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豪横中崛起又在豪横中灭亡的大明内阁首辅-高拱

明嘉隆万时期，有三大政显位尊的风云时相：徐阶、高拱、张居正。此三人，俱是匡扶一时、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然因性格、立场各有不同，导致了三朝政权交替过程中激流暗涌，争斗难平。“嘉、隆之际，相臣身任天下之重，行宜刚方，事业光显者，无如高新郑公。而先后处两才相之间。……云间大旨善藏其用，笼天下豪杰为之羽翼。……江陵负豪杰之才，其整齐操纵，大略用高拱之学，而莫利居先”。

高拱为人“气本高明，才兼谋断……其人实有忧国家之心，兼负济天下之具”，他之所以“志不尽舒才不尽酬”，最终狼狈去国，固然是时移事易，被张居正和冯保联合算计，但其本身的性格也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性格特征是高拱个性中最鲜明而突出的方面，最能体现他与同时代其他风云人物的区别。“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观察高拱的个人性格表现，首先得到的成果必然是他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任何历史人物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同一时代、同一群体中的人物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相同的特征，对于杰出的政治人物来说，他们与时代的相互作用更加深远，从高拱身上迥异于他人的特点开始进行探寻，才可以更深一步地挖掘明代内阁群体具有的某些共同性，进而探寻明中后期中枢权力机构人事变迁的深层脉络。

求真务实是中国农耕文化长期以来极为推崇的政治姿态。明代大思想家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注重实践，谓“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实事求是的一面在高拱的性格中非常突出，他推崇“若能敦本尚质，事求简当而不取其繁，以求真实而不取其伪，则事功自然兴举，风俗自然淳美，天下何忧不治？”

在《程士集》中，高拱明确提出：“实，则一为而一成；不实，则百为而百不成。徒使文例丛兴，奸蠹浩积，而莫可绳检……言必责实，则捷给为侯者不可饰言也；行必责实，则慑利任术者不可饰行也；功必责实，则比周为誉者不可饰功也；罪必责实，则巧文曲避者不可饰罪也。兹人心所由一也”。岳天雷、岳金西认为，高拱“在实践中始终坚持‘为己之实学’和‘为国之实政’”。

嘉靖中后期，朝政逐渐腐朽：“明之中叶，边防堕，经费乏。当时任事之臣，能留意于此者鲜矣”。高拱也清楚地认识到：“方今时事，内则吏治之不修，外则诸边之不靖”他一直留心时弊，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厘正计划。

嘉靖四十五年，高拱在入阁前后写就了一篇《挽颓习以崇圣治疏》，总结二十几年来他体验和观察到的当世之时所存八大流弊：坏法、黩货、刻薄、争妒、推委、党比、苟且、浮言，还提出了针对八弊的改革方案，言“舞文无赦、贪婪无赦、崇忠厚、奖公直、核课程、公用舍、审功罪、核事实”，简称《除八弊疏》。

这份奏章并未上呈给嘉靖皇帝，但依然成为隆庆间高拱主持改革的施政纲领。隆庆三年十二月，穆宗重新启用高拱，以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命其“不妨阁务兼掌吏部事”，自此直至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见逐为止，高拱对改革一时弊政的努力，对当时朝政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选才不拘

嘉靖末年吏治腐朽，选官选拔多是遵循资历而非实际才能，官吏考核过程中弄虚作假的现象屡见不鲜，贪秽成风，上下不通达。高拱以内阁首辅的地位兼职掌理吏部铨选之责之后，对国家吏治作了大量的改革工作。

对于有能力的治国良才，高拱一概的作风是“英雄不问出身”，无论是吏部选官例行的“进士＞举人”规则，还是官场上以资历论人才的规矩，他都以摧枯拉朽之势破除陈规，一扫多年陋习。国初，明太祖朱元璋对于人才的选拔采取的是相当开放的心态，“进士、举贡、杂流三途并用，虽有畸重，无偏废”，到了嘉靖后期至隆庆年间，官场盛行的资格论令高拱非常痛恨，他第一个选才变革便是“破拘挛之见，以开功名之路，凡自授官，以后惟考政绩，不必问其出身”。

特别是在“声闻既不通于四方，动静又难达于朝著”的广东，高拱专门强调“必以进士、举人相间选除，杂流、迁谪姑不必用”。进士、举贡、吏员三途并用，基本上缓解了人材匮乏的难题。

相较于对官员才力的严格要求，高拱对某些旧有的限制反而放宽了准绳，只要是实际情况需要，他并不介意破例取才。明代官员任职有一条原籍回避的规矩：“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高拱考虑到官小家贫的低级官员生活不易，对此作出了变动：“合无今后学、仓、驿递、闸坝等官，俱得除本省隔府地方，不必定在异省”令其安于所职。地方各省府学有限而改教官员数目增加，高拱“不论州学学正、县学教谕，酌量改除，以后仍照府学教授一体升迁。”

古田瑶贼作舌，高拱任用性好贪赛的殷正茂总督两广，这次人事任用是高拱掌吏部力求务实的一次标志性事件，他在殷正茂的问题上发表了经典的“唯才是用”论调：“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干没者半，然事可立办”。

灵活调用

明代的吏部主管天下文职官员的选授，职务所在不仅仅是题别人才优劣、进行选取，选完之后还要合理用之，正如高拱一向主张的：“有才不用，与无才同；用不当才，与不用同”。朝廷精心选拔的人才如何用法是一门渊博的学问，高拱称其所掌吏部“每两月一次推升天下府同知一下官员，其事重大”，“外官才地不相宜，则酌其繁简互换之”。

在具体的官员任用问题上，高拱本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认定“人各有所长，以所长治所事，则人既得展其能，事亦可底于绩”。

高拱在《议处荫官及远方府守疏》打破了一直以来实行的恩荫官员“转授远方”的惯例：“然不知官生中，固未必皆可用之人，而亦未必无可用之人……官生既可为知府，乃何独不可为部署等官？”中国古代的荫袭制度规定朝中勋贵和要员可以凭借自己的权位荫庇子弟进入仕途，韦庆远先生认为：“这种选官方法是为了照顾在职、退休、殉职官僚们的利益，为了换取官僚阶层对现政权的忠诚和支持……曾经起到稳定政权，笼络人心的实效”。

这些借助家庭权势做官的豪贵子弟占据官场资源，虽然很多是庸碌或纨绔的无能之徒，但也不乏行政能力，而且高拱强持“在其位谋其政”的理念：“国家用人，欲其修政，而非徒豢以禄也”，因此力求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每一个官员的价值，并不拘泥岗位。

培养和储备人才

在合理选才的基础上，“养才以备用”也是高拱人才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官方面，高拱力求使“致用之才育之有素，亲民之官充之有人”。隆庆五年三月三十日，高拱向隆庆帝上疏请分拨进士观政、讲求律例。殿试结束后，未能进入翰林院的新科进士们分别进入京官和外官队伍：“京官六部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外官知州、推官、知县，由进士选”，经由高拱这次变革，各衙门支俸办事的新进进士们都被要求“在本衙门讲求律例，习学政体……务期明晓法制，通达治理，以副任吏”。

一个月后，这一措施并未见得成效，“观政进士，见今尚鍾故套，群居终日无所用心”，高拱于是进一步要求各衙门长官“督令讲律，限定书程，不时查考，或摘条面讯，以稽勤惰”，务必在朝中注入一股清新实干之风，培养一批精于实务、不依赖幕僚师爷之类便能独立行政的青壮官吏。

审功罪、核事实

嘉靖时期明王朝的统治形势出现乱象，高拱“为皇上挽刷颓风，修举务实之政”的努力，表现在整顿吏治方面的还包括“于大计弹心竭力，以综核名实，使巧宦者罔售其诈，而举实者莫掩其真”。

首先，重新统一了考核的标准，即实政成绩。明中后期官场世风日下，朝廷上下大小官员绝大多数都以权利交换为本职，嫉贤妒能，结党谋私者比比皆是；不为民贼者，也多是麻木不仁、安于故事，敢于任事者少。高拱反复强调，出身、声名都不是衡量官员的尺度，惟有实际能力和作为才可以作为品评翻涉的标准，任何升降必须按照实际情况进行查处，“惟考其政绩，而不必问其出身”。

其次，严格控制考核过程中的执行状况，主要是对科道官的管理。明代言官由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组成，简称科道官，“御史为朝廷耳目，而给事中典章奏，得争是非于廷陛间，皆号称言路”。在皇帝的支持下，高拱展开了一场考察科道官的言路改革，厉行整顿在京给事中和地方抚按纠劾不实的风气。并在后期取得较为良好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