虽号称羯胡部落小率之子，但从其幼年经历看实处于普通非华夏编户的地位。此后他一度沦落为田客与奴隶，还有过“两胡一枷”被执卖山东的遭遇。他没有机会像刘渊父子一样从师读经，《世说新语》明言“石勒不知书”，事实上连他的华夏式姓名“石勒”都是起兵以后牧率汲桑取的，石勒在华夏经典文化上的素养几近空白。

然而细读《石勒载记》，又不难找出石勒“有文学”的一些证据。当石勒得知刘曜停授殊礼，撤销对自己的赵王加封之时，怒而下令，其文中即有“孤惟事君之体当资舜求瞽瞍之义”一句；其后假意辞让群臣上尊号之请的诏书中，也有“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犹服事殷朝……况国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之语。

当然，这些诏令文书出于词臣之手，尚不能直接代表石勒的才学。然《载记》中石勒与高句丽使者宴饮，在宴会上即兴说出品评两汉魏晋，表现其对历史不仅熟知，而且有自己的思考。按照《载记》的叙事，石勒的历史知识大概是听来的：“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

不仅如此，《载记》中多处叙述石勒尊礼儒臣、招引贤良、在中央与地方兴立学校的举动，与赵翼所举的刘曜、慕容皝、苻坚无异。石勒又为其太子弘取字“大雅”，使其“受经于杜嘏，诵律于续咸”。

总之，《石勒载记》展示给读者的石勒，虽少无学术可称，但长而好学尊儒，随着地位的逐步升高，言谈举止中的华夏文化素养也随之增长，最终完成了从羯胡小率、田客牧奴到华夏帝王的转变历程。

后凉的建立者氐人吕光，《载记》言其“不乐读书，唯好鹰马”。或即由此赵翼不将他列入“有文学”之君。然而《载记》中至少可以举出三例，旨在描写吕光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其一，在破龟兹时，“光入其城，大饗将士，赋诗言志。”

其二：（吕）光后宴群僚，酒酣，语及政事……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诸侯；吴起之术无亲，而荆蛮以霸，何也？”业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临四海，景行尧舜，犹惧有弊，奈何欲以商申之末法临道义之神州，岂此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光改容谢之，于是下令责躬，及崇宽简之政。

其三：“著作郎段业以光未能扬清激浊，使贤愚殊贯，因疗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诗《九叹》、《七讽》十六篇以讽焉。光览而悦之。”

在第一段记述中，没有明言赋诗者是否包括吕光本人，但从他主持这一仪式性的举动来看，至少他是想展示自己“有文学”的一面。

第二例颇似上文中石勒评论古帝王的场景，也是在必须即兴发言的酒宴上，故而同样显示他对古代治国学说的熟悉。而借段业之口，尧、舜作为帝王最高典范的地位得以重新确认，与石勒自言“轩辕岂所拟乎”一样，史籍借此表现出“五胡”君主们对儒家塑造的华夏古圣王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的认可。

第三例再次表明吕光具有解读诗歌中微妙的“表志”、“讽喻”的能力。被赵翼标为“有文学”的姚兴，也曾因为好田猎，引起京兆杜诞著《风草诗》、冯翊相云作《德猎赋》的讽谏，“兴皆览而善之”。吕光在此事上的表现与姚兴无异。

这些用诗赋讽谏的传统，即使不追溯到《诗经》的《国风》，至少也可以在“司马相如——汉武帝”以及“扬雄——汉成帝”的史事中找到原型。不只是对诗赋的解读能力，而是这种“诗赋讽谏——览而悦之”的行为本身，就已经起到塑造华夏式贤明君主的作用。

十六国各政权大部分都撰有国史，可惜这总计达数十种的“霸史”皆已无完书流传。幸好有佚文流传，有助于我们了解十六国国史的原貌，也确认了《晋书载记》、《十六国春秋》与十六国国史的因袭关系。

自撰的“国史”是集中体现一个政权对自身的形象塑造的文本，十六国“霸史”所具有的国史性质，也保留到了《十六国春秋》与《晋书载记》之中。在十六国国史零碎不全的情况下，《晋书载记》和《十六国春秋》成为我们探讨十六国政权历史书写的最主要材料。特别是其中具有溢美性质的言辞，与其说出于唐朝史官或者北魏崔鸿之手，毋宁说是十六国政权的史官苦心润色的结果。

君主异象：实际比附华夏古圣先王

十六国史料所呈现的君主，除了具有华夏文化素养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特征。其中较为显著的，是他们出生时的神异和长大后体貌的奇特。借《北堂书钞·帝王部》的标目，可称为诞载之异与奇表之异。可是他们既与常人有异，互相之间却大有共同点，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神异与奇表几乎都能在历代华夏帝王的“神异库”中找到对应者。

帝王出生之时，记载中往往有神异，十六国君主也不例外。最突出的是“神光”：

刘聪：夜有白光之异。

石勒：生时赤光满室，白气自天属于中庭。

苻坚：有神光自天烛其庭。

吕光：夜有神光之异，故以光为名。

神光之异不见于东汉之前的帝王，第一个拥有此项神异的是汉光武帝。《后汉书·光武帝纪》“论曰”：“生光武于县舍，有赤光照室中。”其后附会者转多，如晋元帝“生于洛阳，有神光之异”，又如宋武帝刘裕“始生之夜，有神光照室”。十六国诸君亦对神光之瑞颇有偏好，表明这一点上，他们共享了同一种有关“正统天子”的观念。

另外，史书记载中，十六国君主身高者居多，最高的刘曜身长九尺三寸，约合2.23米；姚襄与赫连勃勃八尺五寸，约合2.04米。刘渊与吕光是八尺四寸。李雄八尺三寸。慕容氏诸帝都是长人，有记录的最矮的是石虎，长七尺五寸。

华夏古圣先王也多是身材伟岸之人，尧身长十尺、禹长九尺九寸、汤九尺、周文王八尺二寸、孔子九尺六寸、秦始皇八尺六寸、项羽八尺二寸、汉高祖刘邦七尺八寸、汉昭帝八尺二寸、刘备七尺五寸（一说七尺七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