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回忆台湾解除戒严前的白色恐怖

叶嘉莹7月15日是台湾解除戒严25周年纪念日。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15日上午出席“2012年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追思仪式”,再次向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及家属表达诚挚歉意,且会将心比心面对,并保证在有生之年,全力维持海峡和平,避免战争

主要角色

亲历者回忆台湾解除戒严前的白色恐怖亲历者回忆台湾解除戒严前的白色恐怖

叶嘉莹

  7月15日是台湾解除戒严25周年纪念日。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15日上午出席“2012年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追思仪式”,再次向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及家属表达诚挚歉意,且会将心比心面对,并保证在有生之年,全力维持海峡和平,避免战争发生。

  国民党于1949年5月19日颁布戒严令,宣告自同年5月20日0时起在台湾省全境实施戒严,至1987年由蒋经国宣布同年7月15日起解严为止。马英九说,再度来到白色恐怖纪念碑前,缅怀38年的戒严当中,许多因冤案、假案、错案而牺牲生命的中国无辜人民,“我个人内心也是充满了沉痛跟歉疚的心情”,重要的还是预防未来类似事件的重演。

  文化名人叶嘉莹与孙康宜,回忆了那段艰难时期的生活。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叶嘉莹: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

  叶嘉莹

  1924年生,北京人。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上世纪50年代任台湾大学教授,并在淡江大学、辅仁大学任兼职教授。上世纪60年代赴美任密西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69年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著有《迦陵文集》10册,《叶嘉莹作品集》24册等。

  叶嘉莹1924年生于北京书香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1941年,叶嘉莹入读辅仁大学国文系。国文系名师云集,叶嘉莹尤受诗词名家顾随的影响,师生常唱和往来。

  1945年,叶嘉莹毕业后任中学国文教师,开始教学生涯。1948年3月,叶嘉莹和赵东荪结婚,11月,因赵东荪工作调动,夫妻去了台湾。1949年8月,他们的第一个女儿言言出生。

  老师被抓捕

  在台湾,叶嘉莹夫妇很快就感受到白色恐怖造成的压力。叶嘉莹回忆:“蒋介石很害怕才逃到台湾去的。那时候如果不是美国干预,共产党可能就把台湾拿过来了,所以他很害怕。任何人说话不小心,就给扣一顶帽子!台湾大学很多学生也被抓了,我们社会上的公教人员也有很多被抓的。”1949年12月,赵东荪因“匪谍”的嫌疑被抓。1950年6月,叶嘉莹在彰化女中也被抓。

  女儿四个月的时候,丈夫被抓,当妻子也被抓时,女儿还没满周岁。这时吃不起奶粉,女儿只吃叶嘉莹的奶。本来当局也想把叶嘉莹送到台北的司令部,叶嘉莹只好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去见警察局长,说:“我一个妇女,还有一个吃奶的女儿,我的先生被关了,我在台湾无亲无故。至少我在彰化还教了一年书,还有几个同事,几个学生,有什么事还可以有个照顾,你把我关到台北去,我找个熟人托付都没有,如果你要关就把我关在这里好了,我也逃不走。”这样,叶嘉莹母女一同住在监狱。

  当局把叶嘉莹关起来的理由很简单:丈夫的思想有问题,难道妻子没有问题吗?就在叶嘉莹任教的学校里,校长有问题,六个老师都有问题。后来当局发现叶嘉莹实在是不懂政治,也没有什么问题,第一个把她放了出来。

  “我不能对不起陶渊明”

  出狱后,叶嘉莹可以申请要求回到彰化去教书,可是有朋友说:“彰化那个地方受到牵连,校长都被关了,而且有些人本来就想斗这个女中的校长,回来不适合,你干脆辞职吧。”叶嘉莹没办法:“好吧,那我就辞职。”这样叶嘉莹母女就无家可归了。

  叶嘉莹想到丈夫赵东荪的姐夫在海军工作,就去投奔。那个时候台湾生活很紧迫,赵东荪的姐姐、姐夫睡一个卧房,婆婆带两个孩子睡一个卧房,只有两个卧房,没有地方了,叶嘉莹母女只好睡走廊。晚上等他们都睡了,叶嘉莹就铺个毯子在那儿带女儿睡觉。那是夏天,大家吃完饭要睡午觉了,但小孩子很难禁止不哭不叫不吵不闹,人家要睡觉,不能吵人家。大热的天,叶嘉莹也要把孩子抱出去,找个树荫处,那些树都是新种的,抱着女儿在那里转悠,等人家午觉睡醒了,再把孩子抱回来。叶嘉莹是不得已在那里住,另一个原因还是希望顺便打听一下赵东荪的消息:到底他定罪了没有,罪名是什么?有时候,叶嘉莹要抱着孩子在南台湾走很远的路,去找到军法处的处长,问:“你要给我一个答复啊,他到底定的是什么罪?他什么时候可以放出来?”从来没有得到答复。

  叶嘉莹回忆:“这都是命运的播弄啊。我大概就是小时候受了《论语》的影响,所以还是可以承受一些苦难吧。”当时她有个堂兄也到了台湾,他先在台南的一所私立女子学校教书,待遇不太好。如果是公立的学校,有配给、粮食,待遇就比较好,她的堂兄就转到一所公立的学校工作。他问叶嘉莹:“你要不要到私立的女中去教书?”叶嘉莹无家无业,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她就带着女儿去了台南的这所私立女中教书,当时大家对这个学校评价不是很好,说那些女孩子都是来混个文凭当嫁妆的。叶嘉莹说:“可是我是个有傻气的人,因为我教的还是文学,我不管学生怎么样,也就是说我不怕对不起学生,但我不能对不起陶渊明和杜甫。我自己很投入,学生也对我很好。我觉得我的学问也不是好到怎样,是我真的投入,真的热爱中国古典文学。我不管教什么,教《论语》、《孟子》、唐诗、宋词,不仅只是死板的知识,我是真的把我自己的体会、我自己的感受,把我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的体验、实践都结合在里边。”

  理想胜过于外边的饥寒

  叶嘉莹带着女儿在这所私立女中教了四年书。大家觉得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孩子,从来没有她的先生出现,觉得很奇怪。叶嘉莹也不敢把丈夫赵东荪被关的事告诉别人。但是她的内心有一个定力。“外界给我的荣辱得失,我都不在乎,再艰苦的环境我也不在乎。大家都以为中国儒家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都是空谈,其实不是空谈。有人说怎么能有这么一个定力?为什么我们就没有?我说这在于你自己啊!他们说我们就做不到,我说你根本就不想做,想做就可以做到,内心有没有定力是在于你自己。你看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他的朋友写信安慰他,他说我们是‘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

  叶嘉莹回顾心路历程,“就是我在沦陷区物质困难的时候,1945年我刚刚大学毕业,那时还是很困苦的时候,我们要骑车上课,我们还要穿旗袍,当时不流行短装,也不流行裙子,旗袍后面硬是磨了一个洞,我找了一块颜色相似的布补上,就这样去上课。我不怕,我不跟别人比什么,我无所谓。我的书教得好,学生尊敬我,学校也一样尊敬我,为什么大家抢着让我教了三个学校六班学生?我穿一件补衣有什么关系?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如果你没有一个持守,一个理想,你以为穿的衣服不好,吃的饭不好,这就是可耻,那这样的人就不值一提了。所以我虽然经过很多艰苦患难,但我所读的这些书包括诗词,使得我对理想胜过于外边的饥寒,我就不以为苦。一个人内心里有一个坦然自安之处,你就不会表现得愁眉苦脸,你可以自安!”

  感谢开蒙的书《论语》

  叶嘉莹在私立中学教书,公立学校没有人敢请她,因为她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一直等到她的丈夫赵东荪被放出来了,她说:“放出来了就等于他不是共产党了。”这时,命运开始好转。原来叶嘉莹1948年冬天到台湾时,她的老师顾随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说台湾有几个好朋友:李霁野、郑骞、台静农、许世瑛、戴君仁。叶嘉莹曾到了台湾大学拜访,一下子见到了很多人,可是那时只是见面而已,跟他们没有什么联系。后来叶嘉莹生了孩子,丈夫被关了,自己也被关了,就跟台北所有的人都断绝了联系。等叶嘉莹转到台北的二女中教书时,李霁野因为不堪白色恐怖之苦,早于1949年9月回到天津南开大学。叶嘉莹重新与台湾大学的老师辈联系后,大家说起她的这段遭遇,不免感慨:“没想到叶嘉莹书念得这么好,怎么命运这么坎坷呢?”恰好那时候台湾光复不久,很多本省人都讲台湾话,要找有标准国语口音的老师去教大一国文。于是,叶嘉莹从中学转到台湾大学任专职教授,其后又被淡江大学、辅仁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1966年,叶嘉莹由台湾大学派往美国讲学,先后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其间,叶嘉莹把女儿和丈夫都带出了台湾。1969年,叶嘉莹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退休后,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当年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叶嘉莹的老师顾随先生常说:“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在经历了忧苦不幸之后,叶嘉莹对这两句话有了真正的体会和了解。晚年,放下温哥华优越的生活,叶嘉莹一次次地回到中国讲学,她结合个人生活的实践来叙述学诗与学道的方法,让人更觉可亲可信:“中国的古文真的是有一种修养,在艰辛的环境里,我不管物质的生活困苦,感情多少挫折,我有一份定力,不在乎别人的毁誉。我要感谢小的时候第一本开蒙的书《论语》,它对我整个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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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康宜

  孙康宜:患难是心灵资产

  1944年生于北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现为耶鲁大学首任 Malcolm G. Chace ’56 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与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共同主编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文著作有《我看美国精神》、《走出白色恐怖》、《文学经典的挑战》、《游学集》、《文学的声音》、《耶鲁·性别与文化》、《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耶鲁潜学集》、《亲历耶鲁》等。

  回忆“白色恐怖”,孙康宜说叶嘉莹是她的好朋友:“叶嘉莹的研究从中文开始,再到英文,我很佩服她。我自己却是从英文开始,再到中文。从学英文再来读中文,好像比较容易,而且每天都有惊喜,就像发现金银岛一样。”

  北大停发薪水

  孙康宜的父亲孙保罗,原名孙裕光,天津人,早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孙康宜的母亲陈玉真是台湾人,也到日本念书。这一对中国青年在东京相遇相爱。后来两人想要结婚,但是当时中日两国还是敌国,陈玉真才21岁,一个人先从日本坐船到了韩国,再到东北,又从东北坐火车到了天津。孙裕光和陈玉真终于在天津结婚。1943年,孙裕光到北京大学当讲师。1944 年,孙康宜就在北平出生,住在北新华街,以前的中央电影院对面。孙家和张我军家很有关系,张我军是张光直的父亲,与孙裕光是好朋友。张家每次到中央电影院看电影,就先来孙家聊天吃饭。

  抗战胜利后,时局急剧变化。孙康宜回忆:“1946 年,我两岁时,北平已经开始通货膨胀,现在很少人谈到这件事,但是我父母跟我说,那个年头的北平经常有人冻死在街头上。那一代的年轻人都非常辛苦,对当时的国民党很失望,但那时候还不是政治的而是经济的。北大已经停发薪水,我们一家人基本上就很难生活,所以我父亲就跟我母亲商量:怎么办?因为我母亲是台湾人,就建议干脆到台湾去工作,我们全家就这样去了台湾,那是1946年。”

  不久,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变”。孙康宜说:“虽然台湾人通常都知道‘二·二八事变’,但是真正把亲身经验讲出来的却不多,都只是说:‘我是受难者,有一天发现自己父亲的尸体在桥下’,并没有讲其中的经历。所以,我决定把我父亲告诉我的一些亲身经历写出来。‘二·二八事变’发生在1947年,那时我才3岁,但是我自己居然还记得几个情景,我想是因为小孩子受到非常厉害的惊吓之后,一些深刻的情景自然就像影片一样,常常在自己的脑里旋转。我后来问我父母:为什么那时他们常常从楼上紧急地跑到楼下的地下室,而且两个人跑的时候都不同?原来是这样:当外省人要杀台湾人的时候,我母亲就赶快到地下室躲起来,当台湾人要杀外省人的时候,我父亲也就逃往地下室。特别令人心痛的是:台湾受难者很多,外省人受害的也不少。其实并不是大家打来打去,而是经常互相保护,但可惜后来官方却把双方的冲突弄得不可收拾。”

  忘掉京片子说闽南语

  灾难还是降临到了孙家。孙康宜说:“我父亲非常同情受压迫的人,他们通常是台湾人。后来我父亲坐牢10年,主要是受人连累。那时候留日是一个禁忌,台湾光复以后,日本殖民时代已经过去。对国民政府来说,日本留学生都很可疑。我的大舅陈本江(陈大川)曾留学日本,他被称为‘鹿窟事件’的领袖,另一个领袖是吕赫若,是当时‘台湾第一才子’,人很聪明,写小说非常地道。对他们来讲,那一代的台湾年轻人没有出路,他们不喜欢国民党,也不喜欢日本人,所以他们就变成左派。‘鹿窟事件’后来被说成了台湾最大的政治事件。但其实我很能同情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路可走,觉得台湾没有希望。我的大舅和吕赫若经常在一起活动,蒋介石的政府迁到台湾才三个礼拜,就要抓他们,还压迫所有的亲戚朋友,要我父亲说他们在哪儿,我父亲当然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最后就给保密局的人抓去了。据说我父亲是那一群人里少数的生还者之一。从1950年1月到1960年1月,整整10年在监狱里。”

  父亲入狱后,孙康宜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原来她的第一母语是京片子,可是跟着母亲逃到林园乡下,几个星期之间,几乎就把京片子忘了,只会说闽南语。

  孙康宜在困苦中自强读书。她回忆:“我当时很痛苦。但可能因为从小遇到这种灾难,就比较独立,而且很小就学会受苦,后来觉得再苦也没有什么。其实在读书方面,我反而是受到优待,因为我很会读书,虽然我父亲坐牢,我居然拿到‘中山奖学金’,后来还获得‘陈果夫奖学金’。但我尽量保持沉默,绝不提我父亲,所以很少同学知道我父亲入狱的事,等到多年后我出版了《走出白色恐怖》,他们看到这本书,感到很惊奇。”

  何时走出仇恨的情绪?

  孙康宜在《走出白色恐怖》的序中说:“当我站在今天的高度来回忆过去时,我发现我又学到了许多。我原来以为从前幼时所遭遇的患难是我生命中的缺陷,但现在发现,那才是我的心灵资产。”

  《走出白色恐怖》惊心动魄的篇章,不禁让人产生时空变幻的错觉,在中国知识人的历史世界中,这样的故事从来就并不孤独。更为可惊的是《虎口余生记》一篇,当时孙康宜的父亲早已离开监狱,而孙康宜姐弟三人也早在美国生活,为了申请父母从台湾到美国,竟费了那么大的周折,最后几乎功亏一篑。孙康宜甚至写了一封致蒋经国的信,请住在蒋经国家对面的文化大学校长张其昀代为转交。信是转成了,孙康宜的父亲在1977年9月8日收到出境管理局寄来的出境证及其他附件,然而,有关证件早已过期。在近乎绝望之下,孙康宜的先生张钦次亲自从美国飞到中国台湾弄清楚情况,居然发现:“几个月来许可证之所以出了问题,乃是因为某一个办事人把父亲的档案一直压在最底下的缘故。”柳暗花明又一村,父母的证件顺利办成。孙康宜写道:“这次的经验告诉我:在我们的制度里,上面的高官领导似乎都很仁慈而通人情,但底下的官僚却时常不合作,甚至狐假虎威,徒增老百姓的痛苦和重担,于是本来一件好事时常会变成坏事。同时又想到,多年来那一连串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查户口’、监视、翻箱倒柜等行为,似乎不太可能全是上头领导的指示,事实上他们也不一定会知道这些详情。但可惜的是,许多中下层的官僚却习惯了威胁诈取,不以服务为己任,我想那一定是几千年来官僚制度所流传下来的恶习所致。何时才能使人普遍地变得博爱而宽容呢?何时才能走出仇恨的情绪呢?”

  飞出天罗与地网

  1978年2月3日,孙康宜的父母终于飞抵美国大陆。孙父后有诗云:“二月初三怎能忘,飞出天罗与地网。”

  父亲入狱了,一个几岁大的女孩子会如何面对生活呢?孙康宜的答案是:“那时候我只对外国东西有兴趣,我想是这样:因为受到政治迫害,我的目标是要离开这块土地。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学英文和法文。”她自我剖析:“如果用心理分析的话来说,可能就是一种逃避的心理,使我很早就走进了西洋文学的领域里。因为我六岁不到,父亲就被抓走,小小年纪当然也不敢和别人随便提起这事。我母亲反复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跟人谈论我爸,因为如果谈到我父亲坐牢,我们可能会遇到灾难。总之,我从小就知道,谈论就是一种罪过。对我个人来说,语言就是文化认同。在生命第一个阶段里,我的母语失落了,在仅仅几个月里把京片子全忘了。在第二个阶段里,我又把闽南语忘掉了很多。第三个阶段才是现在的双语阶段,但我自己并不觉得那是母语。但无论如何,一些有关自我认定的问题,我居然完全表现在语言里了。”

  高中毕业后,孙康宜成绩优秀,以保送的方式进入东海大学外文系。本科毕业后,孙康宜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研究所。赴美后,孙康宜后来拿了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她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现为耶鲁大学首任 Malcolm G. Chace ’56 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

  1979年6月20日,孙康宜由纽约登机,飞往香港,再由香港乘火车抵广州,开始在祖国的寻根之旅。当孙康宜在叔叔面前滔滔不绝地讲起父亲在台湾坐牢10年的经历后,叔叔觉得如晴天霹雳,口中直说:“不可能的……这些年来,我几次被批成‘右派分子’,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加上我的名字屡次上了‘大字报’,那都是因为我的台湾关系。啊,怎么会是这样呢?真没想到!”当年逼迫者不断对他说,他的大哥在台湾当高官,并且“曾为蒋介石开过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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