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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公孙无知公元前686年，鲁庄公八年，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这一年，齐国发生了公孙无知之乱，齐襄公被弑杀，公孙无知篡位自立。仔细阅读《左传》所述的这一段历史，虽然惊心动魄，好像事发偶然，但其实，只有相信这是酝酿已久的阴谋行动，才符合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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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无知

公元前686年，鲁庄公八年，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这一年，齐国发生了公孙无知之乱，齐襄公被弑杀，公孙无知篡位自立。仔细阅读《左传》所述的这一段历史，虽然惊心动魄，好像事发偶然，但其实，只有相信这是酝酿已久的阴谋行动，才符合历史的真实。

连称、管至父为何会被派遣去葵丘驻守？春秋时期，载于《左传》的葵丘地名有两处，其一在宋国，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三台村。其二在淄博城西三十华里，按照距离，应该在淄博市九顶山公园附近。葵是古代经常食用的一种蔬菜，因此出现多地葵丘，也在情理之中。齐襄公派出两位大夫，戍守离都城如此近的地方，一未闻有边境之患，二未知有其它差遣理由，三又到期不让返回，说明此二人不但不得齐襄公欢心，而且有可能早就是公孙无知的死党，齐襄公就是因为公孙无知的缘故，才派此二人戍守葵丘，其目的就是拆散公孙无知之党。如果再考虑《左传》所述连称之妹在宫中无宠的因素，就可以更加确定这是齐襄公实施的针对公孙无知势力的清洗之举。

公孙无知组织叛乱绝不会是临时起意，相反，一定是蓄谋已久的计划。据《左传》可知，公孙无知是夷仲年的儿子，夷仲年是齐僖公的弟弟，而且是齐僖公非常信任并经常委以重任的弟弟。故此，爱屋及乌。按照《左传》所说，齐僖公对待公孙无知犹如己出，俸禄、衣服如同太子。这当然是非常过分的一种待遇，也是导致齐襄公内心嫉恨并有卧榻之忧的主要原因。所以，齐襄公即位以后，对公孙无知是贬黜、打压并清洗其影响力，由此双方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公孙无知勾结反对齐襄公的各种力量，伺机谋逆就顺理成章。

齐襄公打压并贬黜公孙无知，公孙无知也就不可能久居于都城临淄，而应该回到封地。鉴于公孙无知之父名曰夷仲年，因此夷地作为他们家封地的可能性很大。夷地原为西周夷国，后被齐所灭，而具体何年所灭，不见史册，估计应该在夷仲年活着的时候，即公元前699年，鲁桓公十三年之前。夷国在纪国与莒国之间，离临淄较远。如果让公孙无知出居于夷，齐襄公倒是放心，但其实这是大大的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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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

反过来再看，处于夷地的公孙无知，却“天高皇帝远”，正好阴谋积蓄力量，尤其网络各种反对齐襄公的亡命之徒，同时也可以在其封地招兵买马，并建立起足以推翻齐襄公政权的军事力量。反之，如果公孙无知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即使杀了齐襄公，也很难在临淄立足，毕竟，公孙无知不是齐僖公的儿子，更不是齐襄公的儿子，根本没有成为齐国国君的任何资格。在进入春秋以来的历史上，没有公子资格而敢于篡位的，几乎没有！

正是由于公孙无知力量的不断膨胀，尤其所据野心的外露，才会让公子纠和公子小白明显感受到齐国即将出现内乱的苗头，从而避难它国。不过，《左传》却这样说：“初、襄公立，无常”。因此，鲍叔牙预见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所以，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到了莒国，管夷吾、召忽辅佐公子纠到了鲁国。上述《左传》记载，虽然没有明显提及公孙无知，但根据其后发生在齐国的内乱，可以分析如下：

其一，公子纠、公子小白在预见到齐国内乱的苗头后，为何会避祸他国？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即这二位应该是齐国国君的顺位人选，也即都是齐襄公的嫡出公子。也只有这样的地位，才会有覆巢之危。否则，即使是齐襄公的兄弟，如果不是君位的法定继承人，只要臣服于篡权者，应无生命之危，可以不用离开齐国。这也说明，即将在齐国作乱者，一定是一个具有相当实力，但并没有国君继承资格的人。而此人如果篡位成功，必然会对齐襄公的合法继承人在肉体上进行全部消灭，即斩草除根，如此方能稳定篡位者的政权。

其二，齐襄公在什么事情上出现“无常”的表现才会危及政权？不会是在一般行政管理上的朝令夕改，也不会是日常对待下人的喜怒无常，更没发现齐襄公在对外用兵上存在“无常”的表现。所以，这个“无常”，可能是在处理公孙无知相关事件上出现优柔寡断且举棋不定的决策隐患。如果明知公孙无知存有异志，而手段不彻底，养痈遗患，那是非常危险的。这样的局面，必然会让齐襄公的公子们存在朝不虑夕的危机感。以故，只有逃离，才是上策。

其三，由“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可知，君当然是指齐襄公，而使当然是指使、命令等，“民”与“君”对应，民应该是指公孙无知及其网络之下的一班大夫们，慢即慢待，也就是不听指挥，擅自作主。可以想像，这种情况一旦出现，齐国出现危机的时间就不远了。类似情形，与当初郑庄公遇到的情况相当，当时其弟叔段坐大，大有分庭抗礼的征兆，以致公子吕说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这句话，也许正就是齐国发生的情况。

如果以上推论成立，说明齐襄公在对待公孙无知的阴谋冒险问题上手段软弱，在明知公孙无知是自己政治对手的情况下，缺乏从肉体上彻底消除隐患的决心，这在古代的确是一大败笔。同时可见，齐襄公也缺乏郑庄公所具有的那种隐忍与谋略，以致于祸起萧墙，身死国危，乃至为天下人耻笑，真是何苦来哉！

总而言之，齐襄公在对待连称、管至父去留问题上存在的失信，仅仅是引起齐国之乱的偶然因素。作为这件事情的必然性，源头在于齐僖公对公孙无知的恩宠太过，以致在齐襄公时出现了尾大不掉，这严重威胁着齐襄公的执政环境。而齐襄公在处理公孙无知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又加剧了这一矛盾的爆发，这一切当然是齐国政权金字塔结构应有平衡被打破导致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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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