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社会救助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有哪些？

本文着重论述了社会救助的施行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迁的影响，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对自然环境和人口变迁的影响，其次是对社会制度和结构变迁的影响，最后是对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变迁的影响。

一、自然环境和人口的变迁

为了预防水旱灾害，保证农业生产，春秋战国时期的统治者们普遍重视修筑水利工程，改造自然环境。到春秋战国时期水利工程事业出现了空前的发展高潮，这一时期的水利工程主要可分为灌溉、运河、堤防这三类。

灌溉工程的修筑兴起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达到兴盛。著名的灌溉工程有孙叔敖主持修建的芍陂，西门豹在邺地修建的漳水十二渠、李冰父子在四川灌县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工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等等。这些灌溉工程的修建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巨大成果。

芍陂修筑后能够灌溉良田近万顷，使周围大约百里地方的人民深得其利；都江堰能够灌溉成都平原大约三百万亩良田，使成都平原成了“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两千多年以来，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精心维护，都江堰至今仍发挥着新的作用；郑国渠使“关中为沃野，无凶年”。

春秋战国时期的运河工程也有大刀阔斧的修建。战国时期魏国在荥阳，楚国在汉水、云梦，吴国在江淮、太湖地区，齐国在在山东临淄等地都开凿了运河。其中规模最比较大的有邗沟和鸿沟等。堤防出现较早，《国语·周语上》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由此可见西周堤防已经具有一定规模。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普遍重视堤防建设，甚至造成“壅防百川，各以自利”的局面。直到秦统一六国以后，“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才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总之，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大大的改善了自然环境，通过对环境的改造对抗自然灾害，体现出人们利用自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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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思想方面，先秦诸子的人口思想与社会救助思想相辅相成。人口思想中闪烁着社会救助思想，关于社会救助的主张也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统治阶级的人口思想。儒家和墨家普遍主张人口增长，认为富国强兵必须首先增加人口。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救助对人口迁移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灾害救助的过程中，地方安置灾民会造成一定规模的人口迁移，梁惠王在接见孟子时说道：“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在进行灾害救助时会采用离开的方法，把灾民疏散安置到非受灾区，这在水旱灾害常发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比较常用的方法。

战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土地和人口，秦国地处西方，地广人稀，商鞅建议秦孝公实行“徕民”新规，将三晋的人民招到秦国来，给他们免除赋役，赐予爵位，令他们开垦荒地，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总之，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提出了具有社会救助形式的施政方针，这些施政方针的提出对当时的人口思想相辅相成，并造成一定程度的人口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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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变迁

在周朝，国人和庶民是主要的社会劳动者。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国人和庶民的身份特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春秋以后，随着诸侯力量的强大，城市发展起来，生活在城邑其城郊的居民增多，这些居民即是国人。国人阶层逐渐扩大，影响力也日趋增强。国人的新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国人是本国军事力量的基础。《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国人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能够和强盛的两家卿族抗争并取得胜利。第二，国人在本国的政治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人对于国君和执政者可以评论甚至批评。这些国人批评、抨击当权者的例子说明了春秋以后国人言论的自由和社会地位的上升。

第三、在有些诸侯国，国人参与到国君的废立。如城濮之战前卫侯想归顺楚国，“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出居于。”莒国的国君权力争夺中被国人杀掉，充分说明了国人在国君废立中的新的作用。第四，国人在贵族之间的斗争中起着新的作用。国内贵族的斗争往往需要国人的参与才能分出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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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战国，庶人泛指一般的平民。随着社会结构的迅速变动，一些贵族地位下降而变成庶民，而一些士人平民则上升为显贵。虞、夏、商这三姓的贵族，有的到春秋时已经成了庶民。诸侯国的统治者对于庶民是比较重视的，如鲁昭公九年，叔孙昭子认为在君主的园囿和庶民的拥护之间，后者更为新的，将庶民摆在新的的位置。

总而言之，春秋战国时期人民地位上升，统治者需要人民的支持才能维护统治，统治者越来越重视人民。为了取得民心，地方的社会职能需要不断强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催化了社会救助的发展进步。

在官僚系统上，到战国时期君主朝廷中的大臣有许多已经不是名门显贵，而是平步青云摄取公卿。这样的大臣在朝廷中的位置多由君主好恶而决定……其在朝廷中的升迁和废黜都比以前要灵活得多。官员为了保住禄位和实现升迁必须建立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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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施行富国安民的新规，进行社会救助，促进了春秋战国官职系统的一个变化，就是在设官分职的时候，着眼于对加强各种事业的控制和对民众的控制。《荀子·王制》中的一些职官在西周已有，但是职责与战国时期有别，荀子所列的这些职官，都体现了地方对于社会生活的直接干预和管理。

地方职官制度的变化与地方对社会救助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地方发展社会救助以巩固统治，催化了职官制度的转变。宗法制虽然在原始氏族时期就已经萌芽，但是在西周初周公旦“制礼作乐”，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中心的宗法制才正式确立。宗法制度是一套以血缘亲属为依据的土地、财产、政治地位的分配和继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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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价值观和文化的变迁

商人重天敬鬼，逢事必卜，祭祀天地、鬼神、日月星辰，武王伐纣在鸣条之战时，商纣王的军队阵前倒戈。这促使西周统治者认识到“天惟时求民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而提出来“敬德保民”的统治思想。这种统治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系统的民本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重民思想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重民轻神的天人联系。当时的统治阶级已经认识到人民的新的性，把人看得比神新的。政治家们提出的重民思想体现出来春秋战国政治思想的进步。其二是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

春秋末期孔子提出“仁政”主张，要求君主以“仁爱”之心治理地方，认为“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到战国时期，思想家墨子进一步提出“兼爱”、“非攻”等思想，更加贴近民众现实生计，真诚呼吁保护下层民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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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继承前人的民本理论，将民众作为政治的根本点，提出了破天荒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理论。这成了先秦民本思想时尚的标志。

春秋战国社会环境空前时尚，诸侯之间争霸，政治权利下移，到后来各国之间争夺土地和人口进行常年的兼并战争。统治者逐渐将民本思想融入治国方略中，在这种以民本思想为基础的治国方略下，统治者往往通过社会救助以“聚民”、“惠民”和“保民”。

四、总结

综上所述，夏商周时期的社会救助萌芽是春秋战国社会救助发展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天灾人祸频繁，还有随着社会结构变动人民地位的提高以及民本主义思想对于统治阶级的影响等原因，社会救助获得空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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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救助的施行最直接的目的是解决国内矛盾，保证统治的稳固，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实行社会救助，对人民施惠以示君王恩典，以此调和阶级矛盾，保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不过社会救助新规不失为考察当时各国统治思想的一扇窗口。救助类型的增多、救助范围的扩大和救助力度的加深都体现出来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发展，可以说民本思想是统治者施行社会救助的思想基础，统治者对社会弱势群体施行社会救助，能够体现统治者“敬民”、“保民”、“惠民”等爱民之心。

统治者基于民本思想把施行社会救助当做治国安邦的新的措施，社会救助确实在维护对人民的统治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很多先秦文献中的论述都体现了这一点。施行社会救助使民心归于统治者，因而最终获益的是统治阶级，这种实质上的回报使统治者坚定以民为本。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救助反过来促进了民本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