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仙洲：不简单的国军战俘，中将韩练成作揖道歉，周总理亲自接待

、

李延年

和

李玉堂

是国军中有名的三个李姓高级将领，因都是黄埔一期出身、任军团级别职务以及获得中将军衔，故被时人称为“

山东三李

”。

然而，经过十几年岁月的沉沦，“

三李

”的结局迥然不同，只有最早被俘的老大哥李仙洲福大命大，安度晚年。

全国解放期间，李延年断然拒绝了起义，想要以此表示“

忠心

”，但刚到台湾就被逮捕入狱。

出来后，他穷困潦倒到每天只能吃馒头充饥，没有烟抽，便放下尊严去向昔日的老部下借钱买烟，于1974年凄凉离世。

李玉堂更惨。1950年4月，他与解放军取得联络，打算率部起义，不过随着海南战役的爆发而中断，最后只能在4月25号带着32军的残部退守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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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叛徒的出卖，李玉堂“

通共

”的事曝光，之后在1951年2月5日被国民党迫害致死。

尽管如此，李玉堂死后要比李延年好一些。1983年，经山东人民政府批准后，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由此可见，“

三李

”比较起来，只有李仙洲是善终的。之所以在前面说他福大命大，是因为他被俘虏后表现良好，得到了我党领导人的重视和嘉奖。

新人生里，李仙洲曾被我党重用和受人民信任，历任山东省政协秘书处专员、省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等职。此后从岗位上退下来，安度了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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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年龄，李仙洲要比

周总理

大许多，不过作为黄埔第一期学生，他也曾是周总理的学生。所以，他在战犯营中接受教育和重新改造时，总理就非常关注他。

1961年，应周总理的邀请，李仙洲前往北京参加总理设下的宴会。期间还有一件事，就是居住在北京前门饭店时，他与昔日最信赖的老部下韩练成“

巧遇

”了。

彼时，两人的身份已完全不同，李仙洲是政治犯，刚从监狱中放出不久；而韩练成带着部队投靠解放军后，在1955年获得了中将军衔，已是军中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不过，李仙洲对此并不知情。但不管怎么样，他的心里面有一件事始终放不下，且这让他一直都不能原谅韩练成。

正当李仙洲陷入沉默之际，韩练成率先开口打破僵局，只见他作揖后说：

“

李大哥，我对不起你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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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句话，李仙洲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

李大哥

”的叫法和韩练成的声音，陌生的是不知道韩练成为什么道歉？

1947年被俘前，李仙洲还是徐州绥靖公署济南第二绥靖区的副司令官，手下指挥着由第46军、73军、12军及9个师组成的南集团军。韩练成当时则是第46军军长，属于李仙洲的直系部下。

可南集团军同解放军在莱芜战役中发生战斗时，

韩练成却放弃了对46军的指挥，从而让6万人的集团军全军覆没。

正因如此，李仙洲一直将韩练成记在心上。

莱芜战役是李仙洲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对我军的意义也相当重大，是解放战争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

陈毅

就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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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莱芜战役这个大歼灭战，蒋介石南北会师，侵占整个山东的狂妄计划变成了一场春梦。我渤海、鲁中、胶东、滨海4个军区完全打成了一片，不仅山东我军的胜利基础因此稳如磐石，影响所及，全国独立民主阵线上的斗士也得到了极大的鼓励。”

所以，尽管这个影响是相当积极的，但也是李仙洲一生不可磨灭的记忆。也许，是出于气愤还是已沦为战俘的原因，对于韩练成的这个抱歉，他没有回应韩练成就离开了。

不可否认的是，与韩练成的偶遇，让他感到很尴尬以及不自在。

除韩练成中将外，另一个解放军少将也让李仙洲感到“

很不自在

”，此事发生在更早之前。

李仙洲在1947年2月被俘后，内心极为惶恐，担心作为老蒋的嫡系，可能会被解放军和中国共产党处决。

不过，从红军时期开始，我军便执行优待俘虏政策，未曾对被俘之敌进行枪决，除非对方罪恶滔天、不可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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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对抗日战争有贡献的李仙洲并没有被处决。解放军不仅好吃好喝地招待，还主动地为他治疗腿伤，让他一直紧绷的心安定下来。

李仙洲刚被抓的时候，因战斗转移需要，解放军便将他安顿到一间农舍中。时任华北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的

陈锐霆

得此消息后，马上赶往看望。

当时，陈锐霆进屋的第一句话就是：

“

军座，你受惊了！

”

这让李仙洲听起来很舒服，但也感到惊恐，因为看到陈锐霆穿的是解放军的服饰，同时暂时想不起他是谁，所以一时不知如何去回答这一句话。

看到李仙洲陷入沉闷，陈锐霆再次主动打破尴尬的气氛，开玩笑地问李仙洲是否记得自己。李仙洲似乎没有印象，所以对此摇头回应，陈锐霆此后便帮他回忆昔日接触过的经历。

早些时候，陈锐霆曾在国民革命军中服役，也算是和李仙洲处在同一阵营过。1936年，受到我党思想的影响，陈锐霆在这一年秘密地成为了一名党员。

抗战期间，陈锐霆还跟着国军参加了徐州会战、赣北会战、枣宜会战等著名的抗日战斗。1941年，他直接率团起义，脱离国军，从此在我军中担任相关的军事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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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国军中服役的那段时间里，陈锐霆才有机会和李仙洲相遇，而自从起义并带队进入我军后，便不再与李仙洲相见。

可能是由于期间相隔太远，又或者是接触不够密切，这才让李仙洲一时想不起他的身份。

抗战之前，李仙洲在国军中的地位就很高，但转眼之间就沦为阶下囚，这让他在陈锐霆面前有一些抬不起头，更多的又是百感交集，总之心情很复杂。

见到李仙洲身体受伤，陈锐霆便不再与他多聊，马上安排相关的战士将他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感受到陈锐霆和解放军如此宽容、大度，李仙洲的心情平复了不少，同时也大有触动。

而接下来的一件事，更是让李仙洲感到意外与感动。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元帅居然也会亲自前去看望他。

莱芜战役爆发时，正是陈毅和粟裕带着华东野战军打的，由于打得太猛，让李仙洲几万人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这让李仙洲战败后依然想不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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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一见面，陈毅没有以胜利者的姿态去对待李仙洲，而是非常亲切地问候他的身体情况等，临走前还特意交代负责看管的将士，让他们尽量满足李仙洲的胃口以及其他需求。

腿部的伤治愈后，李仙洲被转移至处在胶东与烟台之间的昆嵛（

yú

）山，并安定地度过了半年的生活。

李仙洲算是众多国军战俘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到解放战争彻底结束时，他是被俘虏中职位最高、资格最老、年龄最大的一位将领。

也正是如此，许多工作人员对他很尊重，其他的战俘也一口一个“

副总司令

”地称呼他。不过没有多久，战俘们这样平和、安定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

胡宗南部对陕北地区展开进攻后，其他的国军也对解放军在山东地区的解放军发动了重点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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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军事上的统一指挥，南京政府在3月初撤销了徐州、郑州这两个绥靖公署，随之重组出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国民党陆军总司令

顾祝同

亲自坐镇徐州统一调度。

从1947年3月下旬开始，顾祝同有24个整编师（

军

），约45万人进攻山东。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整编第74师、第5军、整编第11师战斗力非常强，被称为国军“

五大主力

”之一。

如此之声势浩大，一时之间就让整个山东地区陷入战火纷纭之中，连空气里也都弥漫着战争的紧张气息。

为尽量地减少损失，华东局经过商讨后，做出应对之策的同时，还决定对位于昆嵛山之上的战俘管理处进行转移，连同李仙洲在内的诸多国军战俘，就这样随着大队伍奔波了一个多月，行程达到数千里。

建国后的1956年1月，李仙洲被转移至北京功德林接受劳教，一方面学习党和新中国的政策、思想，另一方面参与劳动。

在那里，李仙洲遇到了许多昔日的“

老熟人

”，如

黄维

、

王耀武

、

宋希濂

和

范汉杰

等。虽然此时他们都是战俘，但在被俘虏之前，可都是国军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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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将这一群被俘的军官聚集到一起，难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但自从被俘的那一刻开始，李仙洲的心态便非常稳定，且还在战俘营中获得了“

三德

（

得

）”的美称，即吃得、睡得、拉得，其他别无所求，很“

佛系

”。

尽管当时李仙洲已年过六十，但胃口很好，一般都三碗米饭才吃饱，而吃得多便拉得勤，如此才被他人笑话。

与其他假日深度思索和紧张兮兮的被俘将领相比，李仙洲真的是做到了倒头就睡的境界，且睡眠还相当好，似乎从来都没有烦心事。

在思想教育方面，李仙洲也表现得非常积极，并且悟性很高，就是从来不抱怨，安排的任务都能全部完成。

比如，战俘管理处在1958年10月安排战犯们到秦城农场劳动，考虑到李仙洲年事已高，管理处便准备给他“

开特例

”，让他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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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听到此消息后，李仙洲马上与管理处取得联系，表示身体还行，愿意参与劳动。对此，管理处很是欣赏，让他担任扩编第5队的队长，同其他战犯一起参与劳动（

作为队长，劳动量要少一些

）。

正是因为李仙洲任劳任怨、学习能力强、积极参与劳动、不反抗安排等良好的表现，才在后来被最早放出。

1960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11月19日发布的特赦令，宣布

李仙洲

、

范汉杰

、

庞镜塘

、

宋瑞珂

和

沈醉

等50名战犯获得自由。

被放出来后，李仙洲还受到了

周总理

的特别召见。1961年，他和

王耀武

、

杜聿

（

yù

）

明

等前去参加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设立的招待宴。

如果不是处在新中国，这些手握重兵的国军老将肯定已成为国民党的元老，同周总理见面的场景也会有所不同。但时局早就今非昔比，他们被总理召见时，更多的是紧张和感激。

不过，无论变化成什么样，他们依然是周总理的学生，见到周总理时还得毕恭毕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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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一开始，周总理便与他们一一握手，一边亲切地问候，另一边对他们重获自由的事表示祝贺。

当总理走到李仙洲的跟前时，先是热情地与他握手，然后若有所思地说：

“黄埔一期有数百名学生，但我只记得你和曾扩情两人，因为你们两位年纪比较大

。”

总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李仙洲和曾扩情都在1894年出生，年龄要比总理大4岁。同时，两人还比其他人要年长得多。

听到周总理对自己印象深刻，李仙洲非常激动，马上回复道：

“

学生不争气，走了错路，辜负了老师您对我们的教诲……

”

听到李仙洲如此客气而真诚地回答，总理非常欣慰，指导他要放下过去的事，积极地面对未来，将剩余人生为新中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

宴会结束时，总理再次找到李仙洲谈话，希望他好好地过新生活，并非常体贴地嘱咐道：

“若有困难，可找地方政府帮忙；若地方政府做不到，可直接写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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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总理想得如此周到，李仙洲感激不已，同时连忙回应，不希望个人的事情影响到地方政府和总理。听到如此回答，总理再次表现出欣赏的眼光。

就在总理转身要离开之时，李仙洲却突然将总理拦了下来，表示想要询问一个想了10多年都想不通的问题。

原来，自从在莱芜战役战败之后，李仙洲怎么都想不通是如何失败的？更重要的是，自己的6万大军全军覆没，想不通韩练成的一个军是如何突围的？

综合来看，李仙洲之所以在莱芜战役中失败，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内乱，二是被解放军集中力量围歼。

莱芜战役爆发至2月23日凌晨，李仙洲的部队已成瓮中之鳖，他的第73、第46军在突围的时候，因为道路过于狭窄，人员、马匹和车辆争相夺路，导致军队陷于混乱，秩序一时之间无法维持。

而就在这一生死存亡之际，作为第46军军长的韩练成通过与陈毅派出的干部取得联系，秘密地脱离了队伍，让李仙洲集团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

正是趁此机会，

陈毅

、

粟裕

所指挥的野战军才能取得完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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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对这一场战役的印象很深刻，所以告诉了李仙洲这两个原因。不过，对于韩练成成功突围的事儿，总理并没有说出来，而是让他自己去问韩练成，并在此处将韩练成称为“

同志

”。

听到总理说出“

韩练成同志

”这几个字，加之在北京前门饭店见过穿解放军军服的韩练成，李仙洲便不再问下去，心里面似乎已经明白了许多事。

即便是如此，了解整个事情的原委之前，李仙洲还是很好奇，依然想知道韩练成是如何突围的？

回到住所，李仙洲怎么也睡不着，脑海中总是浮现莱芜战役爆发时的场景。同时，韩练成也一遍遍地出现，让他不断地梳理韩练成与战役之间的关联。

1947年1月中旬，鲁南战役结束以后，山东和华中的两大野战军合并成华东野战军，陈毅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粟裕

任副司令、

谭震林

任副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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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后，华东野战军下辖有11个步兵纵队以及一个刚组建的特种兵纵队，主力主要集结在山东的临沂（

yí

）地区。

国军统帅部此时判断，经过宿北、鲁南战役后，在山东地区的华东野战军伤亡惨重，已失去持续作战的能力，因此制定了“

鲁南会战

”计划，企图将华东野战军主力消灭在临沂地区。

为此，统帅部调集了共计31万人的整编师53个旅，由南北对进，夹击华东野战军。

李仙洲当时是

王耀武

（

黄埔三期

）的副手。1947年2月，他指挥着整编46师、73军从明水、淄（

zī

）川南下，进犯莱芜、新泰，企图配合其他国军夹击华东野战军。

不过，华东野战军很快就反制，发动了莱芜战役，李仙洲被打得措手不及。

[var1]

2月5日，正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的元宵，李仙洲正陪着家人其乐融融地过节。突然，一名士兵闯进了他家，让他赶快到司令部参与军事会议。

得令后，李仙洲马上带着司机和警卫员驱车前往。抵达会议室时，里面已经围满了人，都在等着他。

王耀武正好坐在发言席上已久，刚看到李仙洲走到自己的位置前，他便急切地发言，表示刚得电报，解放军正准备集结60万兵力，打算在徐州一带与国军发生决战。

说完，王耀武就离开座位，走到作战地图前交代国军统帅部的任务安排：

调集三个军的兵力，南下占领新泰、莱芜等地。

对此，了解当地情况的李仙洲认为该命令还需要考虑一下，表示若要调走三个军的兵力，定然会让济南地区空虚，从而给解放军趁虚而入的机会。

王耀武对这一意见表示认可，询问参与会议的其他将领之后，便向统帅部发电报，希望他们考虑清楚再决定。

然而让他们都没有想到的是，作为参谋总长的

陈诚

对这一担忧很是震怒，老蒋更是大发雷霆，将王耀武和李仙洲痛骂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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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王耀武和李仙洲便接到统帅部的电报：

“此次鲁南战役，事关国共两党之成败。如鲁南失败，山东亦不可独存，作为一个将领，应具有决心，顾全大局.....”

看到发回的电报，王耀武感到非常无奈，只能硬着头皮去执行。为此，他特别找到了李仙洲，让李仙洲去完成任务。

依照统帅部的原计划，南线共有8个整编师、25个旅，共计20多万人，是同鲁南华东野战军展开决战的主力部队。

在北线，李仙洲只有三个军，共计6万余人，负责辅助，主要是为了阻断解放军北撤的退路。

如果南北对应成功，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将被围堵在沂蒙山地带，从而走投无路。

当时，华东野战军的实际指挥官是粟裕，他一眼就看出国军的布局和目的，所以马上做出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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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采取的战略很简单，就是我军中常用的“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李仙洲北边的力量比较薄弱，同时对解放军的威胁又最大。

所以，粟裕先派大军攻打北面的李仙洲军，让其成为瓮中捉鳖，然后慢慢消灭。

果不其然，2月21日，李仙洲就收到王耀武的紧急电报，表示解放军主力正在北移，恐怕要对他的三个军进行合围，为此应当尽快向北突围。

得此消息后，李仙洲马上召集第73军军长韩浚和46军军长韩练成前去开会，商讨脱身之计。

综合观察地形，李仙洲最后认为，通过吐丝口镇向北转移是一个最好的方式。韩浚对此表示赞同，并建议第二天一早就出发。

李仙洲同意韩浚（

jùn

）的想法，不过没有马上认可，而是先询问韩练成的意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第46军作为桂系的王牌主力，战斗力非常强，能在撤退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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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练成思索许久后，提出了与韩浚不一样的意见，认为46军刚从前线退下来，大部分队伍还在城外，如果第2天一早就撤离，定然来不及准备。

韩练成因此建议，为了有序地撤退，最好在第2天早上展开行动，否则部队会陷入混乱之中。

李仙洲对这个建议持怀疑态度，不过基于对韩练成的信任和对46军的依赖，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同意韩练成的建议。

于是，李仙洲拍板决定，三个师于第2天早上8点向北突围。然而，他怎么都想不到，这原来是韩练成所设下的圈套，一边是让包围圈收紧，另一边是想让向北撤的三个军陷于混乱。

虽然研究过地图，但李仙洲想不到吐丝口镇居然处在峡谷的中央，两边都是高山，很容易遭遇埋伏与首尾斩断的进攻。

对实地进行考察之前，李仙洲以为只要快速地通过就可以，那样会缩短向北撤的路程。不过真正到实地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var1]

早在李仙洲抵达吐丝口镇之前，粟裕便让部队将小镇拿下，堵住了李仙洲及其三个军的去路，而正当他们准备往后撤时，后面的部队也追了上来，最后只能成为瓮中之鳖。

经过三天的战斗，李仙洲部队近6万人全部被消灭，作为指挥官的李仙洲也稀里糊涂地成了俘虏。

依照常理，当时包括韩练成在内的46军也被包围，全军都战死了，他是怎么突围的？李仙洲一直以来就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早在1936年的时候，韩练成便已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所以，他在李仙洲的麾下做事，其实是完成党组织所交给的潜伏任务而已，一旦到了合适的机会，便带队离开

。

1947年2月爆发莱芜战役时，刚好是撤退的好机会，所以韩练成提前与我党取得联系之后，便已离开。

[var1]

其实，如果李仙洲知道韩练成是党员的身份，肯定不会质疑他成功突围的方式是什么。

随着对我军越来越多的了解，李仙洲曾有“

非战之罪，天亡我也

”的感慨。后来，他对此总结说：

“我们此次失败，主要是国防部战略指挥失误，而王耀武先生干涉下面太严，王先生每直接分电各军，师甚至团，我虽在前方，有时也不知道——这次到前方来，不过是高级的传令兵。”

其实了解到是韩练成放弃对46军的指挥，以至于让军队陷入更大的混乱之前，李仙洲并不知道失败的真正原因。

回过头来看，当时除了战略布局混乱、上下级之间不协调等主要原因之外，韩练成的离开，对三个军的影响也很大。

有人就这么形容，当时的一个韩练成“

顶得过几万大军

”，说的就是这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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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韩练成再次见面，并了解当年的真相之后，李仙洲对这一切都已经淡然，欣然地接受了韩练成的道歉。

结语：‍

从不同政见和阵营的角度而言，韩练成是完全没有必要给李仙洲

作揖

道歉的。不过，从很早的时候起，两人就已成为上下级关系，培养起了公事以外的特殊情感。所以，韩练成的这个道歉，也可以看成是私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修复。在动荡的环境下，不论是谁都无法掌握个人命运，李仙洲可能就看透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