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因(1249年—1293年),字梦吉,号静修,元雄州容城(今河北徐水县)人,元代著名理学家、诗人。刘因父祖皆为金朝人,故他自视为亡金遗血,元灭南宋,他屡作哀宋之文,思想感情与元蒙一直格格不入。至元十九年(1282年),应召入朝,为承德郎、右赞善大夫,不久以母病辞官。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朝廷再度征召,刘因以病拒绝。至元三十年(1293年),刘因病逝,朝廷追赠翰林学士、资政大夫、上护军,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刘因是元代重要的儒学代表人物、元初北方理学大家,为理学由宋到明的过渡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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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因出生于宋理宗淳佑九年(1249年)闰二月九日,蒙古灭金后的第十五年。 刘因的故乡容城地处冀中平原腹地,刘因的祖辈世代居住于此,长期身为金朝的臣民,高祖父、曾祖父和叔祖父曾三世仕金, 其父刘述亲身经历了金朝末年的战乱,而后曾短期在元朝做官,但主要过的是隐居不仕的处士生活。时代的风云,家业的盛衰,祖父辈的经历,都在他的心灵中烙上深深的印迹,给予他的思想和性格以重要影响。
刘因在故乡出生时,已是战乱初宁的元蒙初年。刘因幼年,就全国范围说,战争虽有,但刘因生活的今河北一带,倒是一派升平气象。这期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久乱初宁的年代。元朝初年,由于社会安定,政策得当,北方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加数倍”。全国的统一,交通的畅达,也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城市贸易、农村集市以及对外贸易都有了巨大发展。 刘因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恰逢这样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它对刘因思想的形成有巨大影响。
刘因自幼受儒学家世熏陶,其父刘述兴趣广泛,对天文、历数、阴阳、医方、性学、史学等都有研究。 刘因出生后,父亲对他十分钟爱珍视,杜绝交游,一门心思传授刘因读书识字。 刘因天资聪慧,颖悟过人,在父亲的启蒙教育下,三岁读书识字,每天读千百言,过目成诵;六岁开始学习作诗,七岁(一说十岁)就能写文章,文笔不俗,落笔惊人。
刘因少有大志,十五岁时就曾作诗明志“鸿鸽凌云志,燕雀安能知。” 青年时代的刘因抱着积极入世的态度,在诗篇中常坦率地表露自己的志向和远大抱负。二十岁时所作《希圣解》,即以"希贤、希圣、希天"为主旨,并以"天地间一清才"自命。
中统元年庚申(1260年),刘因随父亲迁往真定, 师从北方名儒砚弥坚,学业大进,同学中无人能及。砚弥坚不仅才华出众,而且慧眼识人才,在他所教学生之中,力推刘因,预言刘因会成为名儒。
刘因从砚弥坚处学习的是经学,钻研训诂疏释之说,但他很快便不满足了。宋金两代文坛注重“以辨博长雄”的词章和“诞漫坐杂”的经义,“南北崇尚几无所分别”,中统年间前后,经许衡、窦默、姚枢等人的提倡,在南方被公认为“正学”的程朱理学也规模日广地传播到北方。刘因对早年研习的“训诂疏释之说”本来就心存疑惑,接触到了理学著作,为学方向及思想面貌便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专心研读程朱诸书。
刘因家境贫寒,经常家无余粮手无余钱, 虽然自己学有所长,远近知名,但他仍能安贫乐道,不苟合于世,也不乱结交朋友,不义之财更是一分不取。 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父亲刘述病逝,经济更加窘迫,无力安葬,刘因无奈之下写信给父亲的好友杨恕,在其资助下才得以完成丧事。
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下诏伐宋;大军浮汉入江,水陆并进,顺流而下。不到两年,宋亡。刘因颇伤宋朝为奸臣所误,拘留元朝国使以挑兵衅,终致国亡,遂作《渡江赋》以哀之。 他曾欲南游江湖,览观南宋诸先儒名迹,但未能成行,反而北上易州(今河北易县),到当时辞官家居的何玮家馆课授徒。何玮曾参与伐宋之役,藏书中有不少是从南宋旧境携回的理学书籍,这些书在北方不易搜寻,刘因教书三年,得以实现“馆于藏书之家而肆其检阅”的宿愿。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刘因三十岁,元初没有科举取士,知识分子无由进入仕途。刘因身为布衣,虽抱负不凡,但建功立业实难。为了谋生,刘因只得在家开设学馆,授徒教学。 他自编教材,见解独到,将理学贯穿教学之中,讲究师道尊严。他据学生特点,因材施教,让每个人都有所成就,因此声名日隆。 朝中公卿官员过保定的很多,听到刘因的名声,往往登门拜见。刘因谦虚谨慎,深居简出,拜访的官员,他大都逊避,不与相见,非常有个性和操守。
至元中叶,忽必烈长期倚信以“理财”固宠的回回大臣阿合马,日益疏远“讳言财利事”的朝中儒臣。刘因遂采取超脱于政治的处世态度。刘因非常欣赏诸葛亮“静以修身”之语,就将居所题名为“静修”,以自表心志。
至元十九年(1282),权倾一时的阿合马被杀,元廷的政治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被蒙古、色目和汉族高级官僚中的汉法派所一致拥护的新政治领袖、太子真金,更加积极、直接地参与各种有关的政治活动,一时间在汉族士人中引起对于“朝政更新”的强烈乐观情绪。
由于士大夫对刘因多所称誉,名声越来越大,丞相文贞王不忽木尤其极力荐举,太子真金下诏,征刘因入朝,授给他承德郎、右赞善大夫的官职(五品)。 这时的朝野对真金改革朝政的过度希望,无疑也感染了刘因,且真金甚重儒臣,关怀备至。刘因受教之后,便与使者通行。
当时,真金在宫中建立大学,原由赞善王恂执教。刘因入朝时,王询刚刚去世,于是就接替他的职位,教授宫廷子嗣读书。刘因一介儒生,教授乡里,忽然受到朝廷的征聘,一跃而成为朝官,且成为大学的教授,这表明,刘因此时在学问上已经成熟,并有相当建树,是以声名远播。 刘因入朝为时不长,因继母病重,辞官归家。第二年继母去世,依当时风俗,刘因要居丧守孝,为官的事遂被搁置。
由真金所发动的更新朝政的改革,还来不及等刘因母丧服除,就因与元世祖忽必烈政见不合而中途夭折。这次事件给予刘因很深的刺激,使他对于元朝政治再也不抱什么希望,而且反过来,对于自己轻易应诏、一聘而起十分后悔,遂隐居以教学为生。
此后的几年间,因遭荒年,粮价上涨,他的生活颇为桔据,有时不得不以一些代食品糊口。 此时期的诗作中对这种清贫生活多有反映,并流露出比较浓重的隐逸情调。刘因的生活不仅是清贫的,而且是孤寂的;不幸接连而至:早失父母且不说,两个姐姐又相继亡故;四十岁后喜生一子,却又不幸早夭。刘因身体本来就比较羸弱,丧子的忧伤更使他受到沉重打击,以致百病缠身,"形体癯瘁,须发斑白"。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刘因四十三岁。元世祖忽必烈杀权相桑哥,“朝政又一更新”。 又有朝臣荐举刘因,忽必烈下诏以集贤学士、嘉议大夫征召刘因,这个职位属于"三品清要之职",授给一个平民,在当时是被人看作"不次之宠"的。但此时的刘因,身体已经恶化到"不能扶病而行"的地步,且不愿再仕,于是上书"以疾固辞",写下了著名的《上政府书》(一名《上宰相书》)表明心迹。
上疏呈至朝廷,忽必烈甚感遗憾,惋惜地说:“古时有不肯受召的臣子,就是这样的人吧。”
至元三十年(1293 年),国子助教吴明又陈书朝廷,荐刘因为国子祭酒。但就在这年夏季四月十六日,刘因竟因病与世长辞,终年四十五岁。元仁宗延祐年间赠翰林学士、资善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谥号文靖。
程朱理学是以理作为最高范畴,理无所不包,无处不在,是天地万物的本原
,刘因继承了程朱的理本论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天道观。程朱论道 ,不同于老庄,他们是以理为道。 在刘因这里, 道是与理同一的范畴。刘因以道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产万物的本原。 刘因并不是孤立地论道,而是从道与物的关系中释道的,刘因坚持物以道为体,舍道则物无所依据的思想。显见,这个道只能是一种抽象的绝对本体。
刘因把“化”(宇宙间的化育)区分为“天化”(天地的化育)和“人化”(人群的教化)。天化表现为阴阳五行运行于天地之间的自然界的秩序、生成万物、繁衍生息、绵延不绝、运动不停;人化则表现为五伦为代表的纲常伦理所维系的社会秩序。他认为,这种社会秩序是与自然秩序完全相符合的,而要由圣人来完成。天化人化的根源都是“天”,天化的理在世界一开始就已具备,人化的理则是在人类产生之后才出现的。
刘因由“天化”引出“人化” ,并认为 “人化”源于“天化”,主张“天人合一”。 在刘因看来,人伦物理,皆来源于天地造化自然之理。刘因强调要顺天化,尽人道,主张事在人为,不要因为“时运”的变化而放弃自己的努力、无所可为。.天道,主要指自然规律(也有某些神秘意味);人道则指社会制度、伦理规范、政治措施等。刘因认为,这二者是合一的、一致的。天道是人之行事必须遵循的至理,又是人事最终成败的关键。人性由天道所决定,人心又是人性的枢机,只有做到人心、人事暗合于天道,才能成功。
刘因所谓 天人合一 ,就是以天道为依据,为准则,要人道合于天道。从本体上讲,天道是人道的根本,即自天而人;从作用上说,必须用人道去符合天道,即自人而天。圣人根据天道来确立人道,是天道的体现者和人道的完成者,所以说圣人是兼体用的。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违反了天人合一的原则,就会出乱子;实现了天人合一的原则,一切就都会有良好的秩序。 刘因的这些说法,表明了他为解释天人关系所做的努力。他主张的天道不可违反说,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他强调的"执天之行"说,也没有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他以人事比附自然,突出圣人的作用,则不免有些牵强。
"观物"是北宋邵雍的哲学用语,其主要哲学著作有《观物内篇》、《观物外篇》。其所谓"观",既指感官对外物的认识,又指心灵的体认和理性的反观。因此,"观物"是有不同层次的,既有认识论意义,又有方法论意义,尤其指一种修养境界意义。刘因对"观物"说十分欣赏,直接提出"观物"的诗就很多,表达的都是一种感受("受用")、意境。
刘因在《退斋记》中谈到道与物的关系,他坚持物以道为体,舍道则物无所依据的思想。他所讲的物是指有形可见的客观事物。对这种物的实在性、真实性,刘因在认识上表示怀疑,进而认为由于人们对外界现象的认识是不真实的、不可靠的,所以人们不能认识物的本来面目,应当放弃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刘因把"观物"作为一种修养境界、一种思想方法来运用,因而常表现出一些辩证色彩,刘因讲到过事物矛盾对立的普遍性问题。 坚持朴素的辩证观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优良传统,宋代理学诸大家在这方面亦做出了杰出贡献,如张载讲"一物而两体",程颐讲"动静无端,阴阳无始",朱熹讲"凡事无不相反以相成",都是很精彩的。刘因这一思想正是对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
刘因认为,太虚之气(即元气)是万物之根源,因而也是人性之来源。人性善恶,取决于“阴阳”二气。气有刚柔,禀而为性,刚柔各有善恶,因而人性分为四种类型。 在这里,刘因是用物质性的气来说明人性之善恶的。他认为善恶来源于阴阳二气,而不是来源于理,也不是心。因此,他的人性说既不同于程朱的“以理为性” ,又不同于陆九渊的“以心为性”,他用气来说明人性。
刘因强调“无待于外 ,自求本心”的求理方法。 刘因强调养气持守、不动心。这种不动心,基本上是沿袭周敦颐的“主静” 到程颢的“居静”方法。不过周敦颐不是主张弃物求静,而是主张遇物识物,以达到不为物诱。而刘因则视物若无,主张涵养自守,使气不暴于外。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不动心”。这样一来,不仅我遇物相忘 ,而且物遇我,一如相忘。
“象数”是用“象”和“数”解释《周易》的一种学说。“象”指卦父的象征意义,如乾坤分别象征天地、君臣、男女、君子小人、刚健柔顺等等。"数"指卦爻所表现的数量关系,有天数、地数、天地之数、等说法。“象”“数”是《易大传》中固有的概念,西汉时期形成系统的象数理论,终东汉之世,易学中象数派占主流。魏晋时期,以王弼为代表的义理派兴起,倡导"得意忘象"之说,一扫象数而只谈义理,象数之学遂一蹶不振。宋代理学兴起,周程张朱诸大家,虽都以义理为主,但对象数之学也有一定继承。
刘因探讨了有关"河图"的一些问题。朱熹写的《周易本义》一书,有很高的权威性,本该有廓清的作用,但在元代初年,种种不同的说法仍然存在,并有一定影响。刘因维护朱熹的观点,对于纷纷然的种种议论,持明确的批判态度。 刘因还探讨了太极图的作者问题,刘因认为周子的太极图是自己的创造,但对于邵雍之学,则承认是发于陈传。他在这方面的学术批评,对于宋元之际污漫的学术空气,具有一定的澄清净化作用;对于保护和延存传统文化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刘因勤于著述,生前曾自选诗五卷,号《丁亥集》。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已有二十二卷本的《刘因文集》流传。 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内容更加完备的官刊本问世。
除《静修文集》外,刘因的著作还有《小学》、《四书语录》(门生所录),《易系辞说》(病中亲笔),已佚。 刘因还选编过一本《四书集义精要》,此书今天能见到的版本有《四库全书》影印本(二十八卷)和元至顺年间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残存二十二卷,九册)。
砚弥坚:(刘因)经学贯通,文词浩瀚,当为名儒。
忽必烈:“古有所谓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欤!”
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①“立朝不愈数月,而清节可表于千年。”②“负卓越之才,蕴高明之学,说经奚止于疏义,为文务去乎陈言。行必期于古人,事每论乎三代。汉唐诸子莫之或先;周邵正传,庶乎可继。”
黄宗羲:有元之学者,鲁齐(许衡)、静修(刘因)、草庐(吴澄)三人耳。
黄百家: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
苏天爵:乡间老儒,说经止传疏义,为文尽习律赋,闻先生讲贯,阅先生论著,始则谤讪,久亦敬服。
欧阳玄:“微点之狂,而有沂上风雩之乐;资由之勇,而无北鄙鼓瑟之声。于裕皇之仁,而见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两生。乌乎!麒麟凤凰,固宇内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鸣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则其志不欲遗世而独往也明矣,亦将从周公、孔子之后,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者邪!”
崔铣:许鲁斋实行之儒,刘静修(刘因)志道之儒,吴草庐(吴澄)博闻之儒。
《四库总目提要》:①“其文递健排奡,迥在许衡之上,而醇正乃不减于衡”。②“其诗风高迈,而比兴深微闯然升作者之堂,讲学诸儒未有能及之者”。
张纶:“刘梦吉之诗,古选不减陶柳(陶渊明、柳宗元)。其歌行律诗,直溯盛唐,无一字作今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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