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襄公连弑二君，虽私德有亏但对齐国发展却做出极大贡献

在《左传》上，齐襄公，连弑鲁、郑二君，不守信义，欺骗臣工，基本上每一次出场，都是负面形象。如：“初，襄公立，无常。”

“无常”这两个字，可以很好地概括齐襄公的性格特征和处事方式，也基本上是当时的人对他的评价。

但在薨逝后，齐襄公得到的谥号却是美谥“襄”。

何谓“襄”？“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执心克刚曰襄，协赞有成曰襄，威德服远曰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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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襄公

要注意到，谥号和历史评价是不同的，历史评价可以站在别国、站在后世的角度去看待。但谥号的视角是本国，拟定的时间是在新亡后不久。所以“襄”这个字，代表的是齐襄公薨逝之后，齐国内部对他的评定。

仔细分析一下历史记载中齐襄公所做的那些荒淫无道的事情，会发现绝大多数事件指向的后果，都是对齐国的发展有助益的。

弑鲁桓公

鲁桓公带着夫人文姜去齐国访问，齐襄公和妹妹文姜旧情复燃，被鲁桓公发现，斥责了文姜。

文姜就跑去向哥哥齐襄公哭诉，齐襄公一怒之下，设计杀害鲁桓公。

如果仅看事件本身，杀鲁桓公是一个突发的偶然事件。但是，把偶然的事件放到历史背景中，又可以品出别的意味来。

在齐鲁的这次外交事故中，有一个因素自始至终没有被提及，可它对事件的影响又是不容忽视的——纪国。

齐国与纪国，有九世血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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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哀公

“周夷王三年，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此乃国耻，大约齐国的几代君主在少年时期，都接受过这种复仇教育。只不过到了齐襄公这一代时，才终于有实力去实施复仇计划。所以后来汉武帝谈起来北伐匈奴的时候就引用过这个例子，称：“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

此外，从现实利益的角度来看，齐国要扩张，只能先向东南方向的纪国下手，因为其他方向，不是海，就是鲁、晋、燕、卫等大国。全是硬骨头，啃不动。

所以无论是从复仇，还是从现实利益的角度来考虑，灭纪，是齐国几代人拼尽全力、反复较量，誓要达成的一项目标。

可就在国力强盛到可以开始实施计划的时候，一个拦路虎出现了，就是鲁桓公。

在鲁隐公时期，鲁国与纪国就维持着良好的姻亲关系：“隐公二年，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卿为君逆也。”

到鲁桓公即位时，齐对纪日益紧逼，纪侯曾经向鲁国求援——让鲁国出面求周王室来调解齐纪的矛盾。鲁桓公拒绝了。“桓公六年，夏，会于成，纪来咨谋齐难也。冬，纪侯来朝，请王命以求成于齐。公告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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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桓公

从他后面的作为来看，鲁桓公不是不愿意帮纪国，而是知道周王室已无平难的能力。

虽然没有直接请周王室出面调解争端，但鲁桓公促成了周王室与纪国的联姻，使纪国在名义上有了一个天大的靠山：“桓公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凡诸侯之女行，唯王后书。”

到周庄王二年（前695年），鲁桓公把齐侯、纪侯叫到一起会盟，让他们俩别打了：“桓公十七年春，盟于黄，平齐、纪，且谋卫故也。”

这里鲁国的态度就很明显了——直接以外交手段加军事威慑，阻碍齐国吞并纪国。

这次会盟，肯定是触怒了齐襄公。于是就在这一年的夏天，齐国入侵了鲁国的边疆，两国爆发了一次小规模的战争：“桓公十七年，夏，及齐师战于奚，疆事也。于是齐人侵鲁疆，疆吏来告，公曰：‘疆场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姑尽所备焉。事至而战，又何谒焉？’”

一年后，也就是周庄王三年（前694年），鲁桓公薨逝在了齐国：“桓公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于泺。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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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桓公

根据这样一条时间线可以看到，齐鲁的矛盾已经酝酿了十余年，到周庄王二年（前695年），矛盾突然激化，那时齐襄公应该已经对鲁桓公忍无可忍，才会采取军事行为。

俗话说“断人钱财如杀人父母”，鲁桓公显然是齐国扩张之路上必须拔除的一根硬钉子，如何制服或说服鲁国，应该是齐襄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而妹妹文姜受辱骂，不过是一根导火索而已。齐襄公或许确实只是一时冲动——但在这个一时冲动背后，却是多年的忍无可忍和蓄谋已久。

在鲁桓公薨逝后，幼弱的新君鲁庄公即位，庄公虽也有保纪的想法，但已无力实施。

周庄王七年（前690年），齐顺利完成灭纪大业：“庄公四年，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

弑郑子亹

根据史书记载，齐襄公年轻时与郑国的公子子亹产生过矛盾。后来子亹即位后，齐襄公把他骗到首止会盟，因为子亹还记着旧仇，对齐襄公不太恭敬，齐襄公一怒之下把子亹也杀了：“秋，齐侯师于首止；子亹会之，高渠弥相。七月戊戌，齐人杀子亹而轘高渠弥，祭仲逆郑子于陈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称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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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形势图

和杀鲁桓公一样，这次杀子亹，背后也是有更深层次的目的的。

齐襄公需要一个对齐国有利的国际环境，所以他想把各国的国君都换成自己放心的人，在他掌国期间，干涉了三国国君的更替——鲁、郑、卫。其中，鲁君和卫君的人选，最终成功换上了他自己的外甥。

回到郑子亹的事件上来。

此时的郑国正处于动乱之中，小霸一时的郑庄公薨逝前，因为没有安排好继承人的问题，导致四个儿子争夺君位，子亹就是其一。

只要子亹在位，齐襄公就很难把郑国发展成盟友，因为私人矛盾的缘故，他害怕郑国会在背后偷偷放冷箭。所以干脆故技重施，把子亹杀掉，换一个自己放心的、或者不那么的厌恶的人上位。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也是周庄王三年（前694年）。

鲁桓公薨逝在夏四月，郑子亹薨逝在秋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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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内连弑二君，在当时的国际上肯定产生了不小的轰动。所以也能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人对齐襄公的评价是“无常”。这个“无常”，不仅仅是喜怒无常的意思，而是——不守规矩，不按常理出牌。

试着想象一下，在外交活动中，一言不合，就把对方的国君直接杀掉，这是什么行为？这种行为造成的影响是什么？不仅是各国诸侯惊惶，齐国内部也是会恐慌的。

当大家都在遵循周礼的处事原则时，忽然出现一个人，全程打乱拳，完全猜不到他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这种人就是一个极大的不安定因素。

公孙无知弑君

齐襄公的父亲齐僖公非常宠信侄子公孙无知，衣服礼仪等种种待遇都和太子一样。齐襄公即位后，降低公孙无知的待遇。后来，公孙无知联合被齐襄公外放的管至父、连称一起弑君：“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襄公绌之。二人因之以作乱。连称有从妹在公宫，无宠，使间公，曰：‘捷，吾以女为夫人。’”“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无知。”

如果站到公孙无知的立场上，猜测他的心理行为，他在目睹郑鲁二君被弑之后，心里的不安全感肯定有所增长：国君把看不惯的人一个个都干掉了，接下来，是不是要轮到自己了？鲁、郑两个好歹都是堂堂国君，都下得去手，而公孙无知只是一个臣子，岂不是想杀便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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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无知

不安日增，公孙无知又不是什么纯良本分之人，最后产生弑君行为，也不足为怪。

文章写到这里，差不多可以总结一下，从国内的视角来看，齐襄公的功绩有哪些：一、灭纪，也就是“辟地有德曰襄”。二、干涉鲁、郑、卫国君人选，为齐国谋求良好的外交环境，所谓“因事有功曰襄”。

当讨论历史人物时，经常会发现，人物的私德和功绩是很难统一的，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分而论之。

齐襄公的私德是绝对的差，但仅就齐国那几十年的发展而言，他又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君主。

前一任齐僖公和后一任齐桓公，走的都是以德服人的路线。而夹在这两位“守礼”的君主之间，齐襄公一生，干了大量的脏活，他虽为齐国谋得了实际的利益，也使齐国在天下诸侯间丧失了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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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形势图

他强国思维是“以武服人”的战国思维，但显然，在春秋时期，这种思维并不适用。因为这一时期，尚无任何一国，有灭其他大国的实力。

可以看到，春秋的战争，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多国联兵作战。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外交关系对于国力而言，是相当重要的。

后期上位的齐桓公，在一开始，也是走的齐襄公的老路，试图武力争霸。但幸而他遇到的是辅臣是管仲，管仲看清了时势，对内强兵固国，对外“尊王攘夷、存亡继绝”，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方使齐国一跃而霸。