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史书竟无记载，神秘古黎国和西周黎侯墓群揭秘

事实上当时的确是有盗墓贼在进行犯罪活动。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发生盗墓案的这块台地面积足有五十多亩，被两条深沟切割成了半岛状。由于交通不便，再加上农作物的遮蔽，盗墓团伙的行踪很难被发现。到了庄稼收割后人们才注意到其中一块农田里多了好几个盗洞。

发现疑似商代墓葬

很快长治来的文物专家综合各种信息提出这里应该是一处商代墓地，而且被盗的墓葬等级不低。

勘探结果显示整个台地上分布着近百座古墓，其中三座等级很高，带有墓道。要知道即使到了西周晚期，带有墓道的甲字形墓葬也只有诸侯国国君才能享用。

意识到墓地的重要性，黎城县文化局立刻行动了起来。联系当地警方对大墓所在的台地实行24小时的巡逻，另外他们将这个情况汇报给县里相关领导，以县政府的名义直接向省文物局打报告申请抢救性发掘。

之所以要冒着风险加快行动，原因之一是夜间值守人员依然不时发现有人在田野里活动。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黎城县这片土地上，故老相传黎城这个名字来源于上古时期的黎国。皇帝在涿鹿大战蚩尤，蚩尤麾下的九黎部落战败后就流落到了如今的长治黎城县，建立的国家被称为黎国。

后来由于黎国日益强盛，商纣王曾经选择在这里阅兵以威慑诸侯。据《尚书》记载，周文王第一步就是用武力消灭黎国，以这样的行为来打击纣王的威信，历史上把这一事件称作“西伯戡黎”。可是由于时代过于久远，古黎国国都究竟在哪里已经无从考证到了。

如今包括黎城县在内，仅长治市境内已有好几个地方都主张自己才是古黎国所在地，而且似乎还都能从文献记载中找到证据。

在中国历史上自秦统一开始实行郡县制以来，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岁月里，行政区划多有改变，古时的很多地名到今天早已似是而非。因此要把黎城和古黎国画上等号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可是如今在县城西关发现了商代墓地，而且等级最高的还是国君大墓，这也许是说黎城就是古黎国的实物证据很可能就在这里。

确认为西周墓地

很快山西省文物局同意让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来主导发掘，长治市文物局和黎城县文物部门来配合发掘。正式挖掘之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先行来到了这片发现商代墓葬的台地进行勘探。

能够发现尚未进入信史的时期的商代遗存，墓葬中保留的任何信息都有可能填补历史空白。但仔细观察的结果却让专家大失所望，根据在现场盗洞中遗留的碎铜片和其他留存物初步判断此处的墓葬不是商代而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这和预先通报的商代墓葬的时期差了几百年的时间。

虽然古墓的断代出现错误，但西周时期的遗存同样罕见。而且墓地现场被盗的惨状也让考古专家忧心如焚，墓地现场盗洞如麻，专家估计地下估计已被盗空，可能不会有什么文物留下来。但是这片墓地很大，说不准还会有珍贵的文物遗存。

考古队在墓葬群中选择了一座带有墓道的大墓及三个中型墓葬和三个小型墓葬。第一批发掘目标之所以囊括了三种规格，考古队的目的是要尽快弄清围绕着墓地的种种疑问。

在西关墓地被盗墓葬中，带墓道的大型墓葬共有2座，盗洞数量分别是一个和四个。因此考古队很快就把只有一处盗洞的那座墓葬优先编成了一号，其他中小型墓也都选择的是围绕着一号墓的陪葬墓。

根据文献记载，西伯侯姬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励精图治，“西伯戡黎”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公元前1056年姬昌去世，十年之后他的继承人周武王终于完成了他的遗愿。

古黎国灭亡之后，文献记载中对长治地区的势力划分不详。第一种说法是早在周武王灭商后不久，就将帝尧的后裔之一分封在古黎国旧地，并依旧以黎命名。

而另一个说法则是到了春秋时期晋景公出于扩张的需要在公元前590年前后才扶持建立起了一个以“黎”命名的新国家。

在两周时期神秘的黎国很少在正史中出现，反倒是后世常被提。由《诗经》收录的一首名叫《式微》的诗歌据说讲的就是黎侯的故事。在《式微》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黎侯寓于卫 其臣劝以归也”。意思是说黎侯客居卫国后乐不思蜀，臣子唱了这首歌劝他归国。

属于文学作品的《诗经》没有记载确切年代。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长治地区确实兴起过一个由赤狄部落建立的潞子国。可见“黎侯寓卫”这个故事很可能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即将发掘的甲字形大墓黎城西关墓地一号墓的墓主人会不会就是此时的某位黎国国君。

挖掘整理一号墓

国君等级的一号大墓宽度超过3米，长接近5米。虽然在黎城西关墓地中属于大型墓葬，但在西周晚期尤其是和临近的晋国同时期诸侯墓葬相比规模并不算太大，由此看来这个疑似黎国的诸侯国实力或许并不强大。

在漫长的发掘过程中，普通群众关注的或许只是墓葬有没有出土国宝。但对黎城县的文物工作者来说他们盼望的是能在墓中找到墓主人就是黎国国君的证据。

一号墓的发掘采用大揭顶的方式，在18米长的墓道开口处，考古队员很快就在填土中发现了两具殉人的遗骨。

根据体质人类学鉴定两名殉人都是12岁以下的儿童，这个发现再次证实了墓主人身份的高贵。

尽管已经被盗，但一号墓、墓坑及墓道填土的发掘还是耗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考古队员还对围绕在一号大墓周边，从2号到6号这5座被盗的中小型陪葬墓依次进行了清理。然而遗憾的是由于规模不大，这些墓葬无一例外也都被盗掘一空。

尽管盗扰严重，但从二号墓和三号墓出土的十余件玉器，四号墓出土的一鼎一戈两剑青铜器来看，这些陪葬在一号墓周边的中小型墓葬的墓主人仍然具备一定的等级和地位。由此推断一号墓当初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应该都不低。

2006年春节过后，发掘终于接近椁室面。在墓葬的二层台上考古队员有了新的发现，他们发现了一号墓的车马坑，坑里有7辆车，14个车轮。

马车在古代是贵族必不可少的出行工具，但同时也是等级制度的一种体现。在两周时期绝大部分诸侯国国君墓葬都有专门用于殉葬单独掩埋车马的车马坑。

但是在黎城西关墓地一号墓确把以车轮为主的车马器拆散后直接摆在了墓葬内，这样的葬式叫做“拆车葬”。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河南新郑郑国国君墓就是拆车葬的典型。

盗穿了一号墓的盗洞位于墓坑西侧，当发掘工作进入二层台下的椁室后，考古队员发现盗洞在抵达墓坑底部的生土层后又向四周继续扩展。

最终一号大墓仅仅出土了几件残破的玉器和和少量青铜材质的车马器。从发现到发掘长达半年的辛苦工作，六座墓葬清理之后人们却只能通过一点点蛛丝马迹做出推测，西关墓地中最高等级的墓葬为诸侯国国君级别，出土器物属于西周中晚期。

但是这位诸侯的具体身份、墓地的国别、族属以及时间跨度等疑问却始终没能找到答案。接下来如果继续清理被盗墓葬很可能依旧毫无收获。

发掘陪葬墓，发现重要铭文

经过与黎城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的紧急磋商，又征求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意见后，考古队终于下定决心对紧邻考古工地东侧同属一号大墓陪葬墓的七号、八号、九号3座墓葬进行发掘。

在此前的勘探中人们惊讶的发现这三座中型墓竟然幸运的躲过了盗墓贼的破坏。2006年4月28日，第二轮发掘工作再次开始。由于排列十分紧密，间隔只有不足1米，这一次将对三座墓葬同时发掘。

在黎城西关墓地中型墓都是长3至4米，宽2米左右，没有墓道的竖穴土坑。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发掘很快接近了深达10米的墓坑一步。

2006年5月28日下午2点，8号墓传出喜讯，椁室内有青铜器堆积暴露了出来。刚刚清理出了几件青铜器，考古队员就发现其中一件青铜壶上竟然筑有铭文，苦苦寻觅了半年之久的重要信息就这样突然出现，一时间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青铜器铭文一般都会带有墓主人的身份信息，这件青铜礼器上的文字将分别解答墓主人的国别、身份、地位等问题。围绕着黎城西关墓地的大多数疑点都将迎刃而解。

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剔除泥土，将这件青铜器提取出来，九个文字出乎预料的清晰。

但仔细辨认之后，精通古文字的考古专家却有些尴尬，九个字的铭文“楷侯宰中作宝壶永用”上清晰的印着“楷侯”而不是大家都翘首盼望的“黎侯”。

“楷侯、楷国”在中国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国家或者诸侯在两周时期出现。从“楷侯宰中作宝壶永用”这九个字的铭文来看，八号陪葬墓的主人是凯侯手下的官吏，一号大墓的墓主人应该就是这位神秘的楷侯。

这里的“宰”不是后世的宰相，在商代宰起初只是奴隶主的管家。但从西周初期开始，他就已经成了为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管理内外事务的正式官员。

作为楷侯的亲信，八号墓主人死后陪葬在了国君附近。但又由于等级地位不高，所以和一号墓还保持有一定的距离，最终才幸运的躲过了盗墓贼的破坏。

接下来在一件青铜盘上考古队员又发现了铭文。根据铭文里的内容人们甚至在清理工作还没有完成时就预先知道了八号墓随葬的有哪些器物。

在两周及秦汉时期的楚式墓中常常会出现随葬物品的清单，但和西关墓地不同，楚墓里的清单由古人用毛笔书写在竹简上，今天的考古工作者称呼它为“遣策”。

以往人们以为只有楚人才会登记随葬物品，但从这件出土的铜盘来看，北方的诸侯国应该也有类似的习惯，只不过可能同样是用竹简记录的遣策在北方的埋藏环境下无法保留到今天而已。

除了青铜器外八号墓还出土了一些玉器陶器，接下来七号墓果然也出土了一批青铜礼器。考古队员再次发现部分器物上带有铭文，而且同样出现了“楷侯”的字样。

可是在清理九号墓时，还没有进入椁室考古队员就发现这座墓葬有些特别，这座墓建造的并不规整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一开始并没有引起考古队员们的担心，毕竟九号墓没有盗扰迹象，墓葬等级也和另外两座完全一致，可是清理到墓底时随葬器物却让人们大失所望，这座墓陪葬的物品都是一些明器，而且做工一般，放置的也很随意。

在西关墓地九号墓中，这批代替青铜礼器的明器依旧用青铜铸成，只不过用料明显减少，纹饰也相对粗疏，其上自然也就没有铭文存在。

考古专家判断相邻的三座墓葬墓主人极有可能属于同一个家族，七号和八号墓随葬的青铜器应该来源于楷侯，而到了九号墓主人去世时因为某种原因，楷侯已经不再给这个家族赏赐正规的青铜礼器了。

解读铭文，解开迷雾

2006年6月，黎城西关墓第二批发掘目标清理完毕。这次发掘虽说收获巨大，但神秘的楷侯究竟是谁，为什么这位等级如此高的国君和他所统治的国家从未在历史上有过记载。

最终，曾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的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张颔先生看到铭文后得出了结论“楷侯就是黎侯，黎城县就是古黎国”。上党地区古黎侯国的地域之争总算画上了句号。

原来在先秦时期的金文中，楷字竟然和黎字相通，因此楷侯就是黎侯。

商朝末年，周文王之所以以西伯侯的身份用武力征服黎国不一定是因为黎国犯了什么错误，更大的可能则是黎国在地理和政治上都更加亲近商王。征服黎国可以震慑商王朝的支持者，动摇商的统治。

黎国虽然暂时灭亡，但黎国臣民却依旧在这里生存，成为西周之后黎国重建的主体，并且直到西周晚期都还保持着不少商代的风俗习惯。这也是长治本地考古工作者误认为墓地年代是晚商的原因之一。

发掘十号墓

陪葬墓的墓主人是黎侯的臣属，按说严重盗扰的一号大墓墓主人应该就是某位黎侯。但是考古要用实物来说话，为了找到最关键的证据，考古队员决定继续发掘盗洞最多的十号墓。

十号墓和此前发掘的一号墓几乎一模一样，之所以一开始就没有选择它是因为一号墓只有一个盗洞，而十号墓有四个。如今盗洞少的一号墓几乎被盗扰一空，盗洞多的十号墓恐怕什么也不会有。

原本以为十号墓被盗的应该更彻底，但发掘工作刚刚开始考古队员就有了新的发现。在墓道中发现了很多动物的骨头，其中以马骨居多。

用动物陪葬或祭祀在先秦时期十分普遍，但墓葬中出现马和狗不奇怪，奇怪的是牛羊不应该在墓葬中出现而是应该在祭祀坑里。而且最初发掘一号墓时就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在黎城墓地发掘现场，这样的情景确实让考古队员觉得匪夷所思。在当时先秦墓葬中出现牛羊实属罕见。到了2010年以后考古工作者终于在甘肃和河南的一些两周墓葬中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但这些墓葬却都属于西北的戎狄势力，可是文献记载中古黎国明明源于蚩尤麾下的九黎应该来自东南方的黄河中下游才对。

发掘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墓道和墓坑填土的清理都是同时进行。十号墓墓道有了重要发现，但墓坑填土的清理却很快就遇到了困难，盗洞中竟然被盗墓贼喷洒了大量的农药，目的是阻止其他盗墓者。

很长时间以来考古队员都在怀疑十号墓为什么会有四个盗洞，而且被盗时间还十分接近。如今看来盗掘了黎城墓地的应该有不止一个盗墓团伙，他们之间还存在很深的敌意。

让人遗憾的是，四个盗洞还是有两个打穿了椁室，棺椁之间原本摆放的青铜器早已不翼而飞，甚至位置居中被淤土填满的棺木也被掏掉了一大块。

从墓主人胸前及身体左侧没有破坏的部分，考古队员清理出了不少玉器，他们都是墓主人下葬时随身佩戴的玉饰和玉礼器。

根据这些玉器考古队员再次确认黎城西关墓地应该形成于西周晚期。直到发掘结束，十号墓虽然出土了数量远远超过一号墓的文物，但却依然没能给人们带来更多惊喜。

发掘结束 尘埃落定

十号墓出土的玉戈、玉龟、玉碧这样的玉制礼器折射出的正是中国几千年的礼教制度，它们才是考古发掘中有价值的收获。

在黎城当地有民风民俗和出土的一件玉虎关系密切。千百年来在黎城地区一直流传着多种以虎为造型的民间工艺品。

除了民间传说故事，草编虎、刺绣虎、剪纸虎、书画虎之外，甚至连1998年国家发行的虎年生肖邮票中都是黎侯虎的形象。

一直以来，黎城人始终在为黎侯虎追根溯源，如今十号墓出土的玉虎就是这项民间艺术最好的精神寄托。

在今天黎算不上什么大姓，而且大多生活在湖南、广东、四川、江西这样的南方省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人常常以国为姓，因此当黎氏后裔得知山西黎城发现了黎侯墓地的消息，很多人都迫不及待赶到现场，甚至还促成了如今一年一度的祭祖。

原本素不相识的人们相聚在一个遥远的山区县，共同的祖先和文化成了早已融入血脉的纽带。

2006年的黎城西关墓地的抢救性发掘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遗憾，但对古黎国的解读却是考古队和黎城县最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